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思想的接力中

　　说起1776年，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的独立建国。但是，一些个人的思想性事件也有一种潜在的重要性。在这一年的英国，先是吉本出版了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然后，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国富论》，夏天的时候，休谟逝世，他们的思想和著述都给后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休谟和斯密的友谊也让人印象深刻。拉斯穆森所著的《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就是第一本专门阐述这一友谊的专著。说“塑造”（shape）可能容易产生他们是现代思想的创始者的误解，而在他们的前面，其实还有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推动了学者的关注焦点转向对物质世界的探求，将知识作为控物的能力和手段。后来的霍布斯、洛克则将对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转向了主要以世俗理性而非宗教信仰为基础，尤其是反对“君权神授论”。欧洲也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某种意义上奠基了现代哲学，包括对知识可靠性的彻底探究，以及主体性乃至主观主义的强调。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则更是声势浩大。

　　尽管我们不以为休谟和斯密两位就是现代思想的开创者，但他们肯定对现代思想的发展贡献甚大，是现代思想的强劲接力者和推动者。斯密开启了一个日后以经济为中心，尤其是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世界。尽管这之后两百多年的政治和战争风云变幻，但就像一句名语所说的“笨蛋，关键的是经济”。现代的主流虽然有时被掩，但实际还是多在经济和技术的轨道上运行，最后各国政府的政策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大都是以经济为中心。那些真实和似乎在抗拒的理论和实践，最后都还是回到经济的主流上来，且还是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主流。而休谟除了宗教启蒙方面的作用，他也基本确定了英美哲学的品格。此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英美分析哲学无意于与欧陆、尤其是德国的形而上学一争短长，而是专注于语言、观念和逻辑的分析，以及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等。当然，美国哲学后来由于欧陆哲学家的流入和影响，变得更多元化了。

　　“异端”的休谟：以批判的态度看待宗教

　　休谟和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两位最突出的思想家，而且，这两位还缔造了一种最突出的友谊。两人的思想观点多有相同，互相影响和启发，但也各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休谟的同时代人对休谟有这样一个类似矛盾的态度：认识他、尤其熟识他的人都喜欢他；而不认识他的人许多都反对他，甚至憎恨他。前者是因为他的性格，他为人和蔼可亲、风趣幽默，但是，他的一些思想观点，尤其是怀疑和批判宗教的观点却遭到当时大多数人的反对。首当其冲的是他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他试图以一种自然的、理性的观点来看待宗教信仰——即看待一种其来源、性质本身就不是那么“自然”，而是超越自然存在与人的理性的信仰。更让当时基督徒恼怒的是他将基督教和其他一神论宗教，包括多神论等量齐观。在他们看来，休谟大概从来没有深刻体验过宗教的“信、望、爱”三种德性，而这三种体验也是人心中固有的。那时的信仰还是普遍而虔诚的，尤其是在社会层面。对于有过这些深刻体验的人们来说，他们当然会觉得休谟的思想的心灵中有盲点，甚至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冒犯。据说休谟在宗教问题上受到的最厉害教训是一些渔妇给他的：他有一次摔倒在海边的烂泥里爬不起来，那些知道他宗教观点的路过的渔妇们要求他严肃地跟着她们诵读祈祷文才帮他脱出困境，休谟自然马上照办了。

　　休谟比斯密遭到更多的批评和攻击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的宗教观点。而休谟的宗教观点和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融贯的，甚至就是来自他的哲学。他认为人所能具有的知识就来自或限于观念，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我们的观念和印象，此外是否还有真实的存在（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本体存在）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不能证明也无法否证。而我们常常作为探求目标的事物的“因果性”实际也就来自观念的经常性的、比较稳定的连接。至于“根本的原因”就更是如此，如果就连一般的因果，也常常只不过是我们观念的经常性联系，那种初始因、第一因就更是我们无法确知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就肯定不存在。休谟的这种不可知论曾经是冲击宗教信仰的利器，但今天在信仰遭到猛烈攻击，社会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不可知论却未尝不可以成为信仰者捍卫自己的信仰、或者主张社会不应嘲笑信仰只是迷信的防御手段。

　　休谟不完全否认信仰的意义和神力的存在，那么这种信仰是来自何处呢？显然不会是来自感觉经验和观念，或是来自一种激情和意志，来自一种心理需要，或者说对根源和不可知的东西的畏惧乃至崇拜。休谟也并不完全否定宗教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在《英国史》中，他曾经多次谈到宗教在凝聚社会共识，防止社会崩溃，乃至促进文教和艺术事业的正面作用。但休谟大概是感觉当时浓厚的宗教气氛对自然与人文的求知还是构成一种很大的压抑，所以，他必须批判宗教而不是肯定宗教。休谟批评宗教的弊害主要是对理性不利，也容易产生狂热和迷信。他尤其觉得狂热是最应该反对的。那时的英国虔信乃至迷信或许还是浓厚的，但反映到政治迫害和经济压制上的狂热却已不多见。宗教宽容的气氛已经形成，休谟在基督教上持被人们看作异端的观点，影响到了他在大学的谋求教职，但并不影响到他的收入和财富，甚至也不影响到他的政治地位，他还是被选为副国务大臣。他说，他从他的六卷本、130万言的《英国史》这部书中获得的收入，“在英国出版支付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出版商希望他继续增补一些后来时代的内容，他回信谢绝，笑谑说：“因为我太老、太胖、太懒、又太有钱。”休谟这位“异端”看来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也能生活得快乐而自由。

