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 是妥协还是反抗？

　　1954年4月11日，据称这是史上最无聊的一天。

　　这一结果是由一名来自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威廉·康舒妥计算出来的，他用计算机程序搜索、比对了3亿条历史数据，指出这一天没有任何大事发生。

　　如果说，无聊仅仅意味着无事发生的状态，那么无聊的历史比我们想象中更久远。但当代人所面对的“无聊”，却是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在发生——一种超载、爆炸之后仍然未能被填满的渴望。

　　无聊的现代性

　　走出自然与神灵的庇佑，无聊拥有了主体性

　　当今所理解的“无聊”的确是现代化的产物。与“孤独”“忧郁”等现代性情绪不同的是，“无聊”更难以被浪漫化。无聊很少与敏感、沉静、美丽联系在一起，就如同它所指代的状态，是一种赤裸裸的空虚，引发人们联想到的词汇是厌倦、怠惰与烦躁。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不适感，无聊长久以来处于被忽视的位置。

　　直到18世纪60年代 ，英语中bore一词才开始指代“无聊”的状态。德语中的无聊（langeweile）也出现于同一时期，大概比英语早几十年。而丹麦语的“无聊”（kedsomhed）在词源上与拉丁语的“怠惰”（acedia）相关，最早也出现于18世纪前后。我们发现，这些不同语言中表示无聊的词汇大致都出现于同一时期，而“无聊”的使用与讨论频率，也在此之后有了明显的提升。

　　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下过一句著名的判词，生命是一团欲望，不满足则痛苦，满足则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而叔本华所生活的时代（1788-1860），也揭开了“无聊研究”的序幕。挪威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在《无聊的哲学》一书中考察了诸多重要的哲学家与作家对于无聊的描写。这些哲学家包括卢梭、康德、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和阿多诺；在文学领域，则包括福楼拜、托马斯·曼、贝克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波德莱尔、普鲁斯特、易卜生、佩索阿……尽管他们并非有意识地将“无聊”作为贯穿写作的主题，但无疑他们的作品都涉及无聊。而这些哲学家与作家都属于现代社会，他们的思考与感受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烙印。

　　可以说，正是伴随着现代性的产生，“无聊”才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关注、思考与批判的对象。

　　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人类或许也会感觉到无聊，但那无聊是混沌的，隐没于自然秩序之中，与迎风飘扬的柳絮的无所事事并未有本质不同。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只有贵族和僧侣更容易受到无聊的侵扰。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聊是一种昂贵的情绪，它要求充足的物质生活保障以及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说，属于“饱暖思淫欲”的奢侈品。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升与解放，人类在温饱之余的闲暇与渴望也得以扩张。启蒙理性主义的惊雷，则让人类走出了混沌的自然，推掉了上帝的庇护，开始赤裸裸地用自己的理性与世界肉搏。

　　人，作为一种个体的存在，焕发出了无限生机。无聊拥有了主体。当人类的主体性日益凸显之时，无聊才走出了混沌，成为现代人有意识的情绪体验。但当代的无聊不仅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更是被资本主义工作和休闲方式所锻造的情绪。

　　无聊的后现代性

　　从匮乏到爆炸，无聊的悖反

　　如果说前现代的无聊植根于匮乏，那么后现代的无聊则肇始于丰富。它是一种超载之后的爆炸，提示着我们人类的渴望不止于此。

　　人类从自然与神的宇宙中出走以后，便生活在了一个越来越人造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赖以运转的基础设施是人造的，从物质到精神皆是如此。我们拥有了不断加速的高铁，也建造了日益严密的规训系统。但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中，规训不只存在于外部，而是已经被人类纳入到了自身之中。城市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中认为,这致使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成了自我目的的手段。韩炳哲则用“功绩社会”来描述这一将自我变成手段的过程。

　　在规训社会中，我们战斗的敌人来自于外界，而在功绩社会中，战斗的对象变成了自身。但最危险之处，在于它总是打着自由的旗号，让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自由，实际上却在进行着自我剥削。于是，在当代人的生存图景中，无聊由一种匮乏的体验转变为了一种混杂着爆炸式的焦虑、超载与疲倦的战斗。

　　很大程度上，这种筋疲力尽的无聊与无处不在的诱惑紧密相关。在工作与休闲中，功绩主体都在不断追求着效率。它的触角不断延伸，让我们沉迷于那些信誓旦旦可以填充无聊、实则只能重蹈覆辙的娱乐。

　　多伦多大学哲学教授马克·金维尔在《解剖无聊》一书中，剖析了社交媒体与娱乐内容如何加剧了我们的无聊，让我们不知不觉间成了资本的劳工。而这笔消费并非以现金形式支付，而是以每个当代人的时间、精力和自我为代价支付的。

　　而在这一自我剥削的间隙，无聊却总能乘虚而入。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聊并非全然负面的情绪，甚至具有强烈的反叛意味。它所带来的不舒适，提醒着我们的生命尚未完全被资本与技术收编，暗示着我们必须酝酿一种更高的渴望，要求一种更好的尊严。

　　支配与抵抗无聊的艺术

　　寻找一种“更好的”无聊

　　那么，或许最实用的提问是：什么样的无聊才是一种“更好的”无聊？

　　无聊之所以难以克服，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充满渴望但又不知道如何渴望、渴望什么的空虚，它是对欲望的欲望。好消息是我们仍然充满渴望，但坏消息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渴望什么。

　　无聊提醒着我们要尊重居伊·德波富有洞见的观点。后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常规景象，就是满足之下总潜藏着更多的不满。从无聊中跳脱，意味着一种深具革命性与创造性的行为。

　　近年来，无聊与创造性的关系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教授桑迪·曼恩做过一组对照实验，结果表明，无聊有助于激发创造力，给大脑带来全新的灵感。在曼恩的实验中，他把被试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无聊组”，无聊组被给予了更加无聊的背诵任务，而对照组则没有，随后两组人都被进行创造力测试。

　　结果发现，无聊组的被试者在创造力测试上得分更高。这说明了当人长期处于无聊状态之中，反而为更多的灵感爆发提供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聊甚至是一种具有进化意义的正向情绪。它在持续刺激的网络中引发我们去做出反思和改变。

　　在这里，我们终于意识到，无聊是症状，而非疾病本身。作为一种症状的无聊，正是我们需要寻求治疗的信号。工业革命、启蒙理性、个人主义孕育了后现代的无聊。当下的挑战是：曾经孕育了当代人的东西正在将当代人杀死。当我们漂浮在无聊之中，实际是在期待着重新找回我们被抹杀的个性和目的。

　　寻回目的，意味着承认我们与无聊的斗争是一种退无可退，逃无可逃的命运。自投身于人类自身的理性以来，我们便注定无法再逃避自己，也无法再逃避意识。

　　自救，并非指望着我们能一劳永逸地击溃无聊，抑或能胸有成竹地将无聊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是带着些许敬畏，响应它持久的召唤。这不会是一场一蹴而就的斗争，而是充满缓慢与反复。但对于当代人来说，“上帝死了”之后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在对抗无聊的战争中，我们可以依靠的，唯有理智与情感，或许再加上一点运气。□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