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儿童主任

　　距离镇雄县城十余公里，螳螂村藏在层峦叠嶂的深山里。

　　中午时分，村里的儿童之家活动室，纸飞机在孩子们头顶飞来飞去。在同一片天空下，他们长期被贴上“贫困”“留守”“困境”的标签，原生家庭的种种不幸，在这些年幼的孩子身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为了他们，自2017年以来，这个云南省第一人口大县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实验”：县民政局引进社会资金，在262个村（社区）分别配备一名儿童主任，儿童之家下沉到村里，解决困境儿童救助兜底保障问题，探索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路径。

　　“儿童主任”起源于2010年5月，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启动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涉及包括云南在内的五省（自治区）12县120个村，惠及近8万名儿童。到了2016年，“儿童主任”模式正式列入中国儿童福利保护事业发展战略。

　　如今，这支队伍越来越被重视。2021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首个文件，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配套政策和重点任务，其中提及，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名儿童主任，并首次提出实现专人专岗。

　　推行四年后，随着更多新力量加入，镇雄县的儿童主任队伍正在迈向新的阶段。

　　山村里的“家”

　　小雪扎着两根辫子，皮肤晒得黝黑，穿一件背背裤，安静地坐在凳子上折星星。几个玩得要好的同学围着她，剪刀、固体胶、彩色蜡笔在她们中间传递着。

　　她们都是螳螂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这所学校坐落在镇雄县赤水源镇的西北面，属于高寒山区，在大山的包围下，连地图软件都很难搜索到它的存在。但这样一所山村小学，却容纳了螳螂村9个村民小组的500多个孩子。

　　螳螂村更像是被外界遗忘的角落，很多村民们靠种几亩玉米地和马铃薯过日子，青壮劳力们也大多去了外地打工。镇雄县政府网站信息显示，截至2020年4月20日，镇雄县已转移就业劳动力66.27万人，占劳动力总数77.83万人的85.15%。

　　10岁的小雪已经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父亲在村子附近的工地做小工，早出晚归，她每天走半个小时的山路上学，孤独伴随着她的童年。用她的话说，“去山里摘一次果子就很开心了。”

　　螳螂村的儿童主任陈聪见过许多像小雪这样的孩子，发现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不爱与人交流。当陈聪第一次走到这些孩子的家里时，她们有的钻进门缝里，怯生生地望着她；有的躲在爷爷奶奶身后，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的；还有的因先天残疾，只能愤怒地摊在床上乱写乱画。

　　陈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这些孩子并不是不爱说话，而是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久而久之，将自己封闭起来，见到外人就认生。

　　在山区，人们对于孩子，更多地考虑“今天吃饱了吗？”爷爷奶奶早上要去干活，出门前把饭菜放在锅里，孩子放学回家后自己热着吃。吃饱后，他们或许还要帮着干农活、照顾弟弟妹妹。

　　山区不像城里，没有专门给儿童玩耍的场所。陈聪向螳螂小学借了一间闲置教室，改造成儿童之家。这里以玩乐游戏和主题教育活动为主，提高儿童情感认知以及社会交往能力。走进教室，故事绘本、积木拼图、轮胎等玩具靠墙排开，黑板上还贴满了手工作品。

　　她想让这群留守儿童释放天性，学会表达，听到他们说出“我要XXX”“我不要XXX”，而不是“哦”“嗯”“是的”这样的“三件套”回答。

　　陈聪记得，四年前，儿童之家刚开放时，很多孩子已经走到了门口，却迟迟不敢迈进来，一群人扒在门口围观。而如今，每天吃过午饭，就有小孩守在儿童之家门口，等陈聪来开门。

　　7月2日中午，儿童之家的活动又在喧闹中开始了。陈聪俯下身子，抛出一个问题，“昨天是什么日子？”或许是因为学校组织师生观看过建党百年大会的直播，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党的生日”。

　　她掏出手机，找了几张建党主题的图片，有五角星、红旗，上面还写着“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一个小孩突然贴到陈聪的耳边，“为什么是祖国母亲，而不是祖国父亲？”陈聪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她很高兴，因为这里的孩子有了向她发问的勇气。

