河南上蔡县儿童主任齐小丽：600多位孩子的“胖奶奶”

　　河南上蔡县南大吴村，每到下午五点半，放学的孩子们都会跑到村东的“儿童之家”写作业，进门就是一句，“胖奶奶，我来啦。”

　　齐小丽点头，笑着应承，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作为南大吴村的儿童主任，齐小丽是村里654名儿童的“大家长”。她今年已有53岁，因身材圆润，和蔼慈祥，便得了个“胖奶奶”的称呼。

　　2010年，民政部在五个省份120个村试点设立儿童主任，南大吴村位列首批试点区。

　　自接下这份工作，齐小丽就经常在村子里入户走访，了解孩子的最新情况，帮助困难的孩子，为他们争取福利。她习惯随手把孩子们反馈的问题、自己处理完的工作记下来，11年里用完了10多个本子，背坏了好几个包。

　　收获也颇多。村子里建成了孩子们学习娱乐的“儿童之家”；多位意外受伤的困难儿童得到了补助款。她还帮100多个超生家庭的孩子上了户口。

　　齐小丽统计，村子里654名儿童中，留守儿童有107人。

　　她用自己的一笔奖金给每个留守儿童买了保险。今年，她开始发动村里的妇女们来照看留守儿童。

　　7月20日，村里放暑假的大学生也要来到“儿童之家”，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读书、画画。这些大学生里，有的来自单亲家庭，有的是孤儿。他们小的时候，齐小丽也曾帮他们办理过困难儿童的救助。

　　“我现在可有一个大部队。”齐小丽笑着给村民说。

　　“一个孩子也不能漏掉”

　　齐小丽的笔和别人的不太一样。

　　在村委会办公室，桌上摆着的都是带笔帽的笔，她特意买了能按动的，“我总得写，这样方便。”

　　她走动得最勤，记录得也最勤。墨绿色的布包里总装着本子和各种文件，笔也不离手，“哪一天走访了哪几户？处理了哪件事？哪个家庭有几口人？哪个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记在本子上。”

　　2010年5月，民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启动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中国五个省份120个村试点设立儿童主任，专人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南大吴村位列首批试点区。

　　齐小丽说，当时村里儿童的数量是768，家庭背景复杂、留守儿童多，是南大吴村的特点。那会儿她42岁，是村委会的计划生育宣传委员。

　　同年6月，她接到了这项任务，首要工作是对村子里的儿童进行摸底调查和信息登记。

　　但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超生家庭得知她要打听家里的孩子，一言不发便要送客，“都觉得这肯定是来查计划生育、收罚款的。”

　　齐小丽只能一遍遍地解释，“这是为了儿童福利，我不会利用这些信息来查计划生育的。”人们不信，背地里骂她；有的人家养着狗，狗扑上来，把齐小丽腿咬破。

　　有的村民连门都不开，齐小丽就站在外面等。

　　村民家的烟囱冒起烟火再灭掉，屋里的人开了门，齐小丽还站在门外，笑眯眯地迎上来，“你家做啥好吃的？”对方吃惊，“你咋还没走？”她就大方进屋和村民聊。

　　“今天既然到你家了，再晚我都要等你开门。”

　　齐小丽给自己定了计划，一天走访十户，不搞清楚家庭情况就不走。她原本还带着一位年轻的女子一起走访，想培养一位后继干部，但年轻人听不得那些莫须有的闲话，做了没多久就放弃了。

　　担子就全压在齐小丽身上。她倒是坦然，“我用时间去验证我做的事，用行动告诉你们我能做成。”

　　那段时间，她跑遍了村子里每一间房。不论家里有没有孩子，哪怕是单身住户，她也要去探一探。“村里寄养孩子的情况也很多，我全部排查一遍，保证一个孩子也不能漏掉。”

　　看到几个村民聚在一起聊天，她也竖起耳朵听，“听听她们是不是在聊孩子。”

　　经过走访，齐小丽发现，村子里有100多名儿童没有户口。他们多是超生的孩子，父母担心罚款，齐小丽耐心地解释，“这是剥夺小孩的政治权利。罚钱是小事，孩子没有户口，上学没有学籍怎么办？”

　　齐小丽列出名单上报，再带着材料去派出所，10个孩子是一批，户口下来后再办下一批。

　　这样的行动得到了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的支持。不过一年半，齐小丽把这些孩子的户口问题都解决了。“后来谁家有孩子了，上户口有麻烦时就主动来问我。”

