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沙漠里的16岁少年

　　16岁北京少年郑某某倒在腾格里沙漠，悲剧背后，仍有谜团待解。

　　事件引发外界对于活动主办方保障措施以及相关资质的质疑。8月31日上午，主办方中国探险协会工作人员回应新京报记者称，事件发生后协会始终配合调查，将依法承担责任。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死者郑某某所参加的探险活动，与出国留学申请的“背景提升”项目相关。与郑某某同行的北京某中学国际班的学生回忆，中国探险协会曾先后以讲座形式向学生和家长介绍项目的具体情况，“透露过这个活动对出国留学、升学有帮助”。

　　实际上，将探险等活动与留学申请联系在一起，通过实践活动为留学“加分”的做法由来已久，但其实际成效仍然存疑。新京报记者据此咨询多位国外高校的招生人员，对方均表示，录取与否，“主要是基于学术成绩”。

　　缺席的卫星电话

　　与郑某某一同参加沙漠探险的学生徐子浩告诉新京报记者，涉事项目全称为“激越黄沙——探秘腾格里青少年探险科考训练营”，8名参与学生均来自北京某中学。资料显示，该项目7月25日开始，参与者需要在7天内负重完成近100公里的挑战。

　　徐子浩是陪伴郑某某走最后一段路的同学之一，悲剧发生后，他和家人都“感到后怕”。

　　按照徐子浩的回忆，事情发生在7月29日，当天中午12点多，郑某某倒在沙漠中。

　　徐子浩记得，最初主办方曾向学生家长宣称有卫星电话，然而在活动中并未用上。

　　由于沙漠中没有信号，直到汽车将郑某某拉至公路，一行人才联系上救护车。遗憾的是，在救护车上，医生说郑某某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中国探险协会的官方网站刊登的《唤醒孩子的探险精神，来这里开启一场探索之旅》一文，曾提到上述活动的活动保障，自称具有“丰富的探险经验，让活动风险无处遁形……专业的培训、专业的训练、专业的领队、专业的保障，一切凭专业说话……”

　　但徐子浩说，直到7月29日，其只见到了两名领队和1名司机。出发前，主办方没有对学生进行体检，仅事先告知学生应该购买的东西，“主要是食材，不要买易腐败的肉类等等。”出发前，主办方也没有急救措施等方面的教学。

　　8月31日，中国探险协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探险队伍配备的工作人员超过学生的人数，至于卫星电话，“是百分之百有的”，但“有一个常识，卫星电话在移动中没法使用，只能停下来，对西南方向找信号，可能一下子就能找到，也可能好几分钟打不出去”。当时，领队评估了这一点，“最着急的是把孩子送出沙漠腹地，而不是把孩子停在这里。只有送出去，才能和120会合，所以先送出去，路上才打的电话。”

　　资料显示，项目收费为22500元。针对收费过高的质疑，中国探险协会的工作人员称，“每个人领回家的装备成本将近1万，我们连袜子都配了，而且都是上市公司出品的东西。领队和邀请的科学家，也需要成本。”

　　主办方否认领队无资质

　　此次探险活动中的两位领队，其执业资质也被质疑。

　　记者了解到，事发之前的7月28日，一名领队由于鞋底损坏，无法在沙漠中行走，于是选择乘车跟队，只剩一名领队带领学生徒步。

　　实际上，7月29日事发之前，郑某某已经在沙漠躺倒过一次。领队看到后，认为郑某某并非中暑，叫他坚持继续往前走，“领队说自己参加过救援队，认为他不是中暑，希望他坚持走到营地。”徐子浩说。

　　在叫救护车的路上，上述乘车领队提到，由于每个人或多或少出现中暑迹象，其原打算改变计划，下午直接用车将大家送到7月30日要去的位置，缩短路程。

　　郑某某没能等到坐车，第二次倒下后，再也没能起来。

　　记者查询发现，活动主办方中国探险协会曾发布《探险旅游领队基本能力要求（征求意见稿）》。文中提到，“探险旅游领队必须具有面对困境和不确定环境的耐心，具有较强的觉察能力，能快速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决定。不考虑具体的探险旅游活动项目和不同的目的地环境，本标准提出的探险旅游领队通用的五种基本能力要求之一，即是野外医疗和急救能力。”

