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 不再重返的故土

　　1898年5月2日上午，天晦微雨。一个名叫周树人的17岁少年，怀揣着母亲为他筹措的八块钱川资，离开故乡绍兴。这是他第一次远行，内心自然满怀惆怅，“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

　　二十八年后，这位少年以“鲁迅”之名闻名海宇，离乡远行对他来说，也早已是家常便饭，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他再次从客居十四年的北京启程，前往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故乡渐行渐远，甚至他最后一次回乡，也是在七年之前，而那次回乡，则是为办理出售故乡祖宅的手续。从此，他再未踏足绍兴故土。

　　哀念

　　身在故乡为异客

　　在鲁迅的文字中，绍兴成了“S城”，那里的乡人，在他的笔下也不惮嬉笑怒骂，仿佛他当年离乡时眷恋不舍的离愁别绪，只是一场少年的稚嫩的思乡病。待到成人，阅历既广，这种疾病便被治愈。思恋变成了怨怼，或洒上了辛辣的嘲讽，或拌进凄冷的酸醋。《孤独者》里人情凉薄的S城，《阿Q正传》里势利市侩的未庄，《明天》里闭塞怯弱的鲁镇，《药》里现场售卖革命者人血馒头的“古□亭口”——小说中以绍兴为原型的这些地点，全都是聚集了国民劣根性的乌合杂烩之地。早已被鲁迅看熟了脸，“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鲁迅从不吝惜扬起最辛辣的鞭子抽打在故乡令人可鄙可笑的痛点上。

　　然而现实辛辣的鞭挞，在深沉朦胧的幻梦中，却成为与眼前“昏沉的夜”形成最强对比的“好的故事”。

　　暗与光，辛辣与柔情，鞭挞与爱抚，鲁迅对故乡的情感如同一条灰色的斗鱼，在爱与恨之间迅捷地游动，偶尔，才会在途中驻足停留，感受其中难以言喻的复杂，而这种复杂思绪的产物，就是鲁迅的名篇《故乡》。这是鲁迅以自己1919年返乡搬家的经历而撰写的小说。这一次返乡也是鲁迅对绍兴故园最后的诀别：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尽管小说中这种复杂心绪，可以用“近乡情更怯”来完美地解释，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鲁迅内心对故乡更深的情感：“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近乡情更怯的缘故是自己从外貌到心绪都发生了变化，而故乡如斯，自己却成了贸然闯入的异乡客。而鲁迅却发现，发生巨变的不止有自己的外貌、年纪和心绪，还有故乡本身。他的悲凉里，更多的是一种旧日不再的失望：眼前这座萧索凋敝的乡村，分明与自己记忆中的故乡差别甚远，甚至连故乡熟悉的乡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幅在他脑海中“神异的图画”中的主角，“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的十一二岁勇猛少年闰土，如今也全然不见旧日容颜：

　　“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作为离乡多年的游子，与故乡唯一的牵线就是记忆，而如今，无论是乡土还是乡人，都犹如一把锋利的剪刀，将这条牵线霎时剪断。活泼开朗的少年闰土成了唯唯诺诺的庄稼汉。被称为“豆腐西施”的杨二嫂成了一个爱贪小便宜的市侩大妈，还得了一个半是嘲讽、半是嫌恶的“圆规”诨号。每个人都不过是在“辛苦展转而生活”“辛苦麻木而生活”和“辛苦恣睢而生活”中三选一。流入不同生活轨道的人，彼此间也竖起了看不见的高墙，将人“隔成孤身”，使人“非常气闷”，也将记忆隔开，成为不但不可及，甚至眺望也变得模糊的悲哀存在。

