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黑名单”制度，让行贿人不再心存侥幸

　　■ 社论

　　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着眼的正是反腐制度的完善、完善、再完善。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对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要求坚决查处行贿行为，重点查处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等，还提到要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这意味着，国家层面的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将摁下开启键。

　　说起来，行贿人“黑名单”并非新事物。早在2002年，浙江宁波北仑区检察院就在全国率先推出行贿人“黑名单”。截至去年11月，广东、福建、陕西、江苏、湖南等地均已试水行贿人“黑名单”机制，以实现对行贿不良记录的动态监管。

　　在地方探索外，国家级行贿人“黑名单”也曾有过摸索完善的过程：早在2006年，最高检就针对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五个领域的行贿犯罪，制作了行贿犯罪档案，2009年又将录入和查询范围扩大到所有领域。到了2012年，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了全国联网。

　　不可否认，此前的行贿人“黑名单”尝试仍有不足：如不同地区的探索惩戒标准与时限不统一，也缺乏跨地域的全域约束力；全国性的查询系统有其局限性，有些行贿人“改头换面”后系统无法关联识别，作为数据提供方的地方相关部门信息壁垒仍存在，与之相配套的惩戒制度也相对滞后。

　　但这并不能否定行贿人“黑名单”的反腐价值：行贿与受贿属于“狼狈为奸”。“有缝的蛋”当然得清除，“苍蝇”也难言无辜。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压反腐态势下，全国范围内的腐败形势得以明显扭转。但当前腐败仍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行贿人不择手段地“围猎”，攻破了部分意志力薄弱的党员干部的防线。

　　遗憾的是，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很多行贿人受到的惩戒力度不足。有一线办案人员说，“查处10起贿赂案件，只有2起是行贿案”。这损害了法治严肃性，也让有些行贿人心怀侥幸。

　　在此背景下，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必然要求。而就约束行贿行为而言，将行贿人纳入“黑名单”，对其取消市场参与、资质吊销等举措，显然比行政罚款更具震慑力。正因如此，在2018年监察体制改革之时，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的呼声就很强烈，之后由地方纪委监委主导的行贿人“黑名单”探索也就不断出现。

　　这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联合多部门明确提出，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显然是着眼于统筹反腐全局、加强顶层设计，让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可以看到，这次对行贿行为的治理颇具系统性：明确了职能职责权属、对于行贿所得“收益”的处理方式以及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还明确了“将采取措施对企业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行贿人的惩戒标准，也提到“组织开展对行贿人作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由此可知，具体惩戒举措对全国各地的行贿人都有一体适用的约束力。

　　在反腐正朝着日益完善的方向“更进一步”的情形下，这来得正当其时。在大数据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渐次成熟的当下，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可能面临的数据共享互通难题也能得到更好的攻克。

　　说到底，遏制腐败增量，就该补齐反腐制度设计可能存在的“缺环”。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着眼的正是反腐制度的完善、完善、再完善。当行贿人进了黑名单的“班房”就不能轻易“越狱”，行贿行为自然会顾忌更多，权钱勾兑的腐败也能得到更有效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