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对恐惧症》 身体的无边界派对

　　卡门·玛丽亚·马查多（Carmen Maria Machado，1986-）凭借处女作《派对恐惧症》入围201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其中收录的一篇《为丈夫缝的那一针》早在2014年就曾入围星云奖决选名单。这本处女小说集共收录了八个短篇小说，书名原文Her Body and Other Parties中有三个关键词：她的，身体，派对。

　　在爱荷华MFA课程中，马查多有过一些有趣的导师，其中一位是艾伦·戈甘纳斯（Allan Gurganus）。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马查多提到，戈甘纳斯曾把自己的一篇小说拿出来讨论，很赞赏其中的性描写部分，他说，你总应该给人物一次滚床单的机会——他们这么努力，那是他们应得的。那篇小说后来就被修订为《真女人就该有身体》。马查多觉得这种说法很有意思，后来自己当老师时，也会对学生们说：“小说里派对的场景非常重要，因为一场派对可以朝任何方向发展。性的场面也是类似的。你只是把不同人物放在一起——最后会发生什么呢？”

　　所以，派对上的身体们会发生什么？她的身体在怎样的派对里？身体里的派对又会发生什么？

　　“她”的：八篇小说的女性主人公

　　毋庸置疑，这八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但在马查多的笔下，异性恋和同性恋都不具有霸权。这不仅仅意味着性是流动的，更意味着小说的可能性也在流动中，因而她可以轻松地逾越类型边界。譬如第一篇《清单》有着干脆利落的当代故事结构：二十个极简片段描绘的各式性事最终引出末日情节：病毒将在全世界蔓延，幸存者在给自己的人生列清单。

　　马查多一直迷恋科幻和恐怖类型，深受雷·布拉德伯里、雪莉·杰克逊、安吉拉·卡特等前辈的影响。但很显然，她不满足于限定于某一种类型，也因此逃脱了类型文学的诸多掣肘之处。抹除界线，或许是拥有所有界限的最佳策略，好比扫除了横向障碍，拓宽了创作平面。然而，这也势必要求创作者在纵向深入，拥有坚挺的精神和观点。譬如《为丈夫缝的那一针》，故事本身如童话般娓娓道来，还有不少情色片段催人快读。马查多在主线故事外加设了创作者的声音，点明“叙事”和“表演”的刻意存在，对声色表达的指示清晰而简练，从形式上说，这使文本有了小剧场话剧的剧本感。小说题目所指的是分娩后的缝合术，人物关系设定为一见钟情的夫妻组建的幸福家庭，以及女主角脖子上的绿色缎带：一个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详细解释的意象，不仅把现实直接拽进魔幻的黑色童话氛围，更将表层的“幸福”系于“命悬一线”的实质。声称用“一个指节”就能“很了解你”的男主角最终坚持认为“身为妻子不该拥有丈夫不清楚的秘密”，而身首异处的女人最终“一如既往的寂寞”。

　　马查多的原创性体现在大部分故事都没有集体记忆中的原型，至少没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形象，这是让评论界和读者群感到新鲜的一大原因。而这些展现想象力的故事又会迫使我们思考——为什么现实主义不够用了？为什么女性的真相会在写实的文学中显得虚弱而不完整？为什么必须借由恐怖、科幻、童话的助力，才能把“她”说得更透彻呢？

　　身体：从性别主体还原为身体本体

　　马查多的作品有强烈的性别政治意识。近百年来，有智识的女性创作者都在重申：身体的欲望需要被恰当地书写，并得以正当化。对身体和欲望的探索就像一部无止境的、无分界的长篇巨制，女性身份认同可能只是漫长的第一章，男女平等也只是必需的第二章，生育权是第三章，身体政治是第四章节，情感再界定是第五章……如此推进，路长漫漫不可期，革命尚未成功。最终，也许，人类会实现从性别主体还原为身体本体。

　　事实上，抛开“她”，身体才是这些故事真正的主人公——时常是受害者。虽然我们不会在小说中读到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对于身体——不管是个体的身体还是集体的身体——的管理与监控可以发生在生殖领域、性领域，也可以发生在工作、休闲领域，乃至在疾病以及其他形式的反常领域；但在马查多的故事里，“她”越是执著于女性身体，似乎就越容易迷失自我的本体，譬如《吃八口》中一家天生肥胖的女性对身体的规训深及内脏，看似拥有对身体的支配权，实则已臣服资本主义男权社会的审美压迫。

　　而《真女人就该有身体》中那些神秘地消失身体的女性群体在恐慌中附着于服饰乃至万物，似乎在暗示精神无法独自存在，但这场魔幻叙事不仅让读者意识到身体的必需、女性整体性的必需，也可能再往前推进一步，试想身体政治的终点：对身体由外至内的探索和执迷，必须经由主动和被动的身体消失，身心的本体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