　　然而，鲁迅之所以在《故乡》中如此气闷悲哀，必定是故乡曾有过他所追怀，所眷恋，所不忍割舍的存在。以至于他在《好的故事》里还会将它编织成转瞬即逝的美好幻梦。不妨循迹回去看一看鲁迅童年时代的故家。那是东昌坊口“新台门”中的一座近两百年历史的古老大宅，六扇丝竹大门足以彰显周家不愧是绍兴的名门望族。鲁迅自己也承认，作为“周氏的长男”，因此“物以希为贵”，备受家人呵护。他的童年玩伴，不止有《故乡》中的闰土，还有一个绰号“和尚”的木匠，会亲手给这位讨人喜欢的周家大少爷制作木头的关公大刀，供他玩耍。

　　他的家庭也给了他19世纪末传统大家族所能给予孩子的最大自由。举凡绣像小说、笔记稗史、神话传奇，乃至维新风潮下出版的西学书籍，只要他愿意，几乎都被允许自由涉猎。鲁迅的家庭教育，在他的晚年回忆《五猖会》中，透露出一个细节：当七岁的鲁迅兴致勃勃地准备去看庙会时，父亲突然出现，让气氛一时变得很谨肃，还强迫他读熟刚教会的二三十行《鉴略》，才能去庙会。鲁迅只得压抑性子强迫自己快快背熟，然后“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得到了父亲的点头首肯，他才被工人“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童年那场庙会的热闹，鲁迅已经“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以至于在37年后，他仍在“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尽管寻常看来，将玩心正大的孩子强摁桌前背书，多少有些忤逆天性，由此可以证明他的父亲是个严厉不通情理的旧派文人。但鲁迅的诧异，实际上他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将玩耍作为努力后的奖励，是让他幼小的心灵能品尝到成功的乐趣。这种细致入微的教育方法，在将溺爱纵容为保护孩子天性的教育观念中，是很难理解的。由此，我们在将鲁迅散落在童年回忆中的点滴串联在一起：月光下刺猹的少年闰土，后院“百草园”里“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无限趣味的短短的泥墙根，小珊瑚珠一样又酸又甜的覆盆子，等等，便能轻而易举地发现，鲁迅对故乡的眷恋不仅有据可依，而且相当浓烈。

　　真正让鲁迅对故乡难以释怀的，是这一切值得眷恋回味的美好，转瞬即逝。祖父因科场弊案入狱，鲁迅被送往外祖父家过着寄人篱下的乞食生活。他也描述了自己如何在高过身体一倍的当铺前“在侮辱里接了钱”，去给父亲请医生买药治病。然而，医治父亲的重病，绝非像去庙会前背熟二三十行书那么容易，竭尽全力也未必会得到成功的欢欣。父亲临终前，衍太太催促年幼的鲁迅竭尽所能呼唤父亲暂留阳世。但鲁迅大声的叫喊，仿佛只是给即将挣脱病魔平静下去的父亲，增添了紧张和痛苦：“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

　　最终，鲁迅只是得到父亲较急的喘息和一句低低的回应：“什么呢？……不要嚷。……不……”

　　父亲的死在鲁迅的记忆中留下了锥心刺骨的伤痕。而随着当家人的离世，家境的衰败也让鲁迅感受到了世态寒凉。在父亲临终榻前不断催促少年鲁迅呼唤父亲的衍太太，再次扮演了一个爱嚼舌根的帮倒忙角色。她似乎是出于好心劝告鲁迅典卖家当贴补家用，但最终却传出了周家长子盗窃家财的流言。按照鲁迅的说法，这一流言，加上乡人的凉薄和侧目，最终逼他离开了家乡。而随着鲁迅与家乡渐行渐远，离乡的年头越来越长，那些童年遥远的温馨美好往事，逐渐沉入了记忆深处，只留下“世态炎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四字格言。只不过，将这四个字沉重扛在肩头的鲁迅，有足够的才华和对时代敏锐的嗅觉，为其赋予更新的意义。

　　愚人

　　革命循环套中阿Q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上，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著名的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鲁迅如此剖析道。仿佛少年时代遭受的苦痛，都成了洞破人性的资本，也因此成为鲁迅创作的灵感来源。他越是深入发掘困顿与炎凉背后的暗影，就越认为自己挖到了国民性最深的劣根，而这种劣根不止于故乡的亲友熟人，只要善加取材提炼，更可由小见大，放诸全国。他在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间发表在《晨报》副刊的《阿Q正传》的主角阿Q，可以说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这个人物形象如此深入人心，高一涵回忆当初小说发表时说：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