　　2010年9月，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开始的时候，她负责建筑物绘图，每一户的位置、朝向，她都画得准确，有人对此惊叹，她却云淡风轻，“这都是我脚下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能再熟悉了。”

　　“我有一个大部队”

　　如今，村东面的“儿童之家”是孩子们的校外聚集地。

　　儿童之家占地4亩，院子中间有一处升旗台，四周则是成排的平房，它们被划分成了阅读室、体育健身室、文体活动室、心理疏导室和休息室，墙上满是五彩缤纷的宣传画。大门对面是篮球场，初到这里，感觉这更像一处设施完备的学校。

　　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开始之初，这里便开始筹建“儿童之家”。

　　“村子里留守儿童挺多的，邻村还发生了儿童溺水的意外，我们就想着周六周日的时候，把孩子们集中起来看护。”筹划初期，儿童之家规模小，就设在村子的学校里，只是一间30多平米的屋子。

　　大家在管理上也没经验，高年级的孩子和低年级的一起来，“有时候大一点的孩子想写个作业、看看书，小孩子一吵，也写不成。”

　　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儿童之家开始频繁搬迁，先是搬到村委会楼上、卫生室，后来又搬到文化广场。“广场来来往往的有很多车辆，小孩子做活动的时候不安全。”

　　地址没着落的时候，齐小丽一颗心也悬着，总盼着能有专属的场地。

　　这期间，诋毁、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哪有人不为自己的，她不知道受贿多少呢。”齐小丽也哭，情绪前所未有地低落，“我到底是图个啥？”

　　2017年后，通过协商，“儿童之家”搬到了现在的位置。这里本是一处废弃的幼儿园，空间宽敞，也有一定的封闭性，儿童的安全有了保障，“这么多年了，我心里踏实了。”齐小丽松了一口气。

　　她按照年级，给儿童们编成不同的班，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分批来儿童之家活动，来了后再分组，“有活动的、打球的、读书的，每个小组有一个小负责人，书看完了，负责人要把书收好。”

　　阅览室有近70平米，书架上摆着各类名著。谁家父母没时间照顾孩子了，她也打去电话，“把孩子送到儿童之家来，我来辅导。”节假日，她就给孩子们科普安全知识，告诉他们如何防溺水、报警、叫救护车，迷路的时候要找警察，走路的时候靠右边走……

　　照顾儿童的同时，齐小丽还要和家长们沟通，工作细碎繁琐，“经常夜里很晚时，电话还正在响。”此外，她还负责着儿童之家旁边的残疾老人托养中心。最忙的时候，她有两个月没回家。

　　今年，她开始发动村里的留守妇女来照看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妇女们的丈夫、子女都在外打工，她们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来到儿童之家，照顾自家的孩子，也照顾别人的。

　　7月20日开始，村里放暑假的大学生也要来到儿童之家，带着孩子上课、读书、画画。

　　这些大学生里，有的来自单亲家庭，有的是孤儿，他们小的时候，齐小丽也曾帮他们办理过困难儿童的救助，“他们长大后，我给他们讲小时候怎样困难，告诉他们要继续把知识和爱心传递下去。”

　　“我有一个大部队。”齐小丽总笑着给村民说，她觉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福利工作，“把他们扶持长大了，他们再给咱们村里儿童服务，我心里很欣慰。”

　　“留守儿童是我的心病”

　　前段时间，这些大学生正帮助齐小丽做留守儿童的统计。疫情结束后，村里新增加了留守儿童，“去年是84人，目前是107人。”

　　齐小丽每年要两次统计留守儿童的数量。春节后和麦收后，总有新的年轻父母选择外出务工，这意味着村里留守儿童的数量又要上升，“数据要实时更新。”

　　“现在是越来越多。”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带，缺少父母的陪伴，齐小丽担心这会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她常常去走访这些家庭，督促孩子们学习，“我告诉他们，不好好学习、将来可是大问题，爸爸妈妈当年不好好学习，现在只能把你们留在家里。”

　　她懂得用礼物激励孩子。考试成绩有进步的，她就送上新书包，春节的时候，给送上好看的棉服。

　　走访过程中，她发现很多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但学校老师习惯用手机发作业题，齐小丽就帮孩子把作业题打印到纸上。有时候，老人管束不到位，孩子沉溺手机游戏，她都要去劝诫。孩子想父母了，齐小丽就加了孩子母亲微信，让两人视频聊天。