　　褪色、消失、变形并依附于外物的女性形象，还显形于《十恶不赦》中的被害少女的幽灵、《吃八口》中被割除器官的幽灵……若非用魔幻的笔法，还能怎样把现实中的荒诞高亮突出——就为了让你看到、记住甚至讨论？在这里，想象力绝对不是为了满足猎奇。

　　为了满足猎奇，人类已做了很多尝试，包括《派对恐惧症》中出现多次的成人电影画面。人造光把好多身体“切割成一堆光滑的皮肤和打满阴影的暗谷。然后这些身体又完整起来。然后又裂成碎片。”男主人公建议女主人公看这些碎片的肢体的纠缠，以此疗伤，振奋精神，重启生活。事实上，女人是在受到侵害后满身伤痕地回来，连自我都很难面对，却被男人敦促着去面对那些所谓生龙活虎的画面，乃至被男人催促着参加陌生人的派对。镜头中的肢体最终变成了他们自己。身体在影像中被过度符号化，在现实中被异化，最终割裂了我们与身体、与情感的真正的关联。在那种看似亲密的男女情爱关系中，马查多写出了深层的受虐感。

　　马查多显然非常了解当代社会消费文化对身体意识的割裂和泯灭，恐怖感并不仅仅来自于她的想象，更不是源于身体，而是身体与性别、与性、与社会等等结构的碰撞。这是她作为作家的有意识的感受和表达。

　　派对：流动的观念与情绪爆发

　　派对需要很多身体，或是在身体里。

　　《十恶不赦》是根据热门电视剧《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写的另类幻想文本，通过272种作者视角，再造了两位警探的形象，让女警官生活在被害少女幽灵凝视的氛围中，男警官则迷惑于妻子曾看到过UFO、还曾遭受过性侵。一种极度不健全的城市人类生活图景在暴力、恐怖、色情、腐烂中近乎主动地进行下去。不难想见，这篇创作必会给剧集观众带去震惊的新鲜感，延续了一次经典的当代创作，启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需要想象力、得益于文字的鉴赏力。有趣的是，这篇名作其实得益于猪流感，马查多在发烧的三天里产生了超现实的幻觉，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网飞上的剧集连播。一个人的写作就可以是一场闹猛的派对。

　　短篇小说多半容纳不了太多人物和情节，但马查多写了不少精彩的人物关系，这一点在《驻村者》一篇中尤为明显。故事讲述了一位女作家去山区的艺术家驻村项目，本打算创作小说，但同样住在那里的其他艺术家让她极其不适，尤其当另一位驻村女艺术家莉迪亚评断叙述者正在创作的小说是过气之举，无非是“阁楼上的疯女人”的陈词滥调，之后又在工作室门口收到被肢解的兔子时，叙述者终于借由情绪的爆发说道，“就算我想像疯女人一样隐居在我自己内心的阁楼里，那也是我的权利”。

　　事实上，马查多小说的丰富性源自复现：在多层面再现了女性主义、酷儿文化等领域的经典议题，譬如：社会性的人类是如何热衷于寻找借口，不去聆听女性的声音？甚至女性本身也会充耳不闻。“为什么除了你，没有其他人注意到那些脚趾头呢？”这种观察显然来自现实生活：在女性群体内部，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不同社会性别的女性，有些女性并不自知地、彻头彻尾地活在父权世界观里。这和早期女性主义写作中揭露男性的厌女症在议题上是同质的，但更细微地洞见到了性别政治的复杂纹理。

　　性别流动后，传统社会形态中的很多方式都被卷挟着，在沉浮中变得浑浊、含糊、难以界定。譬如《母亲们》，抛开生理性别，实际上是一个很现实的故事。主人公深情得近乎悲壮地说，“我相信一个能够化不可能为可能的世界。在那里，爱能胜过残暴，能缓和残暴，虽然以前从未如此。但爱能将其转化为新的、更美的事物。在那里，爱可以超越大自然。”

　　这种失落的情绪是以往的酷儿作品中不曾写过的，也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马查多的第二本半自传小说《In The Dream House》：取材于真实经历，聚焦于同性关系中的家庭暴力。马查多先人一步，踏入了这个浑浊的、尚未有法律界定受害者的新领域。

　　伍尔夫早就强调过写作者需要“雌雄同体的大脑”，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当今的女作家们更狂野，更直接，更坦白，更无界，而马查多的八个故事里都隐含着濒临死亡的女性，她们的身体在各种派对中挣扎，显然尚未抵达智慧应许的雌雄同体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查多是在用文学参与女性运动和性别政治的漫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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