　　休谟的宗教观点比斯密以及苏格兰启蒙的同人更为激进，但比起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多数无神论者又温和得多了。他的社会政治理论也绝不高调，他认为正义并不要求很高，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本来就是正义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大概就和当时的苏格兰相去不远，或者他希望能在宗教气氛上淡化一些。休谟重视经验、常识，谙熟人性，他绝对不会提出脱离人性的社会愿景。他除了喜欢哲学、文学和政治，还喜欢历史。在他那个时代，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要比作为一个哲学家远为知名。而关注和研究历史常常是对乌托邦理论的一个很好的矫正。在政治上，休谟和斯密或都可以说是古典的或后来被称为“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支持法律统治的政治秩序、支持有限政府、私有产权和自由商业经济。

　　“谨慎”的斯密：温和的启蒙者

　　斯密基本上还是一个宗教信仰者，或者在有些方面接近于自然神论者。但他对自己的宗教观点一般是秘而不宣。休谟则既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尤其反对他认为严苛和“迷信”的教会，但他也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怀疑论者或不可知者。他从来没有否认上帝的存在，但认为论证其存在的主要论据难于让人信服。他和法国启蒙思想家中的无神论者肯定有甚大的距离。休谟和斯密，以及苏格兰启蒙派代表一种温和的进步路线，而法国启蒙派则走向一条激进的启蒙路线。

　　斯密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虽然他更看重他的《道德情操论》，但他的《国富论》还是影响更大。他指出分工和交易的意义，认为致富之道在市场经济，一个国家的民众要想富裕以及国家本身要想富强舍此莫由。个人的努力甚至刺激经济的奢侈并非出自公心，人的本性还是以自爱为中心的，但是，在合理的社会平台上，人的自利和自炫之心都将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导向公益。即便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也并没有认为同情心相对自爱心是占第一位的，但认为这种同情心也是人普遍具有的。他希望通过这种同情心和“公正的旁观者”的“同理心”，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建设一个合理的社会平台，如此才能保证“看不见的手”的正向作用。

　　斯密是谨慎的——无论是思想文字还是生活性格上都比休谟要谨慎，但这种谨慎并不是来自对舆论和社会的畏惧，而是来自他的性格和认定为对的东西。休谟和斯密在遗嘱中曾互相将对方定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但为什么斯密不肯自己执行出版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而又不怕将自己描述和赞美休谟在临死前的坦然平静的信件公之于众呢？这应该是他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为人原则所致。斯密由衷地赞扬他的朋友休谟，但在说休谟“最接近无上智慧和完美道德”的前面，还是加上了一个限制词：“在人类的脆弱天性所能企及”的范围内。

　　休谟和斯密的友谊是性格互相吸引和补充的友谊，也是思想和智力深入交流的友谊。两人互相影响，但休谟对斯密的思想影响看来还是比斯密对休谟的影响要大，这不仅是因为休谟年长12岁，而且，他的著述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大致完成了，1761年以后他就基本不著书了。一般来说，在哲学家和非哲学家的友谊和互动中，哲学家对非哲学家的影响也往往比非哲学家对哲学家的影响要大些，因为他是在一个更宏大和深入的范畴内思考。当然，当时的思想者都不那么局限于某一个专业领域，都有广泛的关注。

　　和休谟与斯密的友谊形成一个鲜明对照的是休谟与卢梭的不和与反目。至少这种反目的直接原因，看来还主要是因为两人个性的冲突，而不是思想的冲突。能够激怒休谟这样一个温和的人也是不容易。拉斯穆森认为，卢梭对休谟的猜疑和攻击是没有道理的，发生这场冲突的主要责任在卢梭，但休谟在冲突后的反应则也还是有点问题，“乏善可陈”。这和斯密又有不同，斯密遇到攻击的反应常常是“什么也不改变”，但也“什么也不回应”。在这一纠纷中，他坚决支持休谟，但也劝过休谟不要发表任何公开文字。休谟没有接受这一劝告，发表了他和卢梭的所有通信。他还认为卢梭“将永远地毁灭自己，也将永远地毁灭他的作品。……随着他个人品性的轰然倒塌，其作品的声誉自然也将应声而落。”他的这个判断却也被历史证明是错了。不与卢梭直接交往的人不会感受到，也就不会太在乎卢梭的个性，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却可以通过文字来吸引或唤醒。几乎没有谁比卢梭更渴望友谊的了，但也几乎没有谁比他更难于维持友谊。而如果他和休谟这样的人也成不了朋友，大概也就没有多少人能成为他的朋友了。即便越过个性会带来的龃龉，如果他们两人在思想上深入交流的话，休谟这样一个天生的经验论和怀疑论者，大概也会怀疑一个连少数几个朋友的友谊也维系不了的人所设想出来的一个亲密无间的公意团体会是切实可行的，怀疑一个连自己养家育子也承担不了的人能够建立一个需要大爱和大任的完美共同体。卢梭对社会和文明的批判足够有力，但他的建设性政治方案却是有欠可行，这种方案的提出和卢梭持一种“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思维方式有关。但结果却常常是我们能看到“全不”，却看不到“全部”。

