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鲁迅”的诞生

　　“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

　　北京，西城的一条马路上，“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凝固了闹市本应有的扰攘。远远隐隐传来的“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本来会“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嘶嗄”着声音，带着睡意，“歪了嘴”的胖孩子，在路旁店门前分明叫喊着“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但旁边破旧桌子上摆的二三十个馒头包子，却“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分明是陈旧死寂的事物，却硬披上新鲜出炉的外衣，吆喝声中的谎言如此显而易见，但又如此单调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然而路过的行人却对此充耳不闻，说谎者也并不在意旁人是否相信——重复着这套谎言不过是他的工作而已。

　　毕竟，在这座“长日催眠”的酷夏之城中，民众久已习惯于徜徉在四周的日常谎言，这些谎言犹如闷热寂静的铁屋子中此起彼伏的鼾声，只是让人们的睡意更加深沉，只有偶尔被某个异响吸引，条件反射般迷糊着双眼翻身过去。

　　能在枯燥乏味的酷暑热浪中，不动声色地夹带自己暗藏的讽喻。鲁迅下笔的精准老到可窥一斑。《示众》这篇小说，其实并不算他最出色的作品，但开篇描述的这幅北京盛夏街景，却令人印象深刻。考虑到这则小说实际上写于春寒料峭的1925年的3月18日，与前一个夏天隔了秋冬两季，并非状写当季的风貌，更可见北京的盛夏给鲁迅留下了怎样浓烈的印象——当然，并不是令人愉悦的印象。

　　1912年5月5日，鲁迅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此时距离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七个月，中国末代皇朝也在三个月前宣告退位。时间的指针似乎迈向了一个新纪元的零时。然而，时间的行进并不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在过去的七个月里，鲁迅已经品尝过革命的复杂滋味。在他的故乡绍兴，光复后的新政权，就跟《示众》里孩童扯谎吆喝的包子一样，除了街头满眼的白旗是新鲜出笼之外，“内骨子是依旧的”。

　　1912年的北京不是革命的中心，却是政治的枢纽。在南京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前往北京的唯一理由，就是他谋职的公署入京，故而他也随班进退。在进京当天的日记中，鲁迅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就是黄土：

　　“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

　　看客

　　沙漠中的示众

　　黄土，这一鲁迅对北京的最初印象，自然而然被他引申为“沙漠”。尽管鲁迅终其一生也未见过真正的沙漠，但这一意象，却足以概括那种除沙土之外一无所有的死寂，以及掩埋人的头脑心灵的憋闷与窒息。

　　直到客居北京十年后，鲁迅在《为“俄国歌剧团”》中劝“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的俄国歌剧团赶紧打道回府的理由，就是“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说：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是的，沙漠在这里。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有的只有“沉重的沙”和一排意味深长的省略号。四个月后，他又在《鸭的喜剧》中，借初来北京不久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之口，对北京大发牢骚：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一次，鲁迅倒“勇猛”地“抗议”说：“蛙鸣是有的！到夏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那是都在沟里面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但这里的“蛤蟆叫”和北京到处都有的“沟”，当然不仅仅是字面的含义。在《示众》里，连蛤蟆声也一并省略了，只剩下被烈日毒焰炙烤得生光的尘土，烘托着一声声显而易见的谎言吆喝，被过往行人习焉不察地听而不闻。

　　但这团沙漠般的沉寂，终于被两个人搅动了些许涟漪。“一个是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这男人戴一顶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带”——这不仅是20世纪初北京街头的寻常景象，更在整个中国的各个城乡抬眼皆是。沈从文曾描写过家乡湘西被五花大绑游街却豪气不减的土匪。汪曾祺的家乡江南小城高邮里的游街示众更具谐趣色彩，“被绑着的土匪也一律都和着号音，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甚至值日官喊‘一、二、三、四’，他们也随着大声地喊”。