　　文中还称，“不论何种地理环境和运动项目，都要注意一些技术技巧的应用。比如识别方向和使用导航系统，能够处理突发情况、风险和危害等。”

　　上述文章称，“领队必须具有国际或国内承认的急救员资格证书，这样才能为专业医治争取更多的时间。具体的培训要求随着地区和项目活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培训应该包括人工心肺复苏和室外模拟场景训练。”

　　中国探险协会也曾招收探险领队（初级）培训班学员，课程包括线上29节理论录播课和户外集中实训3天，培训费用为2480元一人。课程目标中提及，“具备户外探险、探险旅游的活动计划制订及组织实施的能力与管理思维；学习野外生存与应急技能，掌握探险活动风险管理方法并予以实践；完成一次低风险探险旅游活动的组织，并在活动中体现职业伦理、安全管理能力和领导力。”

　　徐子浩认为当天跟队的领队判断有误，“当时领队说在救援队待过，知道中暑是什么情形，但事后想想，我们也不清楚他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据徐子浩称，在最初面向学生的讲座中，并没有相关情况的介绍，此外，队伍中也没有配备随行医护人员。

　　8月31日，中国探险协会的工作人员称，领队资质不存在问题，“除了有我们协会的领队证，还会有中国登山协会的资质，以及不同户外指导员的相应级别。”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其中一名领队拿到了野外医学救援的最高证书。根据规定，医生、护士只能定点执业，在野外反而不具备资格，在野外必须具备野外医学证书。我们两个领队都有这个资质，都接受过系统培训。”

　　上述工作人员还称，协会也有举办此类探险活动的资质，但当天其并未向记者出示。

　　“背景提升”有助于留学申请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学生参与上述探险活动，其主要目的与提高留学申请“中签率”有关。

　　徐子浩透露，参加此次活动的8名学生均来自学校的国际班，其中1名为高二学生，另外7名为高一学生。暑假前，中国探险协会工作人员曾两次前往学校，分别为学生和家长开讲座介绍项目。

　　资料显示，项目计划的时间为7月25日至8月3日，参与者需要7天内负重完成近100公里的挑战，同时学习荒漠生存课程，进行沙漠水文资源对生态的影响、沙漠化治理与水土流失等课题研究。

　　回忆讲座内容，徐子浩说，“跟我们讲的多是探险活动的概念，介绍了他们这个协会是干什么的。后来给家长开讲座时，有透露过这个活动对出国留学、升学有帮助。”

　　中国探险协会官方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对探险活动与留学申请之间的关系更加“直言不讳”。

　　记者注意到，上述题为《唤醒孩子的探险精神，来这里开启一场探索之旅》的文章曾提及，“6月9日晚，中国探险协会联合某国际学校在协会总部召开青少年探险科考训练营家长说明会，共同探讨关于探险活动和留学申请的问题。”

　　上述文章介绍《激越黄沙——探秘腾格里青少年探险科考训练营》项目。文章末尾处提及，参与活动的学员将获得“志愿服务证明与公益时间累积、用于升学及实习的推荐信、实习机会和进阶学习、升学文书素材积累、学术成果发表”等相关机会。

　　对于中国探险协会在官网介绍称完成项目的学员可以获得“用于升学及实习的推荐信”，徐子浩觉得有些夸张，“基本上就是在简历上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吧。”

　　实际上，前往外地进行相关科考、调研活动，已经成为市场上常见的实践活动之一，大多项目都是由留学中介机构与其他公司合作举行。

　　8月下旬，“启德教育”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敦煌文化传承与保护科研实践》项目，据其称，之前还有沙地治理、金丝猴保护等科研实践。

　　徐子浩透露，由于他们所在班级为国际班，使用的教材与参与国内高考的学生不同，是纯英文。学校偶尔也会推荐比赛、科研等活动，不过均属自愿报名。

　　北京一所公立高中国际部学生的家长施雨兴称，孩子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常常推荐活动，让学生自愿参加，为其增添相关专业的经历。

　　张壮是2016年前往美国就读大学本科的。此前，张壮曾委托合肥一家留学机构为其申请留学。那时，留学中介以项目附赠的方式，增设“背景提升”相关活动，为学员提高软实力。