　　特殊的救助

　　从镇雄县城出发一路驶向西北，地势忽高忽低，房屋东一处西一处。一片坡地后面，长满杂草的老屋，就是小雪的家了。

　　老屋已经住了几十年，墙体斑驳。边上有一间危房改造的新房，看起来更结实、敞亮，但外墙还没粉刷完。

　　陈聪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小雪时的画面。那是2017年的一个冬日，她在小雪家门口叫了几声，没有人应答，推开门，看到小女孩一个人在昏暗的屋子里，衣服又薄又旧。因为刚洗完头发，后背湿了一大块，脖子上还有泡沫没有冲干净。

　　她把手伸进小雪洗头的盆里，发现水已经没了热气。陈聪赶紧倒上一壶热水，帮小雪把头发又冲了一遍。这是陈聪第一次来，小雪感到陌生，远远地站在一旁，打量着眼前这个阿姨。

　　陈聪后来得知，小雪一家曾是螳螂村的贫困户、低保户。母亲在一次外出打工后，与家里断了联系，爷爷逝世多年，年迈的奶奶住在别处，慢性肝炎缠身的父亲成了小雪唯一的依靠。小雪还有个堂姐，一直生活在小雪家，平日里，父亲在工地上干活，姐妹俩互相照顾。

　　早在2016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对因家庭经济贫困、自身残疾、监护缺失或失当而陷入困境的儿童，实行困境儿童分类保障。

　　陈聪最近做了一个统计，螳螂村共有1617名儿童，其中留守儿童372人，困境儿童57人。她很清楚，这些孩子需要细致、人性化的帮扶。

　　7月3日上午，陈聪去家访时，特地准备了一双跑鞋和外套送给小雪。进屋后，陈聪看到小雪的指甲缝里长出了黑斑，头发也显得凌乱，她蹲下身子，帮小雪烧水洗手、梳头。

　　这样的家访，陈聪已经进行过许多次。最初，陈聪问小雪，“妈妈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小雪怎么也不回答，甚至与她保持一定距离。两次、三次、四次，小雪都没有真正接纳陈聪。

　　“到底该怎么走进孩子的内心？”时间长了，她总结出一套方法：要先和孩子做朋友，交流时得俯下身子平视；不管她的想法对与错，都要认真倾听。过了半年，小雪开始敞开自己，还把自己的梦想写在纸上，悄悄递给陈聪。

　　“谁把棉衣递到儿童手中呢？”

　　陈聪今年32岁，高高瘦瘦的，披肩散发，说话轻声细语。在成为儿童主任之前，她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方向。

　　她在镇雄县的农村长大，中专没毕业就退学了。成家后，她和老公一起外出打工，电子厂的流水线、酒店前台、饭店服务员，她都干过。每次离家前，陈聪都得把三个孩子交给外婆照看，然后自己偷偷离开。

　　在外打拼的日子里，每当看到有父母接小孩放学，有说有笑时，陈聪都会想念远在老家的孩子。她逐渐意识到，比起物质、金钱上的满足，孩子更需要陪伴和关爱。2015年，陈聪回到老家，决心陪在孩子身边。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村里打听到，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在她们村试点，招一名儿童主任，要求有爱心、喜欢孩子。她认为自己挺符合要求，就报了名。

　　这原本是一家针对经济困难的大病患儿提供医疗救助及服务的公益组织。理事长丁珊回忆说，2016年前后，她发现，很多福利院的孩子申请她们的医疗救助项目——这些孩子背后的家庭和她想象中不太一样：父亲死亡或重残，母亲改嫁，不再对其子女履行监护义务——在民政部的文件中，这个群体被称为“事实孤儿”。

　　这一群体真实而庞大。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0-14岁儿童总数为2.22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6.60%；0-18岁的未成年人总数为2.79亿，占人口总数的20.93%。其中半数以上儿童分布在农村地区。除了57万孤儿，全国有61万在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儿童，加上其他类型的困境儿童，民政部估计全国困境儿童数量大概有数百万。

　　2016年底，她专门跑到山区和高海拔地区做调研，在镇雄县的一个村子里，一位热心人士告诉她，因为家庭矛盾，有个儿童被继母拴在猪圈里，丁珊很困惑，“为什么没有人报警？”

　　丁珊和项目组调研发现，在偏远山区，因为贫困，有的小孩正餐就吃一点发芽的土豆，或者办酒席剩下的汤汤水水。除了营养跟不上，有的母亲以外出打工为由抛下自己的未成年子女。

