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 落后于自己时代的诗人

　　编者按：阿尔谢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塔尔科夫斯基（1907-1989），俄罗斯诗人、东方语言翻译家。早年受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熏陶，1925至1929年在诗人协会高级文学进修班学习。二战期间参加战争并负伤，失去一条腿。1989年病逝。死后凭诗集《从青春年少到满头白发》获苏联国家奖。作为翻译家，塔尔科夫斯基翻译了不少苏联少数民族诗歌作品。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著名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的父亲，他的诗曾多次出现在儿子的影片中。

　　“白银时代”的后继者

　　“土壤般的沉重，天空般的轻飘。”这是俄罗斯研究者对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的诗歌做出的评价，听起来十分极端。事实上，也的确很难把他的写作和他的那个时代画上等号。比起其他的苏联诗人，他太“古典”了，任何试图在他的诗歌中找到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痕迹的尝试最终都会落空。“后阿克梅主义者”、“新传统主义诗人”、“俄罗斯宇宙主义的继承者”，研究者加在他身上的这些称号使他更像是一个落后于自己时代的诗人；在精神气质上，他是“白银时代”的后继者。

　　塔尔科夫斯基成长于传统的俄罗斯文学环境。他的父亲虽然在银行工作，却是一个热爱文学的民意党人，掌握8种语言，曾经出版过诗集和小说。童年时，他便跟随父亲频繁参加巴尔蒙特、索洛古勃、谢维里亚宁组织的文学晚会；创作活动的初期，他甚至还自诩为未来主义者，模仿索洛古勃、克鲁乔内赫、谢维里亚宁等人的风格，写了不少“怪异的”诗歌，以至于后来每当回忆这段往事，他都会感到锥心的羞耻。

　　尽管得益于白银时代的文学土壤，但年轻的塔尔科夫斯基并没有得到这个圈子诗人的认可。1926年，他在列宁格勒与曾经的偶像、象征主义诗人索洛古勃见面。想必塔尔科夫斯基在将自己的作品递交给偶像时，内心充满了期待。但索洛古勃读完之后评价说，它们太可怕了，不过，“也不应当完全失去希望”。更毒舌的评价来自阿克梅派的重要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他戏谑般地讲了一句话，已经把塔尔科夫斯基赶出了诗人圈子：“如果把地球分成两半，您在其中一半，而我会在另外一半。”

　　这些反馈对内心刚强的塔尔科夫斯基产生过怎样的打击，我们不得而知。但只要读一读，就是在1926年，19岁的他公开发表过的第一首诗歌《蜡烛》，我们会发现，前辈们的评价并非公允。

　　黄色的小舌四处闪躲，

　　蜡烛的泪越流越多。

　　这多像我和你的生活——

　　心灵燃着炽热，身体日渐销铄。

　　需要插一句，曼德尔施塔姆在1912年也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暗淡的正午，我们燃烧如蜡烛”，但塔尔科夫斯基把蜡烛与生命的类比延伸了。这种明朗又确切的比喻，给诗歌增加了许多鲜艳的色彩。不过，后来他的诗歌就不再是这么清晰明朗；音节仍旧是活泼而精确的，但风格开始变得庄重，带着洞察一切后的通透。社会背景被抽离到极简，他像大多数白银时代的诗人那样，经常借用世界文化中的人物和典故，来“浇心头之块垒”：

　　在母亲家中冬日的倦怠里

　　睡吧，像黑土中的一粒黑麦，

　　不再关心死亡的结局。

　　没有梦，像棺材里的拉撒路，

　　在母亲的腹中沉睡直到春天，

　　头戴绿色的花环从棺材中降生。

　　偏离苏联诗歌发展的主干道

　　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创造力蓬勃的时期，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日益上升的年代。所有在世的诗人中间，他倾心于安娜·阿赫玛托娃，并得到了她的赞赏和点拨。与阿赫玛托娃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女诗人去世，很多俄罗斯学者也都认为他是“阿赫玛托娃的学生”，但阿赫玛托娃也曾经说过，塔尔科夫斯基有他自己的特点。他的遣词造句明显比阿赫玛托娃复杂许多，不仅情节内容上追求强烈的戏剧效果，而且充满了各种语义，令人眼花缭乱；进入他笔下的文字，画面感很强，像电影的镜头一样，频繁地替换形象、色彩、情感。无怪乎诗人谢苗·利普金曾评价说：“塔尔科夫斯基远远地偏离了苏联诗歌发展的主干道。不仅远离马雅可夫斯基，甚至离帕斯捷尔纳克也很远，他整个人都沉浸在白银时代的某一个角落里。”