　　2015年，张壮一家人在留学中介的建议下，报名参加该机构提供的“志领计划”活动，利用课余时间前往合肥周边的农村中小学举办活动，寒暑假则做一些研究性活动。

　　申请留学时，张壮将这些活动写到了简历中，“中介说可以增加软实力。就是说除了成绩之外，还做了额外的事情，比别人有优势。”据他称，普通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填写的表中，需要选填5个奖项和10个活动。

　　被“包装”的实践活动

　　记者检索发现，2015年武汉的一家留学服务机构就在广告中提及“出国留学申请的加分神器”，加分项就包括参加课外活动。

　　广告中称，“关爱弱势群体、具备服务社会的精神是名校招生时考查学生的重要依据。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平时学习任务紧张，在暑假多去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义工服务等，可以为留学加分。但学生不能用假的实践证明蒙混过关，如果被海外院校发现，会直接给出拒签。”

　　在裁判文书网上，以“背景提升”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案件可以发现，2015年至2019年间，学员与机构签订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委托的合同中，提及机构将“提供文书中文素材挖掘、背景提升和文书包装的咨询建议”等。

　　在这种氛围下，为了上更好的学校，申请者也开始想方设法让自己“脱颖而出”。

　　此前，徐子浩也曾参加过商科类的比赛。面对即将出国读大学的小儿子，施雨兴也总是鼓励他多参加些活动，“不管花多少钱，去哪里，我都让他去。”目前，他的儿子主要以参加各类比赛为主。

　　有了实践经历，再由留学机构的中介为学生进行“包装”，“让国外学校看到你到底做了什么，彰显你的价值。”

　　周怡然今年刚申请上英国一所学校的教育专业，在申请文书里，周怡然将自己的所有实践活动全部写进简历，包括曾经报名的国外支教活动，“中介说这个活动刚好和所申请专业有关，一定要写进去，而且要写得打动人心。”

　　实在不行，还能造假。“环球留学”等少数机构工作人员表示，英国的学校通常不做背景调查，只要内容看起来详尽、真实即可。其工作人员表示，“我把我以前学生的经历挪过来，放到你这里，谁也不知道。”

　　不过，大多数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赞同学生在留学文书中作假。金吉列留学等机构提到，相关实践活动都需要有盖章证明，一并提交到申请学校中去。但是对此，各机构说法不一。

　　国家相关部门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2012年，教育部在关于修订《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便提到要加强监管，“有的采取弄虚作假手段，编造、假冒证明材料”。

　　“利用信息差贩卖焦虑”

　　8月26日，记者咨询了两所国外高校的招生官。

　　曼彻斯特大学中国地区招生官Joe Stafford表示，是否录取主要是基于学生的学术成绩，其他相关经历也会对申请有帮助，“我们需要判断你是否能成功完成所选课程。”但是他强调，任何经历都不能弥补较低的学习成绩。

　　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申请招生官Maddie Kern则表示，通常他们会对申请者进行整体的审查，考虑到申请者的不同构成，他们不共享录取数据，也没有GPA、考试等的最低分数线。

　　由于诸多外国学校没有划定分数线等硬指标，留学中介机构只能依据经验，告诉申请者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北京市内十余家留学机构的工作人员均称，最关键的考量因素是学生的过往成绩、语言能力证明和所属学校排名。但是，根据他们多年的经验，学生的“软实力”也很重要。

　　一位留学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软实力”至少意味着，在同等的“硬条件”面前，你比其他人更能吸引老师的注意力，尤其是偏重实践的相关专业。

　　在张壮看来，留学中介有“贩卖焦虑”的嫌疑。而自己当时之所以选择购买这一项目，是因为信息的偏差，“那时候还是一个高中生，什么也不知道，完全信任留学中介，他们说的你都会听。”

　　施雨兴的女儿已经出国读书，但他至今不知道女儿当初去柬埔寨的支教活动，是否有加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海外学校确实比较关注学生参加一些社会实践、公益活动的表现，注重综合素养。站在大学的立场上来说，从多个角度考查学生，也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学生想要“背景提升”很正常。

　　但熊丙奇认为，当下一些家长和学生在对待教育时，仍是唯功利论、唯名校论，“自然而然地，就会有机构围绕着留学包装和运作起来。”但实际上，教育的本质是让人的生活更美好，应该重视学生的成长过程，促进每个学生个性化发展。

　　（徐子浩、张壮、施雨兴、周怡然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汪畅 实习生 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