　　比起如此热闹威武的景象，鲁迅笔下的示众在视听感官上乏善可陈。不过这般无聊的示众场景，或许正是鲁迅在北京的寻常所见。鲁迅在北京的先后四个居所：绍兴县馆、八道湾十一号、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和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全部位于西城区。这四个地点距离北京旧时人犯行刑之地菜市口都不算很远。特别是鲁迅最初居住的绍兴县馆，距离菜市口不过一箭之遥，白日里，这里是喧嚣的菜市，人犯也会被警察绑来这里，公开示众处刑，以儆效尤。到了晚上，传说有异乎寻常的大狗在这里舔舐人血。

　　尽管示众乃是北京日常所见，但是鲁迅笔下的无聊看客们，竟连如此乏味的示众都能头顶烈日趋之若鹜，聚拢围观得水泄不通。细眼睛的胖孩子、秃头的老头子、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头戴雪白布帽的小学生，还有一个抱着小孩的老妈子，特意“旋转孩子来使他正对白背心”，用手指点道：

　　“阿，阿，看呀! 多么好看哪! ……”

　　自老及少，自粗胖及学生，自老妈子及怀中不晓事的孩童，人人皆被眼前这一场无聊又乏味的示众所吸引，而示众者本人，那个穿着白背心，草帽遮住眼睛的人，却也在“研究”这些看客。看客与被看者目光交错，身份重叠，难解难分，不得不说鲁迅已经洞穿了看客的本质：他们不过是在空虚无聊的生活中寻找一个同样空虚无聊的焦点，由此打发自己的空虚无聊，而自己同样也随时会成为他人打发空虚无聊的焦点，被指点，被观看，被无聊地品评。无论男女老少，三教九流，在空虚无聊上是平等的。看客们聚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样一座空虚无聊的城市，乃是于一个空虚无聊的国家。

　　这个观点未免有些偏激，但鲁迅也在这场空虚无聊的集体无意义闹剧中，留下了寻找意义的蛛丝马迹。他安排那个秃头去弯腰研究白背心上的文字，并且读了起来：“嗡，都，哼，八，而，……”——这些文字当然不成话，因此，直到篇末，读者也不知道那个“工人似的粗人”让众人为之愕然的问题：

　　“他，犯了什么事啦？……”

　　但这个问题，恰恰是这场看客们集体无意义的围观闹剧中，唯一有意义的一句话：他在对这场示众的原因提出疑问，而这正是迫近事物意义和真相的第一步。而看客之所以是看客，正在于他们关心的既非意义，也非真相，而仅仅是用一个新鲜的空虚无聊去填充自己身处的空虚无聊，就像零加零的算术题，无论加上多少个零，这道题的答案永远只能是零。

　　工人对看客提出的问题，就像是突然在这道算术题中加上了“一”，因此，他当然永远也得不到答复。不仅因为看客对真相和意义漠不关心，更因为真相和意义会搅扰了他们在空虚中宣泄情绪获得的欢乐。所以他们才会对这一声提问表现出“愕然”，才会睁了眼，用嫌恶的眼光瞪着这个敢于提问的人，直到把这个寻求真相和意义的提问者逼得“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为止。

　　寻求真相的提问者遭受白眼排挤，看客们则彼此对视，交换着无聊与空虚。在这座沙漠一般的北京城中，他们凭借自己的空虚无聊，将自己贬低为沙土，沙土无意义地堆积，淹没了时间与空间，也将对意义和真相的质疑掩埋在沙漠中，只有将“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的包子说成是“刚出屉热的包子”的日常谎言，一遍遍地在沙漠之城的上空中回荡。

　　无人相信，却也无人质疑。

　　狂人

　　鲁迅的诞生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在结尾提出那声质疑，被认为是20世纪初中国最响亮的呐喊之一。然而提问者鲁迅本人，也曾是一位沉默的旁观者。在绍兴会馆院子里那棵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的槐树下，鲁迅便寓在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与他同住的弟弟周作人也提到，从1915年到1918年，鲁迅为了敷衍漫长的岁月，收集了大量石刻拓本，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地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