　　尽管这个小人物，不过是以鲁迅的绍兴老家为背景的未庄中的一个无业游民，最终在辛亥革命后被当成替罪羊枪毙，但就像高一涵所说的那样，几乎人人都能从小说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这正是鲁迅期望达到的效果：“我的方法是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倒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阿Q不仅是鲁迅精心雕琢的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也蕴含着他所抱持的一种古怪的历史观：既然这个角色如此具有自我参照性，那么如果时代的主流是成千上万具备阿Q这样或那样特点的人物，那么中国便永远走不出历史的循环怪圈。发生再多场政治革命，死掉再多的民众，一切都不会发生改变。就像小说的第九章里，阿Q糊里糊涂被押上法场枪毙，在枪毙之前，坐在堂上的老头子“和气”地问他：

　　“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最后画押时，“便宜你，画一个圆圈”。作为阿Q最后的杰作，他“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这样一个突兀的结局，自然是个反讽，但反过头来去看那简短、糊涂却又对答如流的讯问，再看他笔下那个努力画却最终没有画圆的圆圈，那个向外耸出的尖，反而成了阿Q这个完美凝聚了万千国民劣根性象征的典型人物中，最具个性也最凸显个人意志的一点缺陷。圆圈上这个突兀的尖，本应有可能成为打破历史循环套的突破口，但它却是被无意画下的，并且画得圆不圆，除了阿Q本人之外，也无人在意。而阿Q本人的最终命运，也不会因为这个圈没画圆而有任何改变——他终究要被处决，只是从“好看”的砍头，变成了不那么好看的枪决。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Q画圈耸出的那个尖，也可以被视作辛亥革命的象征。这场革命，无论是在《阿Q正传》中，还是在现实的绍兴城里，都像是历史循环套中偶然耸出的一笔。小说中的革命，“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是象征性地把辫子藏了起来，以便“咸与维新”。现实中的革命，作为亲身参与者的鲁迅看来，更加令人气沮。据他的一位同乡回忆，鲁迅对革命的到来颇为积极，“一手拿了一卷传单，一手也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很有信心地说：‘遇到万一，这把钢刀准能砍几下的。’”

　　但等到十月七日，绍兴光复，成立绍兴军政分府时，通告上的消息却显示，这个政府完全是由前清绍兴官员程赞清和章介眉拼凑起来的骗局，不过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内骨子是依旧的”。在鲁迅创办的《越铎日报》中，特意描述了这群披着新潮外套的丑角：

　　“穿操衣带军帽下乡收租，别致。

　　吃乌烟，床边挂指挥刀，别致。

　　吾日见二个轿夫，于午前十一句钟抬一位科长大人进某署，于午后一句钟又抬出来。敢问某科长于吃饭坐轿外，所司何事？或语余曰：某科长原是小提使之至戚，坐轿吃饭亦所应该，不错不错。”

　　讥讽与谩骂固然能发泄一时怒气，却对时局毫无裨益。历史并没有由于鲁迅在革命中的嬉笑怒骂而有所改易，仍然在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晃荡着在时代的舞台上表演滑稽戏。对鲁迅的故乡来说，唯一改变的，就只有外表的样貌，但也并非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更像是每一次变乱后的凋敝，以及纷纷出炉的投机人物，自以为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上下沉浮。

　　《阿Q正传》刊行于世的1921年，距离辛亥革命又过去了十年。两年前的冬天返乡时，鲁迅见证了故乡在革命与变乱的双重震荡下萧索凋敝的惨淡景象，悲伤于自己不得不与熟悉的亲情隔膜，和儿时的美好记忆道别。然而很快，这一年掀起的五四运动的风暴，将会以雷霆之势吹遍整个国家。变革的种子已经种下，只是收获怎样的果实，对1921年撰写《阿Q正传》的鲁迅来说，尚是个未知数。

