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地名留住古城

　　走进东四三条胡同东口，一行十几棵古槐排列在胡同往西的北侧，枝叶繁茂。这行古槐北侧的东四三条11号，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三子镇国公阿拜曾经的宅邸之一。如今，这里已经成了普通居民的住宅，但大门前的一对上下马石，仍能让人想象从前车马络绎的景象。

　　这只是北京众多街巷、胡同里的一栋宅子，却见证了京城百年间的历史变迁。

　　日前，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公示，583处传统地名列入首批保护名录初选名单。地名，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命名、更迭、保护，地名所承载的独特意义，越来越被公众重视。

　　北京现今使用地名大多起源于明清时期

　　在北京延庆张山营乡，有两个小村以阪泉为名，称上阪泉、下阪泉，附近还有阪山、阪泉河等地名。当地村民说，这些地名或许与“阪泉之野”有关。

　　传说中，黄帝与炎帝曾大战于“阪泉之野”，蚩尤与黄帝亦曾进行“涿鹿之战”。“涿鹿”“阪泉”是目前我国已知的两个最古老的地名，距今约有4000年，而这两个地名恰好都在北京延庆与河北涿鹿交界一带。

　　延庆的“阪泉”是否就是炎黄大战的“阪泉”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阪泉”这个地名已相当久远。

　　事实上，地名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政治活跃，经济、文化发达，地名的发展就快，北京地区地名的产生与发展就是北京历史的真实写照。

　　据《北京志·地名志》记载，北京地区已知先秦时期的地名有几十个；秦汉至隋唐时期，北京的政治地位由诸侯国转为我国北方重镇，北京地区地名数量大增，但因朝代更替与资料散佚，这一时期所知的地名仅有数百个。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会长孙冬虎介绍，到了辽金元时期后，北京地名有了重大发展。随着北京逐渐变为全国政治中心，从现有资料看，这一时期已知的北京地区地名多达千计，其中部分地名至今仍在使用。“像现在的史家胡同、砖塔胡同，就是元代命名的。”

　　从明代开始，北京作为我国都城，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达到封建社会时期的最高峰，北京地区地名数量大增。可以说，北京现在使用的地名大多起源于明清时期，并已成为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颇具“京师气派”的北京地名

　　这些地名是怎么命名的？孙冬虎介绍，谈论地名命名的依据要从地名的作用出发，地名一般有四方面作用：语言发展的产物、地理环境的标志、历史变迁的印记、社会生活的写照。

　　有些地名有语言发展与变化的印记。“以案板章胡同为例，多数人会认为这里曾住过一个姓章的人，从事生产案板的工作。但它其实是指‘昂邦章京’，为满语，是官爵名，汉化后按发音就变成了‘案板章胡同’。”孙冬虎说。

　　还有些地名中包含山、岭等自然地域，或因区域形态而产生。据记载，“六部口”就与明清时期的六部有关，六部是旧时官府衙门的名称，来京办事的官员一般都在六部口等待朝见，这里因此得名。

　　总的来看，北京的历史地名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

　　孙冬虎总结，北京地名最大的特点就是颇具“京师气派”。“北京不少地名包含‘天’‘地’‘京’等字眼，大气磅礴，还有一些地名中有‘皇’等字眼，或是由来与官场有关，带着一些‘皇气’‘官气’。”

　　与“官”对应的便是“民气”，也称“俗气”，就是通俗易懂。“职业、地形、名人，不少‘贴地气’的地名都由此而来。”曾任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所长、多年从事东城区地方志撰写工作的郑毅介绍，如位于东四街道的铁营胡同出现于明朝，相传是因明清时期此地有很多铁匠作坊而得名；月牙胡同则因整个胡同形似月牙而得名。

　　此外，北京地名还有“文雅”“古气”的特点。“这些都是北京地名的特色。”孙冬虎说。

　　胡同街巷经历多次改名

　　然而，地名并非一成不变。

　　民国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一部分旧地名伴随城市建设消失，一些新地名也随之诞生，北京地区个体地名数量达一万多个。

　　1965年，北京对全市胡同、街巷名称进行大范围整顿，对四个城区的3590多条胡同、街巷逐一考评，将一些小胡同合并到大胡同，将一些带有不健康思想、旧思想的地名进行更改。整合后，四城区的胡同、街巷名称留有2994条。