　　此时的鲁迅将近不惑之年，却遭遇了自己的中年危机。而这种危机，太半是来自北京凶险的政治环境。1915年正是袁世凯操办洪宪帝制如火如荼之际，为了消灭异己，他委任手下陆建章建立京畿军政执法处，专事监视抓捕异见分子，对其施以酷刑。一位幸存者王建中，在袁世凯塌台出狱后根据狱中亲身见闻撰写了《洪宪惨史》，历述其中诸种惨酷：“甫经到处，遂加以全身桎梏，押入乙号牢笼。虽戏剧中常演之酆都城、鬼门关、阎罗殿，其森严恐怖，尚未足形容该处于万一也”。

　　作为教育部一介小官的鲁迅，自然不想因之身陷囹圄，悄无声息地断送性命，因此，只得借抄古碑这项既消破时间，又所费不多的爱好来遮人耳目。而在袁世凯的严酷统治终结后，抄碑却俨然从韬晦之策成为一种个人爱好，遁身于古老碑碣之中，足以隔绝令人失望的动荡政局。“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政治革命的真刀真枪尚且如此，文学革命无异于纸上谈兵，自然在开始时也很难入鲁迅的法眼。他对主动投怀送抱的“文学革命”刊物《新青年》同样报以冷淡。这本初创的杂志在当时“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直到多年后，他仍然坦承自己加入文学革命的浪潮，绝非有着主动迎浪而上的热情，而是“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因此“喊几声助助威罢”——鲁迅并不是一个主动创造时代的人物，而是当浪涛已近，自己即将被打湿时，才在浪涛的激荡下，耸身一跃，加入其中。在将他推入巨浪的热情者们当中，钱玄同或许是助力最大的一个，而他正是《狂人日记》的助产士。从1918年2月9日到4月26日，钱玄同造访鲁迅多达十次，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这本没人看的杂志向鲁迅约稿。尽管钱玄同“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但他径直切入正题，一边翻看鲁迅古碑的钞本，一边“发了研究的质问”：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接下来，便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那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段对话虽然著名，但却未必真实存在。它或许只是鲁迅为自己加入后来已经势成巨浪的文学革命所找的合理托辞，毕竟，这种带有哲理思辨的推辞与劝勉，足以抵消某些欲迎还拒的猜测。更何况它事关这个国家未来的“希望”，“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必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只所谓可有”。《狂人日记》结尾的“救救孩子……”尽管仍是以鲁迅惯用的意味深长的省略号作结尾，但在无言的省略中，不能说不蕴含着希望的可能。而随着鲁迅加入文学革命愈加深入，希望明亮的调子也越来越强，以至于在1925年的《灯下漫笔》中，他甚至喊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这样斩钉截铁的口号。

　　从这一意义上说，《狂人日记》不仅是鲁迅向整个时代发出的一声质问的呐喊，也是对自己冰冷沉寂多时的内心种下的一粒希望的火种，或者说，这是鲁迅对自己希望的救赎。当他使用“鲁迅”作为笔名撰写这篇小说时，不仅在纸面上，也在整个时代以及自己的心神中，宣告了“鲁迅”的诞生。

　　沙城

　　希望的呐喊

　　希望的救赎，与鲁迅一同诞生。但这种希望，放在《狂人日记》中，却表现得过分激愤。或许是鲁迅太过于想要挣脱自己沉寂已久的心灵，以至于将道破真相的提问与呐喊，放进了一个狂人的喉咙。由此，在鲁迅的世界中，出现了两个极端：《示众》里空虚无聊的看客和《狂人日记》中狂呼呐喊的疯子——这让鲁迅身处分裂之中：这既是一个麻木的时代，也是一个狂热的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群麻木的看客围观一个狂呼呐喊的疯子的时代。

　　从这一点来说，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狂人日记》的创作来源，很具有代表性。日本鲁迅研究者藤井省三发现，就在鲁迅创作《狂人日记》前后，1918年5月1日的北京《晨报》的《本京新闻版》曾刊出了一则《痰妇食子奇闻》的新闻。新闻讲述了一宗骇人听闻的事件，居住在北京后门外皇城根地方的傅某回家时，发现自己身患痰迷疯症的妻子翟氏“将三岁幼子解剖煮熟”。尽管报道只有寥寥数行，但却是一起名副其实的狂人吃人惨案。这与《狂人日记》中狂人幻想自己吃了妹子的几片肉的情节，几乎如出一辙。

