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碳”究竟：最大碳市场摸石头过河？

　　经过十年试点，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

　　7月16日9时30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首笔全国碳交易成功，价格为每吨52.78元，总共成交16万吨，交易额为790万元。

　　所谓碳交易，就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当做商品来进行买卖，需要减排的企业会获得一定的碳排放配额，成功减排可以出售多余的配额，超额排放则要在碳市场上购买配额。其目的是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达到控制碳排放总量。

　　首批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超过了2162家，这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全国碳市场如何运作？如何形成合理的碳价引导企业减排？未来碳税是否会推出？双碳目标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围绕这些业界关心的问题，新京报邀请了安徽大学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诗一，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张中祥，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三位嘉宾进行讨论。全球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启动，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未来全国碳市值有望达2500亿元

　　目前交易量与欧盟比相差不少，需要抓紧金融属性，摸着石头过河

　　1、为何要建设统一的全国碳交易市场？

　　陈诗一：从前期地区性试点情况来看，约有总碳排放量的5%在碳市场进行交易，全国统一碳市场成立以后，这个比例会提高，可能有10%进入碳市场交易。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发展，交易量会越来越大。

　　据估算，全国碳市场启动前几年，每年的碳交易量会达到4亿-5亿吨。若按照平均50元/吨的价格计算，碳市场总市值将会达到200亿-250亿元。未来如果进一步引入衍生品机制，放大杠杆，假设放大十倍，年交易量将会达到40亿-50亿吨，碳市值也会达到2000亿-2500亿元。

　　目前我国碳市场主要还是配额的现货交易，无论交易量还是市值都不够高。未来，要把碳金融市场同步发展起来，比如基于配额的期货期权市场，甚至还可以开发一些担保、融资产品。有了这样一个碳金融市场的杠杆放大作用，碳市场的交易量、市值才能成倍放大，市场流动性才能起来，碳定价才是比较客观的定价。碳市场和碳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体的，未来期待投资机构、投资者能够参与到碳市场中来。

　　张中祥：中国的碳覆盖量是最大的，总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而2005年欧盟碳交易开始的时候，碳覆盖量21亿吨，第三阶段（2013年-2020年）一级市场碳配额总量每年消减1.74%，2021开始第四阶段(2021年-2030年)的碳配额总量为16.1亿吨，并且每年消减2.20%。

　　只能说中国刚启动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覆盖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大的，但并不是交易总额最大的市场。按商业市场理解，中国离最大的碳市场还很远。

　　欧盟碳市场主要是以期货交易为主，现货交易只占每天期货成交量的一小部分，但配额交易量每天仍高达300万吨左右，全球80%以上的碳交易都是欧盟的市场，中国现在还是达不到该交易体量。

　　2、全国碳市场发展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如何进一步完善？

　　孙明春：全国碳市场7月16日的交易量为410万吨，7月19日的交易量为13万吨，如果取中值100万吨计算，一年250个交易日，年交易量为2.5亿吨。8个地方试点碳市场去年的交易量总共为1.3亿吨，全国性的碳市场成立后，最少的情况下可能比原来地方试点多上两倍至三倍。中国碳市场的规模与欧盟的81亿吨相比还差得很远。

　　陈诗一：碳市场的重要性也体现在通过形成碳价格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对于企业来说，有了碳定价之后，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要进入它的成本，如果它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减排，多余的配额可以卖出去，这改变了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同时通过碳市场来吸引更多资金流向低碳节能减排的产业，从而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

　　碳市场还需要解决一个难点问题——碳数据的核查，碳市场将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或许可以快速测算每个企业、个人的碳排放，这将为整个市场重新设定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碳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碳定价，使其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生产要素。有了碳定价后，将会改变每个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改变企业的利润观，未来可能企业生产的都是绿色产品。

