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程维妙 侯润芳 B02-B03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召开，促进共同富裕是一大议题，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共同富裕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实现的根本途径是共同奋斗，不搞杀富济贫，也不能落入福利主义陷阱。”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如是解释称。

　　地方和企业均已有“先行者”。“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后，近日农业农村部、浙江省印发方案，聚力推进示范区建设。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8月30日宣布将投入5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

　　如何正确理解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推进财税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何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三次分配”应该是强制还是自愿的？

　　对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余淼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等专家、学者。

　　关键词1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落脚点是“富裕”

　　不能将其简单数字化

　　会议提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

　　余淼杰：“先富带动后富”的目标是走到共同富裕，我们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是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目标是要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所以共同富裕也不是简单地去平均，或者绝对平均，还是有一个过程。

　　共同富裕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一个量的概念，也不能简单地把它数字化。第一就是要实现规则公平，第二不要让社会各个阶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让每个人能够充分地人尽其才。在人尽其才的前提下，使个人最大程度地实现他在这个阶段上的富裕。

　　张立群：共同富裕的落脚点，首先在“富裕”上面，也就是说，要始终把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抓好，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怎么让蛋糕较快增长扩大是最主要的，为此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做大蛋糕必须发挥好市场的作用，必须通过持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着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初次分配要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分配，不能平均主义，“大锅饭”。实现共同富裕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方面，政府要切实承担责任，扎实做好工作。

　　共同富裕是我们长期奋斗的目标，现在强调共同富裕，一是基于第一个百年形成的比较厚重的积累，这个积累使得实现共同富裕有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逐步完善，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支持和保障。

　　张明：最近市场对共同富裕有些过度解读，也有很多担忧。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而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这需要在做大蛋糕前提下进行更加合理的分配。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尤其是东西地区、南北地区发展差异突出；城乡收入差距大；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不均衡。所以，实现共同富裕要同时从这三个方面下功夫，使得未来区域发展水平、城乡发展水平以及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更加均衡。

　　关键词2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税收是调节高收入的突破口

　　资本利得税、房地产税应陆续推出

　　会议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

　　余淼杰：当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仍以间接税为主，即使在税改之后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体的间接税占比也达到40%左右。间接税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基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间接税呈现出累退的特点，增加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税务负担。这一税制结构对劳动调节有余，而对资本调节不足，所以我们应当增加直接税的比重，同时征收税率相对较高的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地产税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本质上来讲是两部分。一是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把蛋糕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也会随之增加；二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提供大量的就业收入，进而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关键在保就业、保市场主体。另一方面，还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费措施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张立群：通过所得税等方式调整过大的收入差距是有必要的，可以鼓励人们更多通过勤劳致富、通过从事实体经济各个行业的工作来致富，通过技能水平的提高来致富。如果社会过多出现一夜暴富，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的引导和激励是不利的。

　　市场会通过供求关系来调节收入分配，但需求是多种多样的，相关收入差距有时候会很大，比如，娱乐圈明星可能会获得很高的收入。

　　不过，我们对市场调节的收入分配应有一定的包容度，市场需要有活力的竞争，需要优胜劣汰；另外，市场不是万能的，因此要把政府的作用发挥好，规范过高收入、不合理收入，进而更多鼓励人们创业创新、在技术技能提高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包容的度如何来把握？做好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非常重要，比如，严格各种收入的统计，在这个基础上做好税收的合理调节。

　　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扩大，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潜力充分释放的基础上实现充分就业。中国当前有1.4亿户市场主体是小微企业，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如果这些市场主体发展好、成长好了，充分就业也就实现了。而要让这些市场主体有生机、有活力，需要经济增长率再提高一些。

　　现在还是要把扩大内需工作做好，充分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使得大中型企业、独角兽，隐形冠军企业以及小微企业都能够有订单、有出路。“大部分企业资金循环顺畅，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而包容更多的人来工作，中等收入群体才能不断扩大。”

　　另外，要实现教育的全覆盖，让所有的儿童，青少年都有一个大体公平的起跑线，要让大家参与整个创业、创新的起点大体相同。

　　张明：调节高收入主要通过税收来实现。具体来看，调节的税收措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所得的税收，最典型的是个人所得税；一类是基于财产的税收。