　　“一下子打开了我们对儿童救助的认知，这些事实孤儿的现状，同样值得人们关注。”丁珊也是一位母亲，她开始意识到，山区儿童的困境并不只是物质生活，儿童救助与保护的重要性被忽视。

　　但怎么帮到这些孩子，一开始，丁珊的心里也没底。镇雄县是云南省第一人口大县，总人口169万，留守儿童、困境儿童问题比较突出。时任镇雄县委书记翟玉龙曾在民政部门工作过，很重视儿童工作，一番合计后，丁珊所在的机构与镇雄县民政局形成了共识，“必须要有人专门来管村里的儿童工作。”

　　招儿童主任的主意怎么看都是一件“奢侈”的事。当时还有人不理解：与其把钱“砸”在儿童主任身上，不如给儿童买一件棉衣。但丁珊有自己的考虑，“没有儿童主任，谁把棉衣递到儿童手中呢？”

　　丁珊和项目组决定进村，在困境儿童集中的村或社区做试点，选拔一名儿童主任，经过培训后上岗，每个试点村都办一个儿童之家，交给儿童主任运营，让她们陪在儿童身边。儿童之家采取了一种节约成本的方式，借用学校的闲置教室，村委会活动室和一些废弃的社区空地等。

　　四年过去，眼下镇雄县262个村（社区）都已经开办了“儿童之家”。今年上半年，镇雄县民政局还投入资金131万元，为每个村（社区）补充购买了娱乐设施。

　　最后一公里

　　事实上，“儿童主任”已经在国内走过了11个年头。

　　早在2010年5月，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就共同启动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五个省区十二县的120个村做试点，每个村设一名儿童主任。2015年，民政部将“儿童主任”项目扩展到全国更大范围。一年之后，“儿童主任”模式正式列入中国儿童福利保护事业发展战略。

　　“当时，政府出台了很多儿童福利和救助的政策，但是很多家庭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政策，儿童就没办法受益。”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黄晓燕长期研究社会政策与儿童福利方向，她曾参与“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的调研，她说，要想打通政策递送的“最后一公里”，就需要一个人长期在儿童身边。

　　这支队伍的定位就是满足儿童最基本的福利和救助需求，他们活跃在田间地头，也被称为“赤脚社工”。

　　2018年加入儿童主任行列的陈孝斌，此前有一份在镇雄县铁厂村委会的工作。相比陈聪能和孩子打成一片的亲和力，陈孝斌则更像一个长辈，凭着多年的扶贫和民政工作经验，把福利政策更有效地递到困境儿童面前。

　　在他们村，有一户家庭，父亲因盗窃入狱，母亲撇下正在读小学的女儿王梅（化名），从此失去联系。2017年的一天晚上，王梅发高烧、呕吐，70多岁的奶奶带着孩子看病，家里拿不出钱来，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也凑不够医药费。

　　他们只好求助村委会。在陈孝斌的帮助下，村委会给小女孩申请了1000元的临时补助，镇雄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又挤出办公费用，以单位名义给予了5000元救助金。几个月后，小女孩出院了，能正常上学了。

　　除了儿童主任这个身份外，陈聪现在还是村委会委员、共青团书记，工作量大，她常常骑着电动车上门家访，忙到天黑才回家。好在女儿很支持她的工作，不会因为妈妈去陪别的孩子而耍小性子，她甚至会跟着妈妈一起陪孩子玩，这是让陈聪欣慰的地方。

　　陈聪说，以前在外面打工比现在挣得多，之所以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坚持着，因为自己在这里确实学到了东西，改变她对生活的态度，对这群孩子也有了感情，“我要是走了，他们怎么办呢？”

　　2021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首个文件，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配套政策和重点任务，其中提及，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名儿童主任，并首次提出实现专人专岗。

　　镇雄县在招募和培养儿童主任时，并不局限于村委会成员，更多来自于本村村民，绝大多数儿童主任具有初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为了提高工作积极性，项目组还给试点村的儿童主任开出每月1500元的底薪。此外，每隔一个月有一次例会，所有儿童主任会从各自的行政村集中至镇雄县民政局进行培训学习。

　　随着项目越来越专业化，48岁的陈孝斌开始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他期待着村里能有更多年轻人来接力，一起帮助困境儿童走出孤独世界。

　　新京报记者 金贻龙 实习生 朱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