　　“文化大革命”期间，诸多街巷、胡同被改为具有“文革”色彩的名字，如“东四头条”曾被改为“红日路头条”。但不久后，原来的名称便被恢复了。

　　此后，虽无大规模的地名更改，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老院落被居民区、商业楼取代，一些胡同在“消失”的同时也带走了它们的名字。

　　“比如CBD地区，以前就没有这个概念。”北京民俗学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巍表示，地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意味着就不保护了，老地名的变迁应该被记录下来，建立包含地名名称、来历、沿革、含义、地理信息在内的完整数据库，方便后人了解区域发展的历史沿革。

　　高巍认为，北京的老地名与北京的老居民、老建筑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北京地名的变化，就像看到北京的发展史。“这和人口变迁是一个道理，随着城市的变化，不断有老人淡出，也有新人加入，这是一个城市有生命力的体现。但是老地名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传承或积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地名有相对稳定性，但变化也是必然的。”孙冬虎认为，应该强调“能不改就不改”，保护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留住城市历史文化的命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地名会议就提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东城区府学胡同名列其中。这条胡同的63号，是宋末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其旧址是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时的土牢。这座四合院曾在明、清、民国时期几经修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在“文天祥祠”这一名称下传承至今。

　　翻看名录，会发现被列入其中的胡同、街巷大多分布在中轴线沿线。“对照北京文化遗产保护设置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北京老城里的33个片区跟首批发布的名字基本能对得上。”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说。

　　“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地名或许是北京留住历史文化命脉的最后一个希望。”在孙冬虎看来，一座城市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地名也应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受到重视。他认为，发布保护名录是北京推进地名保护工作的“重要一步”，也是延续北京城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的一部分。

　　今年发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强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重点保护对象便是地名。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还将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工作纳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2021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很多城市都会经历地名的变化，中外皆然，古今皆然。建筑会消失，但地名会留下。”胡新宇认为，地名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告诉后代人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补充，让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遗产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和传承。这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锦上添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雪中送炭。

　　承载城市乡愁

　　1980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涉及地名的来源、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等。“普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地名消失得非常快，这也让很多学者意识到，对待传统地名，要像对待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保护起来。”孙冬虎说。

　　看到地名保护重要性的不仅是学者。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60年代前，北京没有专门的地名管理机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京建设事业的发展，加强地名管理已日益迫切。

　　1978年，北京市地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对全市地名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使地名管理工作步入法治化。1988年，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地名规划管理处，专门负责地名工作。

　　地名于一个城市有何意义？作家冯骥才曾写道：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

　　“老地名作为特色文化遗留与传承载体，也是留住历史文化记忆与城市乡愁的重要组成。”京文创研究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奚大龙说，老地名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归属感，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的情结、国家的热爱，成为每一个时代吸引人、凝聚人的独有精神资源。

　　2000年以来，我国制定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制度，推进“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保护名录、保护规划等工作。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印发，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对传统地名，不能竖个牌子了事”

　　“老地名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文化符号，也是打造城市文化地标的有效路径。”奚大龙认为，老城区的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可借此进行对外宣传、提升文化软实力，还可依托老地名的文化内在价值，积极赋能城市发展。

　　2016年，一项名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活动启动，项目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并进行培训，让志愿者去胡同遛弯儿，进行拍照、访谈、记录等，记录老城区的细微变化。

　　作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联合发起人，胡新宇对老北京地名的保护和利用有独到的观察。

　　近几年，北京开始推广文化探访路活动。通过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串联散落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名人故居等，提炼文化价值，设计特色主题，对线路进行整体推介。

　　胡新宇认为，文化探访路是个好创意，但也有需要改进的环节。比如，文化探访路上有的点位目前仅遗存一间房或一个门楼，对这种历史信息展示过少的情况，他建议通过竖牌等方式增加说明。另一方面，一些介绍用的是篆书，他建议把字体改为当代人能看懂的字体。“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对传统地名的阐释和展示，就是要以公众便于理解的方式去传达。”

　　“对传统地名，也不能竖个牌子了事。”胡新宇说，传统地名的介绍方式可以多元化，各有特点。对居民，要有社区自豪感；对游客，要有获取新知的好奇感。如果能让公众有参与感，就更好了。对地名的保护，要能让人们对老城增加了解，增加感情。

　　传统地名要保护，更要多运用。胡新宇建议，今后公共交通站点的设置，可以考虑多用传统地名，一来约定俗成，便于认知，二来体现历史文化内涵，利于传播。“保护传统文化，重点是要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这也适用于传统地名的保护和利用。”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 沙雪良 陈琳

　　B04-B0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