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社会抚养费，顺应现实与民心之需

　　■ 社论

　　取消社会抚养费，与政策趋势相合，与社会期许同向，顺应了现实与民心之需。

　　征收多年的社会抚养费，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据新京报报道，7月20日，《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对外发布。《决定》在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中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消息一出，引发强烈反响。

　　取消社会抚养费，无疑是我国生育政策嬗变的标志性节点。在“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背景下，取消社会抚养费既对生育政策包容性做了注解，也呈现了风向标式意义。

　　生育政策，关乎民生，兹事体大，其沿革当顺应规律，也照应人心。而社会抚养费的取消，就顺乎理也合乎情：于理而言，社会抚养费本就是阶段性生育政策的产物，如今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于情来讲，在三孩生育政策出来后，很多人就担心社会抚养费的存在会反向掣肘其生育提振效果，现在这笔费用取消，许多人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

　　以行政性收费替代行政罚款，作为限制生育意愿的经济措施，社会抚养费“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功能性以往确实得到了发挥。

　　但很多“时代产物”的合理性根基，总会被“时过境迁”所撼动。如果说，早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不统一、去向不明晰等问题的出现，还可以通过《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修订去解决，通过统一征收标准、规范征收主体、增加征收程序并进一步明确“收支两条线”去治理，那时至今日，社会抚养费的功用跟生育政策指向性已难以兼容。

　　从形势上讲，取消社会抚养费是优化生育政策的应有之义。今年5月，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就提到，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约为1200万人，此外，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这已是我国出生人口连续第四年下降，再考虑到生育率“跌跌不休”趋势难逆，国家生育政策与之对应地呈现了越来越包容的态势，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到修改“超生即开除”规定，再到全面放开三孩等，其脉络已相当清晰。取消社会抚养费，与之一脉相承。

　　从实用层面看，征收成本高但收益并不大，也让社会抚养费的收取越来越尴尬。更何况，在生育政策放开窗口期“抢生”该不该收，河南产妇第三胎生下“四胞胎”又该不该收，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再牵扯着社会神经，也给末端执行者提出了难题。而取消社会抚养费，让这些难题迎刃而解。

　　与政策趋势相合，与社会期许同向，取消社会抚养费，顺应了现实与民心之需。《决定》中提到取消社会抚养费要依法依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也能减缓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波与震荡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取消社会抚养费，固然能提高很多适育夫妻的生育意愿，但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有很多，社会抚养费这笔“负担”抹掉，还会有其他的很多经济与精力负担，让不少夫妻想生也不敢生。鉴于此，配套举措必须要多措并举，更有力地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从《决定》内容看，在取消社会抚养费和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等政策“存量调整”外，国家层面还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改革”举措，如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如将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都是有的放矢。

　　适当提升生育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系统性发力。这其中，取消社会抚养费自然是优化生育政策棋盘中的重要落子，但棋盘之上，还应步步为营、接连放招，切实营造更友好更妥帖的生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