　　3、对比欧盟碳市场交易，中国可以从中吸取哪些经验？

　　孙明春：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性的市场，其涵盖的行业更多，除了电力以外还有制造业和其他行业。这个交易体系覆盖的碳排放量占欧盟碳排放量的40%，与中国的电力行业在总碳排放中的占比相似，但是欧盟碳市场的交易主体不一样，不只是配额分配的企业参与交易，还有很多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形成的是一个有金融属性的碳交易市场。

　　中国的碳市场如果只是电力行业的企业参加，活跃度是有限的。因此，未来最重要的是扩大碳市场的参与主体，从电力行业拓展到更多的行业，同时要允许一部分其他主体参与，比如自愿减排或者自愿购买CCER的企业，或者金融机构、个人。

　　欧盟的碳交易体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欧盟自2005年开始有碳市场，一开始1吨碳大概15欧元，后来发现配额分配过多，到全球金融危机时又出现需求问题，因此直到2018年欧盟碳市场运行情况都不是很好，交易价格最低只有5欧元。

　　2015年时欧盟推出了一项改革措施，把每年碳配额的一部分回收到一个池子里做储备，形成市场储备机制，当市场流通量下降到比如低于4亿吨以后，就从储备池中向外释放配额。再加上一些其他机制的调整后，欧盟碳市场的交易价格逐渐升至52欧元。欧盟的例子可以看出，对于各国来说，碳市场的建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也不能强求一步到位，中国可以先把碳市场建起来，再逐渐完善，但是要抓紧金融属性，才能发挥市场机制，形成客观的碳定价。

　　碳价、配额核定需市场调节

　　碳价如果太高，企业会承受不起。煤电不会马上淘汰，电价需要调整

　　4、中国碳市场未来价格将会如何变化？

　　张中祥：碳定价主要基于三个因素。第一，它是一个政策市场，政府发放配额的宽松对碳价影响较大。

　　第二，覆盖部门的多少和差异性。覆盖的行业越多，企业异质性也越大，企业减排成本之间的差距可能越大，相互间的碳交易会越多，则有利于在总的减排目标下降低总的履约成本，最大化发挥碳价格的激励约束作用。如果仅仅是电力部门，碳成本又不能向下游传导，那么碳价太高，煤电厂承担不起；但定价不高的话，又很难促进节能减排。

　　第三，跟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有关。CCER成本低。虽然国家规定的排放交易规则中允许使用，但发改委2017年已经暂缓了这些项目的认证跟发放。

　　我个人更倾向实施可操作性强的碳定价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者减少碳排放或者为碳排放买单。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既能解决碳减排问题，同时金融机构可开发碳金融衍生品，最终回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孙明春：从市场供需来看，未来长期碳价变化的方向肯定是上涨，但是第一年的情况无法预测。关于配额给得多还是少，可以用市场来测试，这也是市场的功能，如果配额给得太多了，价格就会下降，这就告诉我们明年配额就要减少。欧盟有一种“rule based”机制，就是用规则去调整市场，一开始设计好规则，让市场参与者提前知道市场变化后将会如何调整，我们可以学习这种机制。最重要的是明确规则，政府减少干预，让市场形成价格。

　　5、碳交易电力先行，火电企业是否将退出历史舞台？

　　张中祥：中国煤电厂的效率不低，全国仍有10.8亿千瓦煤电装机在运行，而且绝大部分是最近十几年新建的。电厂寿命通常是30-40年，所以国内大量电厂还有20-30年的运行寿命，让这些机组提前退役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机组运行年龄更短。

　　从理论上讲，欧洲主要是通过煤电成本升高引导了电力行业内部之间的结构调整。但中国的电价是国家制定的，煤电成本上升，的确可以增加新能源的竞争力，但如果碳成本由发电企业独自承担传导不到下游，一方面，这可能影响碳价达到一定的合理水平；另一方面，碳价格信号无法真正在电力消费侧发挥作用，达到倒逼下游产业与企业进行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目的。

