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 公众熟知的金缕玉衣应该叫金缕玉匣

　　国家博物馆四楼，北18展厅，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开展已有大半年，展厅口排队的人群中，常有身着汉服的青年男女，他们上衣下裳、束发右衽，来此的目的单纯——见识下国宝级专家整理的中国服装史。

　　展览的策展人之一，是年逾九旬的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知名文物学家孙机。

　　六十多年的研究中，孙机涉猎古代服饰、古代科技文物等领域，收获很多、著作颇丰。在他看来，服饰和其他的文物一样，都能寄托公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但现在一些影视剧里，服装设计特别混乱，削弱了爱国主义的感染力。“或许今后某一天，某位创作者想拍一个什么电视剧，可以到国博这个展来看一看，不一定和他想象中的主角的服饰一模一样，但可以提供一个大致的印象，多多少少也是一种帮助。”

　　受沈从文影响 开始研究古代服饰

　　为什么走上文物研究特别是古代服饰研究这条路？孙机坦言是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沈从文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北平历史博物馆）的设计员，孙机则在市文化宫工作，办公室离沈从文很近。因为不太忙，沈从文经常到午门展厅给观众义务讲解，孙机也跟着去听。时间长了，两个人就熟起来，孙机开始跟随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协助整理了中国古代铜镜的资料，算是入了门。

　　“那时候每周六我会去沈先生家里吃饭，沈先生闲时逛琉璃厂也会带上我，我帮着提包”，孙机回忆，当时的谈话中，沈从文经常提及古代服饰的事，说有些地方展示的古代服饰不太正确。“西方流行写实画风，画恺撒就是恺撒，画亚历山大就是亚历山大，能分得清，服装也好分辨；中国宋朝以后写意画风盛行，人物画大多讲究神似，画面上一个老头背着手，给他画了点古装，就算他是古人吧，可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呢？”孙机说。

　　当时，市文化宫的文化生活丰富，集体舞这样的娱乐活动很多，时间过得很快，很难静下心来做点研究。“我想做点学问，于是考了北大。”

　　进北大后，孙机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宿白先生曾说，考古研究要多读书，而且要读有用的书，读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物质文化方面的史料，史料里会有很多“触角”，这些“触角”会触及方方面面，有些东西就会互相联系起来，成为学术研究的入口。

　　孙机一直记着这句话，在北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也常常利用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虽然读书不一定立即有所发现，但读得多了，把各种书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问题。如此慢慢积累下来，就打下了做学问的底子。

　　“北大图书馆的书是真的多，就跟国家图书馆差不多，学校里还有学识非常扎实的教授，想问什么问题，都能找到答案，这位老师不懂，就会推荐其他的老师来解释，”孙机说，北大真的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就是可以让人一直钻研下去。

　　青年人为什么喜欢“汉服”？

　　今年2月初，“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孙机作为策展人之一出席了开幕仪式。

　　在一尊东汉文官着装复原人像前，他详细介绍了当时男性常用的头戴装饰物——“冠”和“帻”。

　　“中国古代的服饰讲究上衣下裳、束发右衽，所谓束发，就是在头顶上梳一个发髻，然后在发髻上套一个罩，这就是冠。注意，这个复原人像不仅戴了冠，冠下面还有帻。帻，原本是士以下阶层，不够资格戴冠的普通劳动者才会戴的。”孙机说，到了西汉王莽篡位的时候，据史书说，王莽头秃，没有头发就没法梳发髻，冠就没有地方去依靠，所以他就先戴帻、再戴冠，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的进贤冠，一直延续下去，成了上层人士的头饰。

　　孙机认为，跟很多古代文物一样，古代服饰也能寄托公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西方，比如英国，研究服装史的时候，按照公元一世纪、二世纪、三世纪这样排列，分得很细，中国就没有这么细的服装史。”

　　他坦言，现在各种历史绘画、电影、电视剧，是想通过表现某个历史人物来激发观众的爱国之情，但有些电视剧，一个镜头里人物的服装能相差千年，比如张三穿的是先秦的衣服，李四穿的却是明朝的衣服，给观众留下的记忆非常混乱。“服装搞得这么混乱，把古人都弄得一锅粥似的，就会削弱爱国主义的感染力。”

　　“我们不能要求这些文艺创作者去研究服装史，因为这是很复杂的事情，但又希望他做得比较符合史实，就只能通过博物馆、通过历史展览来提供一个基本的轮廓。或许今后某一天，某位创作者想拍一个什么剧，就可以到国博看一看，那里的服饰不一定和他想象中的主角的服饰一模一样，不过可以提供一个大致的轮廓，多多少少也是一种帮助。”孙机说。

　　最近几年，“汉服热”在年轻群体中广泛传播，国博的古代服饰展门口，也有青年男女穿着各个朝代的传统服饰依次排队，等待观展。孙机认为，现在大家穿的，比如T恤、西装，基本上就不是中国原本的衣服，中国人其实很久没有大规模穿传统服饰了。

