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盈：一位研究“性”的社会学家

　　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中，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二篇。受访者是性社会学家黄盈盈。

　　“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

　　新京报：你上学那时候的性研究领域跟现在相比，主要发生了什么变化？

　　黄盈盈：我是从研究生开始涉足性研究的。当时，在中国大陆，大家说起性社会学就会想到潘绥铭、李银河和刘达临，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大。

　　那时，社会学在性议题上的介入是非常明显的。我当时看的书大部分是这三位老师写的。李银河老师曾在国外读博，她除了写女性的情感与性，还有《他们的世界》等书，对国外性研究的介绍也比较多。潘老师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摘译过《金西报告》和《美国人的性生活》，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和本土的原创性研究。刘达临老师做文化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还办有性文化博物馆。他们各有各的特色，著作等身，且都是“出圈”的。那个时候好像也没什么圈不圈的。

　　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虽然研究者屈指可数，但是做性研究的热情与自由度都挺大的，只是研究资助比较少。2000年-2010年这十来年，感觉研究资助和自由度都还比较大，跟国际学界的接触也开始多起来，性研究与艾滋病防治的交叉也比较明显。

　　现在，那一代老师基本都退休了。以性为主要方向的社会学研究依然非常少。除了我，华东师范大学的魏伟主要做同性恋和酷儿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的郭晓飞长期关注性的法社会学议题。性研究也零星地出现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互联网和其他文化现象及文本里的性议题。

　　还有一个特点是年轻化，学生做这块论文的比以前多，在国外念书的中国学生关注中国社会的性议题的也越来越多。在年轻一辈学者里，关注同性、酷儿议题的研究者比原来多。最近几年，性议题不光跟多元性别、酷儿议题有更紧密的结合，在社会层面，也跟女性议题结合得更紧。

　　新京报：所以，可否简单总结为，新一代年轻的性研究者对西方理论的了解比老一辈更多，他们的关注领域更集中在酷儿研究上？

　　黄盈盈：是有这个特点。代际做个简单比较的话，我们这辈和更年轻的学者在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性的认识和理解上，不如潘老师那一辈学者，尤其是“社会洞察力”。因为时代的原因，老一辈学者的学科训练没那么系统，但是他们比年轻学者更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我自己的早期训练基本上是靠调查实践，还有饭桌上听京派老师们的闲聊，后来通过阅读又补了一些文献课，也努力通过访学、参加和举办国际研讨会的机会尽量多地扩展自己的视野与格局，但是整体上理论功底比较薄弱。当然，未来也可能出现在理论和对历史社会的了解、对世界时局的把握方面都很强的年轻学者。但到目前为止，不同代际的学者的长处和短板还是很明显的。

　　新京报：你提到老一辈学者的社会洞察力高，让我想起你在研究中所提到的“日常逻辑”、“生活之道”。你注重“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是不是就是受到潘老师那一辈学者的影响？

　　黄盈盈：对。潘老师那一代学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接地气。他们能用非常日常的语言把一个现象说清楚，一点都不深奥。年轻学者可能会更多地借用一些非常玄的学术词汇进行表达。我有时候也有这问题。潘老师就能用非常日常的例子给你讲深刻的道理，逻辑清楚且有人情味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对“日常生活”和“生活逻辑”的关注，以及对“生活知识”的重视，受潘老师那代学者的影响非常之大。我自己最得意的是，有次做完讲座之后，帮忙倒开水的阿姨跟我说，你讲得挺好的。

　　新京报：在你的这种“日常逻辑”的研究里，相对于观察、访谈，你好像更强调感受和体验。但感受和体验听起来又好像是比较个人的、比较主观的、难以归纳的。

　　黄盈盈：这涉及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是一种综合和讲究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强调多种资料收集方法的并用。我之所以强调体验和感受，不是说观察和访谈不重要，而是前者经常被社会学研究所忽视。有人觉得过于主观。但是这种主观感受，不是你坐在房间里想象，而是一种现场感、切身感，也包括你对情境和对人际关系的体验和认识。

　　我会强调身体在场和现场感的重要性。虽然我的感受不能完全取代别人的感受，但只有我在那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才能更好地体会当地人的日常。这种东西我觉得不是通过书本就能得到的。当然，感受和体验还要和观察、聊天和文献类的资料结合起来才能做更为多维与整体的分析。也需要理论的积淀以做出更为提炼与普遍性的认识。如果你不到现场去，连感受力都没有，又怎么可能做得到接地气呢？

　　性别议题的讨论不应流于喊口号

　　新京报：你一直对政治正确跟性侵叙事有保留意见。在你以前的采访中，你说新一代行动派一方面在反性骚扰这个问题上延续了麦金农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她们也主张性自主。你觉得这种性侵的危险跟性自由之间的度该怎么把握？怎么能够在保证性自由的情况下又能抵制性侵这种危害？

　　黄盈盈：新一代行动派，通常我们称“新女权”，其实内部也有许多不同观点。而且，我觉得最近几年也在发生变化，下结论还是有点早。以前有一段时间里，大概2014年前后，“性权”与“女权”之争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尤其在性侵这个问题上。

　　但是，这两年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了。大家或许都能感受到，性权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性权派”本来就没几个人，我认识的几个朋友还都不爱在网络上争论，基本上是自己小圈子讨论讨论。所以，性权派的声音就基本上不见了。但是，随着一些事件的发生，女权派内部也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声音。所以，这个议题不能简化为女权派如何看这个问题，因为女权也好，性权也好，内部是有差异的。哪怕同一个人，她的观点也是会变化的。我对有些问题的观点也在变化。

　　先说“性自由”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这个词，绝对的性自由是不可能的。在涉及人际关系时，你肯定得找一个平衡点。你想要的是不是人家想要的？性自由不能做绝对化的理解。如果说，它只意味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我想要，我不管你想不想要，甚至以某种权力强制的方式来达到我想要的。这当然是有问题的，还用说吗。但凡发生在人际关系之间的事情，总是要有度的问题，有互动和协商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和能力？当然，不得不说，现在不少人确实缺乏这个能力，谜一般自信。

　　我在性侵议题上的发言比较谨慎，搞得我好像立场很不坚定似的。我当然不是说反性侵不对。在日常生活中，在不存在性侵的情况下，两个人的性是私密的。但这私密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变成了公共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它从私密事件发展成公共事件。性的私密性特点增加了在公共领域讨论和应对这类事情的难度。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你对事件中的一些步骤是不清楚的，举证以及对于证据的判断都是不易的。我觉得外在力量，包括法律的介入是下策，是应对那些最糟糕的状况。生存之道、人际交往的能力、对待自己的身体与性/别的能力是我们打小要培养的。不要把这个动不动就归为“谴责受害者”，也不要仅仅是期待靠制度层面的改变来保护个体，我一直觉得个体与群体层面支持系统的建设很重要，尤其是在应对私密关系问题之时。

　　采写/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