　　藤井以此认为，如果鲁迅曾经看到过这则新闻受到启发，那么他创作《狂人日记》的时间就不是1918年4月2日，而是5月1日之后。但事实上，这则所谓“痰妇食子奇闻”的报道并不是一则真实新闻，而是一个在北京流传多年的传说故事。早在这一年的1月17日，这则所谓的新闻就刊登在北京《时报》的副刊《附录余兴》上，内容几乎完全一致。而这则新闻最早可以追溯到鲁迅入京的三年前，刊发在1908年第22期的《北京当日画报》上的一则《疯妇食子》的新闻，只不过这个最早版本的地点不是“北京后门外皇城根地方”而是“京西门头沟地方”，事主姓名也只是“某甲”。为了吸引读者，这则新闻还特别配上了图画：坐在灶台旁的疯妇披头散发，正在“大吃而特吃”自己的孩子，站在门外的丈夫被这一骇人场面吓得张口结舌。

　　十年前疯妇食子的故事之所以能仍刊于报章，成为十年后读者的谈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鲁迅所不屑的麻木看客的贡献。报纸，可以说是媒体时代刚刚降临的20世纪初中国的一种新生的围观方式。它用图片、照片和新闻资讯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并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从这一点上来讲，报纸的读者在很大程度上与看客别无二致。疯妇食子这则新闻本身并无任何意义，它不过是一则人伦惨剧。看客们谈论传播这则新闻的目的就跟围观示众的人犯并无两样。鲁迅在这些看客中所扮演的，正是《示众》中那个“工人似的粗人”的角色。他要追问原因，要思考背后的意义——如果没有意义，他就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创造出一个意义。让狂人成为那个打破看客麻木的提问者，让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道破传统礼教的仁义道德字里行间是“吃人”二字的压抑本质，去喊出：

　　“救救孩子……”

　　但这声呐喊，真的可以震醒铁屋子中昏昏欲睡的国人吗？抑或是惊醒那些较为清醒者呢？对于这一点，鲁迅心中也并非没有疑虑。尽管他还是竭力给予“不能抹杀的希望”。在《狂人日记》发表的一年后，鲁迅撰写了一则题为《古城》的寓言，描述了一座沙山里的古城。联想到鲁迅惯常将北京比作沙漠，这座沙城隐喻为何，不言自明。鲁迅为这座古城设计了惟一一道门，一道闸门。城中的老头子、少年和孩子，毫无疑问，象征着守旧的传统势力，现代拼搏的勇士和未来的希望。

　　“青铅色所谓浓雾，卷着黄沙，波涛一般的走”。城中的青年一再呐喊：“沙来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罢。”但老头子却宁可闭门守旧，否认风沙袭来的现实：“胡说，没有的事。”

　　直到“过了三年和十二个月另八天”，少年再次发出警告：“沙积高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罢。”说着，拼了死命，终于举起了积了许多沙的闸门，想要把那孩子挤出闸门。但老头子却拖那孩子回来说：“没有的事！”

　　走笔至此，鲁迅的寓意再显著不过：就在这个故事撰写的三个月前，五四运动爆发，青年们作为时代的主力军冲上广场，试图在内忧外患之中，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这个国家谋求未来的希望。所谓的“过了三年和十二个月另八天”，正是从鲁迅自我沉沦的1915年袁世凯洪宪帝制算起，到五四运动的四年时光，而从十个月前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成为引爆新文化运动的一枚闪光弹后，时代似乎正在狂飙突进。鲁迅笔下肩起沉重闸门的青年，正是五月四日在广场上高呼呐喊的学生们。

　　希望看似就在眼前，但鲁迅却并未给这个寓言以一个充满希望的光明结局，而是以他一贯的审慎和戏谑将未来交到那些理应见证的未来的读者手中，他们可能是狂人，也可能是看客，而未来究竟如何，取决于他们愿意扮演哪个角色：

　　“以后的事，我可不知道了。

　　你要知道，可以掘开沙山，看看古城。闸门下许有一个死尸。闸门里是一个还是两个？”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