　　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已经不低，最高可以到45%，但针对个人财产的税收措施却并不多见。未来要更好实现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平衡，可能会引入一些财产性的税收政策，比如，资本利得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等。这种以财产为标的的税收具有累进性质，即被征收对象越富裕，税率越高，是西方国家采用较多并行之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手段，未来在中国类似政策可能会陆续出台。

　　关键词3　三次分配

　　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韩文秀指出，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余淼杰：一次分配靠市场、二次分配靠政府、三次分配靠道德。三次分配是自愿的，但也应该用合理的政策加以引导。第一，应当尽快研究征收资本利得税、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的方案；第二，推动形成宽税基、低税率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第三，要针对不同行业实施差异化的税率，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企业应当减税，而包含娱乐行业在内的收入畸高产业应当施以重税；第四，要研究开征消费税，特别是对于奢侈品的消费税；第五，要充分发挥税收对捐赠的激励作用，譬如富人进行捐赠活动可享受免税待遇。

　　张立群：初次分配是市场分配；再分配关键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包括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另外，要通过税收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通过制度建设杜绝不合理的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三次分配主要是通过社会慈善事业等来实现，是在企业和个人自觉自愿的原则下推进的。

　　三次分配应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治理体系的完善结合在一起。三次分配应该是由居民、企业、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等各方面的作用形成一个合力。使得社会公益事业能收到越来越大的成效，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实践，包括重大自然灾害社会捐助，包括新冠疫情社会各界积极驰援。

　　张明：三次分配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高收入的企业和个人通过自愿捐赠来帮助弱势群体。中国已经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未来三次分配的发展会逐渐加快。

　　如何鼓励三次分配？首先，我们要慢慢养成一种高收入企业、家庭自愿进行捐赠的社会风气；其次，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配合和促进三次分配。比如，欧美富人和企业自愿捐赠或是发展慈善，可以在税收方面获得一定的豁免或优惠。

　　企业在共同富裕中应该如何来定位？企业首先是决定初次分配的，因此应该着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给雇员提供合理的报酬和相应的福利；其次，有余力的企业可以给员工提供第三支柱保险，例如年金等；再次，有余力的企业可以向社会提供慈善捐赠。

　　关键词4　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高考是最公平且应持续坚持的一项制度

　　会议指出，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余淼杰：畅通向上流动目标，要从全过程进行调节，包括生育、养育到养老，一条龙地进行调节，以此来减少社会阶层固化的弊端或者这种倾向的发生。本质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穷群体的小孩比较难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阶层的爬行就比较困难。当然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制度保持得很好，保障“寒门能出贵子”的制度，就是高考，这是最公平也应该继续坚持下去的一个制度。

　　张立群：畅通向上的流动通道，一是在初次分配中进一步完善市场规则和秩序，发挥好市场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作用，在该方面要有包容精神，调动社会成员创新创业的活力，不搞平均主义、大锅饭。

　　张明：中低收入家庭通过教育让子女实现阶层跃迁的通道确实面临一些阻碍。比如，目前不少城市房价较高，年轻人很难在城市买房，租房的费用也居高不下，从而很难在城市长期立足。

　　对此，我们要进行方方面面的改革。比如，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同时，教育体制的改革很重要，房地产的调控也是必要的。但政策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国家应该投入更多资源到高水平职业教育上去，而且要构建一个从职业中学到职业学院，再到企业就业以及随后晋升的职业通道，帮助选择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未来找到更好的出路，这比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可能更加重要。

　　关键词5　探索路径

　　借鉴经验不能全盘照搬，要因地制宜

　　会议指出：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余淼杰：选定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第一是浙江经济发展比较好，前期已经有比较雄厚、坚固的经济基础作为背景；第二从分配等角度，浙江发展比较均衡，体现在地区的均衡和大小企业的竞争，浙江的特大国企比较少，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比较多。浙江的共同富裕道路具有一定的示范性，特别对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地区具有示范作用，也适合全国借鉴。当然我们特别要强调因地制宜，要强调地区的特质特性，不要一刀切。

　　张立群：实现共同富裕应是顶层设计和基层首创精神结合起来，是一个全社会共同的实践活动。各地区都要根据各自具体情况，抓好经济发展，抓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保障，抓好改革开放持续深化，积极形成更多的新鲜、成功经验。

　　张明：从国际来看，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北欧四国在税收和转移支付方面的做法值得参考借鉴。比如，通过累进性质的税收来矫正分配失衡，通过建立发达的失业救济体系和养老体系来强化对国民的福利保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