　　在现代思想的接力中寻求平衡

　　今天回顾起来，尽管休谟和斯密两人、尤其休谟的思想当时遇到过一些抵制，但其实还是很合时宜的——我这里尤其指的是合乎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但现在的一个疑问是：今天继续按照这一方向发展是不是会有些过度？休谟温和的怀疑论是有某种合理性的，但如果后续的知识精英越来越走向彻底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呢？斯密的自由市场说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但如果人们不知节制的越来越一意追逐物欲呢？休谟和斯密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世俗化、相对主义化和物欲化，而他们两人自己也还是有限制和调整的。休谟并没有完全否定宗教信仰，斯密期望着用道德情操调节人们的行为。但是，即便是非常智慧和深刻的思想者，也并不容易看到自己思想的后果，尤其是长远的后果。如果他们死后有知，他们能看到他们的思想的成功，慢慢地也可能会有所不安：他们可能并不愿意看到他们的思想的社会后果朝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

　　在现代思想的接力中，英国霍布斯的方法是现代的，但他的政治结论却是保守的。洛克的政治观点比霍布斯要进步，甚至比休谟和斯密更超前。但休谟的怀疑论和斯密的经济思想影响要更深远。英国功利主义继续推进现代事业，尤其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法律的改革方面。20世纪罗素等人在关怀社会方面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法国，18世纪早期似乎还比较沉闷，但很快就成了欧洲最激进思想的策源地，无神论和高调的社会理论层出不穷。从卢梭到萨特、一直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其情感主义或相对主义，同时又强调直接“介入”社会现实政治的特点相当突出。德国对现代的思想反应比英法都慢一些，但在哲学上却有更大的建树，康德被休谟从“独断论”的梦中惊醒过来，又被卢梭刺激而更关注普通人。康德的批判理性是一种哲学的启蒙，到黑格尔则有了一个他那个时代的集大成，他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历史观可以说是既自由而又保守的。在德国，还出现了一些与启蒙有别乃至反启蒙的思想。从叔本华、尼采到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很难说他们都是推动“启蒙”和“进步”的。大致从思想风格来看，英国的思想相对更重历史与经济理论；法国的思想则更重文学，比较浪漫和理想化；而德国的思想则更重哲学，比较沉稳，但沉稳中也有深沉的激越，它也不太重视直接的介入社会政治的实践。

　　在现代思想的接力中，留下了许多闪闪发光的名字，而那些反对的人们的名字则大都已经湮没，尽管他们当时可能还是多数、或者地位和名声显赫。但现代思想的接力，并不是像在运动场上一样围着一个圆圈循环，或者曲折蜿蜒的多向越野，而是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越跑越远。这一接力似乎不再有调整和平衡，最后达到的地方大概连前面跑的人们也会感到震惊。每个进步思想家都对现代的进程有所推动和贡献，但都不会是到此为止的，后来的人们继续前进，很快就把他们抛在后面。假如他们还活着坚持他们的思想，他们大概会被视作停滞不前者，乃至新的保守派甚至反动派。

　　然而，近代之初的学者和思想者开启这一进程又是有原因的，包括思想学术这一职业的自身原因：如果只是信仰宗教，知识的探求将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尤其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后，还有多少智力的事情可做？在神学中还有多少理性可以驰骋的余地，有多少知识探讨的空间？另外，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不会完全没有一种发表的愿望的，甚至许多人还会有热望。我们处在他们的时代，大概率是不是也会这样想、这样做？

　　但无论如何，我们也还要具有某种节制、中道和平衡。古希腊人追求卓越，可是也注意节制和平衡。这当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现代思想带来的流弊会依然犯难：我们追溯这种流弊的原因要追溯到哪里为止？或者说，如果我们要寻求平衡，那么在哪个历史节点上寻求平衡会比较合适？这的确很不容易。人是很难平衡的动物。人习惯往一个方向走，常常要到走不通为止。而现代知识分子似乎还有一个毛病：即便走不通了，也还是会巧言说不是这条路不通，是走的人不行，于是他们还要试图寻找新的斗争主体或改造旧人为“新人”。但这就可能遇到人性的基本限制，而无论斯密还是休谟，都还是熟谙人性的。这使他们在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中也是独树一帜。他们的思想或许正是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今天，我们仍需要如休谟的怀疑和反省，其中还应包括对“怀疑”的怀疑和对“反省”的反省；同时也更需要亚当·斯密的持重和谨慎。当然，还有类似他们那样的友谊。

　　□何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