　　翻开塔尔科夫斯基一生的履历，他并不算那个时代批逆龙鳞的典型；甚至在他出色的翻译生涯里还曾接到过官方的邀请，将斯大林青年时写的格鲁吉亚语诗集翻译成俄语（后来这个方案因斯大林的叫停而未能成行）。不过，也正是由于包括政治在内的一系列原因，直到1962年，他的第一本诗集《落雪之前》才得以出版，诗集上印着几行小字：价格14戈比，印数6000册。那一年，他已经55岁。

　　在大部分时间里，诗坛中的塔尔科夫斯基像饭桌上插不上话的宾客，长久的沉默让他鲜有存在感，“塔尔科夫斯基”这个家族之所以蜚声俄罗斯甚至全世界，只是因为他做导演的儿子——就在老塔尔科夫斯基出版第一部诗集的同一年，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凭借《伊万的童年》在威尼斯获得了“金狮奖”。就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而言，他最知名的身份是诗歌翻译，每天将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拉伯语诗歌翻译成俄语。翻译占据的精力，无疑挤走了创作的时间，但塔尔科夫斯基无计可施，“需要养家，况且我的家庭又相当庞大。”

　　这个“庞大的家庭”，背后是塔尔科夫斯基的三次婚姻。在个人情感生活上，他同样“落后”于同时代的道德规范，除却婚姻关系，在生活中还有不少女性和他发生过情感纠葛。我们无意对这些情感中的是非进行评价，但不得不提的是，老塔尔科夫斯基无论从谈吐，还是从外貌气质上，都与苏联大多数出自劳苦大众的诗人有明显区别。他因为患病而萎黄的脸色，被战争夺去的一条腿，以及那双似乎永远也不会笑的眼睛，不仅激发了很多同时代女性内心又爱又怜的情绪，也增加了他诗歌的智性色彩：在他的文字背后，总有一个受到困扰的、思考和忏悔的形象单腿站立。

　　万物皆有开始和结束，

　　不管怎样我曾被人爱过：

　　第一个说道：“再见吧！”第二个，

　　头戴王冠在棺材中沉睡，

　　第三个守在别的心灵那儿

　　在微弱的眼泪和笑声中

　　收集和存放叹息，

　　我是负债者，而非原告。

　　忏悔与反思的基调，出现在他的很多抒情诗歌里，当然这种反思并不都指向爱情。

　　赋予日常生活以神话性

　　在学习写作的阶段，塔尔科夫斯基曾经学习过全俄诗人协会开设的国立高等文学课程，作家格奥尔基·申格里担任他的导师。在塔尔科夫斯基撰写的回忆散文《我的申格里》中，他提到了老师所教导的文学观：“首先，他教给了我现代性。当我朝着古典的山峰爬得太高时，他抓住了我的腿，将我拖到了地上。他说：‘为什么您不去写一写这样的诗歌——譬如说，关于警察的诗歌？这个职业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功能：他在十字路口行使着国家的权力……’”

　　或许是这番教诲，从某个角度为塔尔科夫斯基纯粹知识分子的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在写作中，并不避讳日常的生活，但它们又天然地区别于茶余饭后我们所谈论的对象。以文化为中心的写作，保证了塔尔科夫斯基的诗歌不是以“社会背景”为指向，而是指向心灵。换句话说，诗人赋予日常生活以神话性，就像我们将树叶做成标本，他希望通过对日常事务的“神话化”，以探寻生存的本质。

　　七只鸽子——这一周里的七天

　　啄完了谷物就飞走了，

　　作为这些鸽子的接班

　　其他的一些朝我们飞来。

　　我们活着，数一个个的七，

　　最后的一群只有五只，

　　而我们破旧的后院

　　若换成天空是多么可惜：

　　在这里我们的灰鸽子咕咕叫着，

　　绕着圈踱步，带着懊悔，

　　啄食沥青的碎粒

　　在葬后宴上啜饮地上的雨水。

　　在院落里啄食的鸽子，偶然出现的数字“七”，由于《圣经》中的字句，被赋予了类似于上帝信使一样的角色。从这里，读者又一次走进白银时代的诗人圈子创造的那个世界——借由日常生活偶尔显现的神性，抵达肉身不可企及的精神高度。

　　塔尔科夫斯基的确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一个过往岁月的遗腹子。不过，这位被阿赫玛托娃称为“迟到者”的诗人似乎并不困惑于这种与时代不相称的身份，他在一首诗中写到：“我要召唤任何一个时代，/进入它，在其中建造房屋……我满足于自身的不朽，以使我的血液在世纪之间流淌。/为了一个持久温暖的可靠角落/我甘愿支付自己的人生，/当人生的飞针不再/将我这根丝线在世间穿引。”

　　撰文/张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