　　如何既能够帮助国家完成双碳目标，又不让这些煤电厂全部退役掉？现在大家认识的煤电在系统中的定位将逐步向电量和电力调节型电源转变，将更多地承担系统调峰、调频、调压和备用功能。不会马上淘汰，通过做调峰降低利用小时，保障现有大部分煤电机组20年至30年的运行年限，并在2050年左右实现煤电全面退出，2060年前实现一定规模的负排放，支撑整个能源系统实现碳中和。同时，不能够再建新的煤电厂了。

　　6、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电价是否会上涨？

　　张中祥：从国家角度来讲，电价需要调整，需要让电价跟碳市场价格有个协调，生产端和消费端都需要发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非二氧化碳气体涉及的“碳”很难降下来，如果达到一个程度的话，再往下减的话减排成本陡增，可能对经济影响较大。这意味着电力部门要承担更多责任，在达到零排放之后，未来还要有负排放来消纳非二氧化碳气体。

　　在这个过程中，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非常重要，目前该技术理论上讲得较多，但大规模使用成本过高。如果把该技术作为保底技术，不至于让这些煤电厂过早地搁浅，也就对经济影响不会那么大。

　　碳市场比碳税更有效率

　　如果征碳税，税率如何确定是一个难点问题

　　7、迟迟未推出的碳税在全国碳市场启动后是否会面世？

　　孙明春：碳交易市场和碳税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如果能通过碳市场解决碳排放的问题，就通过碳市场解决，如果碳市场解决不了，再考虑征碳税。

　　一方面，很多地方税收上来之后可能会用于其他用途，但碳市场的交易产生的资金，主要还是用于减碳，买碳配额的企业把钱交给了那些减碳的企业，来源于碳排放也用于减少碳排放。如果碳税被滥用，不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未来的碳市场将不断扩容，如果科技企业、自愿减排企业、碳汇企业都纳入进来，有些企业是负排放，在税体系之下就无法激励这部分企业。而在碳市场，就可以通过卖碳配额得到激励。由此来看碳市场更有效率。

　　此外，如果征碳税，税率如何确定是一个难点问题。碳市场是通过市场来定价，只要市场有效率，定价就会传递出价格信号，告诉我们碳配额的合适价值。但是碳税的确定多少含有主观成分在其中，很难知道什么水平才是最佳税率。

　　张中祥：选择碳排放交易而不是环境税/碳税与环境法有关。根据当时环境法，企业只有超标才违法。既然超标才违法，那么环境税/碳税要求排放任何一个单位都需要交税，显然不符合环境法。到2015年1月修改的环境法实施以后，严格意义上讲实施环境税才有法理基础。

　　不过，实施环境税还需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设立环境税税目、讨论通过后才能实施，这些都需要时日，无法满足利用市场手段实现城市低碳发展迫切需要。碳排放交易是一个灰色地带，恰恰可绕过实施环境税/碳税碰到的问题。所以国家发改委2011年10月批准的7个低碳试点城市从2013年6月起陆续开始试水碳排放交易。

　　201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客观上讲，环境保护税刚开始是费改税，没有达到效果，环保税法明确，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被列为应税污染物，没有把“碳”包括进来。

　　考虑减排效果和行政执行成本问题，碳排放交易比较适合集中大的排放源。如果都是一些“点”、都是非常“小”的排放源的话，实施碳排放交易行政成本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征税系统来征收碳税。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目标不断提高，需要所有人参与，所有部门行业都覆盖才能实现国家总的节能减排目标的时候，那些实施碳排放交易行政成本非常高的部门行业就需要通过碳税来激励减排。我们已经有环境保护税法，再把碳纳入应税污染物，碳税也就出台了，我非常有信心。

　　消除阵痛需科技创新与政策支持

　　实现双碳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能源结构要变化

　　8、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如何看待双碳目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陈诗一：一边是碳中和目标，另一边是经济目标，中间的桥梁是能源系统。2060年要碳中和，2050年中国经济要进入现代化，两个目标都要实现，互为约束，对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很严格的倒逼。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到2050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约4万-6万美元，也就是说到2050年GDP要翻两番。但是要保持经济增长，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能源投入。