　　结果，事实上也出乎他的意料。

　　复仇

　　鬼之为言归也

　　“在前几年，我读《阿Q正传》，便会联想到因此而出名的鲁迅先生。现在，听说偏有人恶言恶语的说《阿Q正传》是死去了，这真是岂有此理，简直是应以‘放狗屁’奉敬了。据我看来，《阿Q正传》岂只不死而已，而且，癞皮阿Q也从棺材里伸出手来返魂了。”

　　1930年7月20日，一篇题为《阿Q后事如何》的杂文横空出世，作者锦轩硬将19年前就已被一颗子弹送进微尘中的阿Q鬼魂拉回阳世，重临人间。返魂的阿Q虽然仍保持了自己自命不凡的精神胜利法，但已经在新时代的潮流中脱胎换骨，“说话也漂亮了，似乎还能动动笔，吹牛的题材当然更多”，他的褡裢袋很沉重，里面不仅有中国洋钱，还装满了不少外国洋钱，以及“乡下人眼中从没见过的‘卢布’”。

　　返魂复活的阿Q说起话来，也不像之前一样脏话连篇，而是侃侃而谈“前年创造社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

　　锦轩将其称为“道地的精神胜利法，非阿Q而癞皮者决决乎说不出。”原先《阿Q正传》中和阿Q互揪辫子的王胡小D们，也五体投地地推崇他为自己的领袖。

　　鲁迅在创造阿Q这个形象时，或许也从自己身上寻出传统的鬼魅作为材料，但决然不会想到，这个自己诞育的经典角色，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射向自己的一支讽刺的暗箭。这正是1930年代鲁迅的遭遇，他名满天下，也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成为追随者恭维敬仰的神坛和谩骂者明枪暗箭的箭垛：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围剿、御用文人的连番谩骂，乃至于以他为名义领袖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工头”一面向他拱手问好一面又狠狠抽来的鞭子。

　　“敌人是不足惧的， 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 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鲁迅腹背受敌，却又孤军奋战。他尽管也有自己的支持者，但仍然时时感到孤立无援。直到此时，故乡又一次站在了他的身后。这一次，故乡不再是鲁迅撰写小说取材的资料库，也不再像《朝花夕拾》那样，是他安放内心眷恋的回忆之地，而是赋予他一种古老的精神力量：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 ”

　　鲁迅的故乡，一直流传着众多诡奇的传说。其中就包括一位少年的复仇传奇。在这则出自魏晋小说《搜神记》的传说中，战国时代的铸剑大师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剑成，干将自知必死，因此藏起了雄剑，嘱咐妻子生下男孩，待其成人，便要为自己报仇。这个名叫眉间尺的少年，却因为遭到楚王通缉，报仇不成，在一位山客的劝说下，眉间尺主动砍下了自己的头颅，把剑和头一并交给山客。终于砍下了楚王的头颅，报仇成功。

　　这则复仇故事，必然让鲁迅印象深刻，因此才会将其改编成小说《铸剑》。在小说中，鲁迅化身为那位神秘的山客“宴之敖”——这正是鲁迅曾使用过的多个笔名之一。他找到心心念念复仇的少年，拒绝了“义士”的称号，严冷地对他说：

　　“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故乡的传说，让鲁迅化身为纯粹的复仇者，以笔为枪，挺身出战，也让他人生的最后岁月，成了一场狂放而恣肆的复仇大战：不仅仅为了那些恶意攻击他的人，也为了那些死难于血泊的无辜少年。从“三·一八惨案”到“四·一二清洗”，再到“左联五烈士”——他要借了他们年轻的头颅去引诱敌人，成为箭垛，乃至于自己死后，也要挥剑斩下仇敌的头颅，与之同归于尽。1936年9月5日，沉病中的鲁迅，直截了当直视自己步步逼近的死亡：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鲁迅病逝。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