　　“我们的近邻日本，服装是采用的双轨制，男性多穿西式服装，比如办事员会穿西装，结婚会穿燕尾服。女性有时穿传统服装，也就是和服。要是新娘子不穿和服，可能就会觉得不够有品位。中国也是一样的，比起全世界都穿的夹克、牛仔裤，我们传统的汉服，在一些年轻人眼里，确实会更加高雅，有品位，所以受到欢迎。”

　　金缕玉衣应该叫金缕玉匣

　　当下的教科书、博物馆甚至旅游景区中，涉及服饰的知识点、景点非常多。孙机认为，其中有不少问题，亟待矫正。

　　“比方说去黄山旅游，黄山脚下有个古城，城门边上，每边立着三个大理石人像，是当地的文化名人，按照朝代排下来，其中有个清朝的名人，穿着就出了问题。”孙机介绍，清朝人当官之后，头上要戴顶戴花翎，脖子上要挂朝珠，朝珠一串共108颗，每27颗间穿一大珠，名“佛头”。两侧附小珠三串，每串10粒，名“记捻”。顶端的“佛头”下面还要缀上“佛头塔”等。但是城门口的那个清朝大臣像，挂的朝珠上没有这些附件，像是老和尚的念珠，如果懂行的人看到了，是不是就会笑话你？

　　孙机指出，金缕玉衣这个国宝，命名也有错误。“那个根本不是‘衣’，穿了就不能脱的，就是最贴身的一套棺材，当时称之为‘玉匣’。”

　　他还提到许多地方用的秦始皇像。“这些画像上秦始皇戴着冕旒，其实这是不符合常识的。”孙机说，冕的形制是符合儒家思想的，面前垂着一溜儿珠子，是告诉皇帝“非礼勿视”，不该看的东西别看；耳朵两边垂着两串黄棉球，没有真的塞进耳朵里，是象征性地表示“非礼勿听”，不该听的别听。问题在于，秦始皇奉行的是法家思想，儒家思想是被他排斥的。

　　“还有‘冕’这个字，古代跟‘俛’字是相通的，意思就是低着头，所以冕旒的那个板应该是往下低的，表示对天的谦卑，你是天子，仍然是天的儿子辈，但画像上，那个板是上翘的，也是历史错误”，孙机说，这个错误一路流传下来，影响了很多地方。

　　考古学未来发展可以“小而精”

　　2020年高考季，湖南耒阳的一位留守女孩钟芳蓉获得全省文科第四名，而后报考北大考古系并被录取。网络上的争议随之而来，有人说考古专业没“钱途”，为了家庭考虑，农村女孩应选高薪专业；有人说考古专业既吃苦也不挣钱，不适合女生。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多年来，考古、文物保护等专业在高校学科设置中渐趋冷门。

　　孙机表示，每一个学术都有存在的价值，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考古也是一样，不过不是所有的学术、所有的专业都能平均发展，一些小一点的专业，不需要太多人去研究，考古就是这样。

　　“解放以前，很多帝国主义国家到中国来抢东西，或者通过其他手段弄走了很多的文物。解放以后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出土了许多文物，考古学随之发展起来”，孙机说，到了现在，一些设施基本建成了，就该考虑到考古毕竟还是门小学科，不需要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去发展。

　　其实，现在很多的陵墓、墓园，都以保护为主，不再允许发掘了，比如西安的众多唐朝陵寝、北京的明十三陵。孙机认为，未来继续发展考古行业是必要的，最好是“小而精”。

　　最近，北京中轴线申遗持续提速，沿线很多古建筑也在加紧修缮。

　　孙机认为，“北京这条中轴线有近8公里长，这样长度的中轴线，在全世界都是很罕见的，它还能起到实际的规划作用，用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有意义的。”

　　孙机

　　1929年出生，山东青岛人。1949年考入华北军政大学。1951年起跟随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并协助整理古代铜镜文物。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宿白研究古代文物。1960年毕业后留任北大历史系资料室。1979年调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古代物质文化史、古代舆服、科技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2019年被增聘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研究院名誉院长。著有《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从历史中醒来》《仰观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

　　传承

　　葛承雍先生曾著文章表示，考古与文物研究都是史学综合形态的转化，是思想的直接呈现。“孙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考古视觉盛宴代替不了史学的诠释，文物研究更离不开査询浩繁的史料，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和文化底蕴的吸收是考古解释的关键。我们现在考古学生都没有阅读量，没读过几部经典大作，当一些考古人急功近利随意解说时，甚至边挖掘边查书，导致了不少考古成果的先天不足，埋下败笔，留下误导。”

　　匠人心声

　　1 新京报：你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是如何呈现匠心精神的？

　　孙机：谈不上“匠心”，就是在看书、看文献的过程中，忽然有心得，发现了问题，慢慢积累起来，就能学到点东西。

　　2 新京报：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守的？孙机：没有别的什么坚持，就是喜欢看书，并且在书里发现问题。

　　3 新京报：什么时候是你认为最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孙机：有段时期不能随便看书。我觉得还应当咬牙坚持下来，好书还得看，不受外界干扰。

　　4 新京报：你希望未来还取得怎样的成就，对于未来有怎样的期待？孙机：我已经92岁啦，未来唯一的期待就是安度晚年，其他没有了。

　　A特18-1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A特18-1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