　　据测算，到205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可能还要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不能继续快速增加，这就意味着能源的结构要发生改变，石化能源比例要下降，要用非石化能源进行代替，才能保持经济增长应有的投入。从电力系统来看，能源的总消费量维持不变，用电量可能还要增加，到2060年电力消费可能要增加3-4倍，这就意味着发电能源不能是煤电。

　　这些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碳排放结构、能源结构要有非常巨大的变化。

　　双碳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要实现双赢，必须依赖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包括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进步，要使它的使用成本低于煤电成本；还包括传统高排放行业的升级，比如有些行业不能用新能源代替，就需要进行技术的改造，例如加入节能减排、低碳技术；还包括煤，未来完全去煤化也是不现实的，要考虑安全问题，煤可以做煤化工、煤制氢，也有些清洁化的技术需要投入。

　　9、如何看待双碳目标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陈诗一：制造业最主要的就是高碳排放的行业，短期内会受到冲击。但是长期来看，我们要改变观念。全球的碳约束都在增强，全球温升不超过1.5度的温控目标，以及碳中和的目标，对所有国家的约束都增强了。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目标也是很强的，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从以前的发展模式做出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了一个很有潜力的生产要素，就是碳要素。比如我国的西部地区有很好的风能、光能资源，可以通过碳配额交易，卖给东部换钱，就可以发展本地的经济。因此，双碳目标的约束，改变了传统的投资模式。从长期来看，双碳目标会催生更多节能减排行业，推动传统行业的升级。

　　张中祥：对企业来讲，碳成本增加短期肯定有一些阵痛。但也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的机会。

　　政府出台政策既不能忽略企业可能的短期阵痛，但也不要被企业可能放大的情绪所影响。其实，环境成本、碳成本只是影响国际竞争力和产业链转移的部分因素，营商环境、市场大小、生产要素成本、汇率等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影响更重要。

　　到目前为止全球140多个国家都承诺了碳中和目标，为此所有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成本增加。因此每个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跟以前也许没有什么差异。欧洲、美国等国家可能成本增长得更多，中国可能会因为技术进步快从而提高竞争优势。

　　中国承诺2060年碳中和目标远远超过国内所有人的预期，但是早承诺可以很好地把这个信号传达给地方、企业，让它们在经济、投资、技术、环境等方方面面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综合考虑，把可能的影响和损失尽量降到最小。

　　10、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宏观政策可以起到哪些作用？

　　陈诗一：从财政政策来看，双碳目标仅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政府可以成立引导基金，例如我国去年成立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主要用来对低碳绿色企业进行投资。政府资金投入可以改变投资者对项目成本收益的认知，帮助其重新认识绿色项目。通过成立引导基金、种子基金，可以把企业投资、社会投资吸引到低碳绿色的项目中来。

　　另一个重要的方式是碳税。碳税与碳市场是两种市场机制的政策。碳市场主要针对发电企业这样规模比较大、数据好测算的企业，还有一些行业，比如交通运输部门，可以通过征收碳税来促进碳减排。未来碳减排的范围要扩大，碳税和碳市场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孙明春：在减碳上，政府应该提供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是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二是规则、政策体系，让市场发挥作用。只有把私营部门引入进来，市场才能可持续，才有创造力，必须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如果没有市场提供的激励机制，很难有快速的科技创新。碳市场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一种补贴机制，本来是由政府提供补贴，现在变成市场参与者之间互相补贴，高排放的企业补贴低排放的企业，于是低排放企业就有激励来降低排放，这就会激励创新。总的来说，政府起到的是“搭台子”的作用，真正的主要角色还是私营部门，私营部门进来之后，科技进步、成本下降的速度要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 顾志娟 胡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