　　“现在父母都忙着去打工，孩子感觉是很孤单的，缺少陪伴。”

　　齐小丽有三个孩子。多年前，丈夫因意外去世，当时小儿子只有三岁。生活很难，堂妹让她出去打工、给人做家教，一个月能赚几千块，齐小丽没同意，“那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办？”

　　她选择陪在孩子身边。2006年，她在家里办了个小型幼儿园，“无论干什么事，我不影响孩子吃饭，孩子一放学，饭菜就准备好了，只要我这个做妈妈的在家，孩子就感到家里温馨。”

　　2008年，她通过考试进了村委会，后来又开始担任儿童主任。她知道不能以自己的选择要求其他父母，但看到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她叹了一口，“这是我的心病。”

　　除了留守儿童，她也挂念着很多困境儿童，“低保家庭，孤儿、单亲、患大病的、父母服刑的。”如果又恰巧处在叛逆期，这些孩子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斌斌（化名）的父亲因病去世了，这对他打击很大，今年初三毕业的他没考高中，想要去学修车，齐小丽帮他联系了基金会，给了他免费外出学习的机会，但斌斌犹豫了，想留在本地县城。

　　齐小丽知道孩子的想法，“他母亲一个人挣钱不容易，他想一边学习一边挣钱，而且孩子攀比心比较强，看到同学打工一个月能挣个几千块，他也不想比这个低。”齐小丽耐心地给孩子讲道理，引导他，在该学习的年纪好好学习，以后才能挣得更多。

　　12岁的琪琪（化名）父亲在服刑，母亲也早已离家，家里只有奶奶照顾她。奶奶脾气不好，看到琪琪在看手机，不论她是在查作业题还是玩游戏，总会大声批评她。琪琪放了学不爱回家，也总是跟奶奶吵，“怎么不让我妈把我带走？”

　　这样的孩子是齐小丽的重点关注对象。

　　齐小丽会告诉老人该如何与孩子沟通，“老骂她容易叛逆，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得常夸夸孙女，她学习的时候就得夸她棒。”她也时常找孩子聊天。琪琪爱和温声细语的“胖奶奶”讲心里话，说自己想要一件漂亮的棉衣，齐小丽答应她，“你好好学习，今年春节我就奖励你一件棉袄。”

　　“村里真正的好人”

　　去年年底，因为工作表现良好，村委会给齐小丽发了一笔奖金，有8500元。她都拿了出来，给村子的107位留守儿童每人交了100块钱的综治保险费，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又有了一层保障。

　　村民也越来越认可她的工作，有人说她“是咱们村真正的好人”。齐小丽的工作顺利了很多，村民、孩子遇到困难，开始主动找她反映情况。“孩子得脑瘤了，或者医保交不起了，都来跟我说。”

　　十余年来，她觉得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平稳了。照旧每天早上4点50分起床，6点前骑着电动车赶到儿童之家，回复家长们的信息，处理工作，陪陪孩子们，想想今天该跟进一下哪位儿童的情况。

　　最近，她还想着要给孩子们买电子琴，帮村里的孩子培养一下兴趣爱好。

　　回想起当初的质疑声，齐小丽甚至有些感激，“也算是一种动力。”她的应对方式就是处理问题，为孩子争取权益，“把事情办成，就不再委屈了。我知道上级政府都很支持我。”

　　上蔡县民政局儿童福利部主任孙继承告诉新京报记者，上蔡县实行儿童福利三级服务体系，“设立县级福利指导中心，下辖26个乡级福利指导站，指导站下辖460个村级福利服务点，每个服务点都有一位儿童主任，一般由村妇女主任或计生专干兼任，并逐步建立村儿童之家。”

　　在整个上蔡县，一共有460名像齐小丽一样的儿童主任，负责着辖区内的困境儿童救助政策宣传工作，帮助困境儿童解决基本生活困难。

　　南大吴村“儿童之家”对面，夏天的傍晚，球场上总是聚满了来打篮球的男孩子们，他们声音洪亮，专心致志地与队友配合着传球、投篮，不畏缩，也不鲁莽。

　　其中很多孩子都在“儿童之家”的陪伴下长大，齐小丽注视着，认出那些稚嫩又熟悉的面孔。

　　新京报记者 彭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