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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斌 不是“逆行出征”,这就是医生的本职工作

2021年09月28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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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斌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
本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如何看待“重症八仙”这个称呼?
杜斌:这只是一个代号,大家关注了医务人员的付出,关注到不同人在其中的贡献。我希望大家认可医务人员的付出,但不能说我们这八个人起到了多大作用,因为疫情的防控是多方面的努力,不仅仅是医疗,各个方面都在发挥作用,不应该把几个人的作用夸大。

  “没有所谓的‘逆行出征’,这就是医生的本职工作。当全部都是英雄时,就没有英雄可言。”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坚信只有在床旁才能了解患者真实情况,他曾10个小时穿着防护服泡在ICU,和其他专家一起,将总结的经验和建议写入国家版诊疗指南;也在此后辗转多地参与疫情救治,曾连续超过半年时间未曾回家。

  

  泡在ICU里的重症专家

  2020年1月18日,从福州到安徽的高铁上,杜斌收到了前往武汉参与疫情研判的电话。因为正值春运,买不到车票的他从合肥下车,由铁路系统的同志领着他乘上了开往武汉的高铁。彼时,他尚未预想到,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1月19日,他便接到通知加入由钟南山院士担任组长的6人高级别专家组,成为了组中唯一的重症医学专家。这个组里,还包括李兰娟院士、袁国勇院士、高福院士、曾光教授。高级别专家组当天的任务,是听取湖北省卫健委和武汉市卫健委的汇报,到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交流,再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考察,也去了最初暴发疫情的海鲜市场外围了解情况。

  1月19日当晚,杜斌连夜赶回了北京,埋头写报告直到深夜;1月20日又与高级别专家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国务院汇报情况。也就在这一日,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现象正式发布,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实行“乙类甲管”等措施。

  1月21日,接到“与世卫组织的视频沟通会将改期”的消息后,杜斌坐不住了,坚信“只有到床旁才能了解患者真实情况”的他,当天中午就坐上了飞往武汉的飞机,下午便进入了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2020年的除夕,他是在这里度过的。

  “当时ICU(重症监护室)有三层,全是满的,但实际上重型、危重型患者不止这些,后来在普通病区又开了两层收治。”杜斌最初的主要工作是了解病情的特点,尽快摸索出有效的救治办法。为此,他扎进了ICU,没日没夜地“泡”在里面,坐在病床旁了解病情变化,为病人调整用药、输液、呼吸机参数等,有时穿着防护服不吃不喝近10个小时,最多时一天要巡查5家医院的ICU。

  当他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巡查时,有人抓拍到了这样一张照片:那是杜斌与东南大学副校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教授并肩行走的背影,两人拿着面包,似乎行色匆匆。杜斌说,那日结束巡查,他们还着急赶回去开会,从江苏医疗队负责的病区走过时,有医生塞给了他们几片面包。因为院区有几名配餐员感染新冠肺炎,不光是他们,包括病人在内,那天整个院区到中午12点都没吃上饭。

  在杜斌看来,与支援武汉的医疗救援队相比,更难的是湖北的医疗同道。“我算待得长的,但也就100多天,我们再难再苦也难不过当地的医护人员,他们可是从2019年12月底开始到我们走了以后,仍然在接着干。在收治的病人里,也许还有他们的家人。”杜斌说。

  “无所谓‘逆行’,但求尽心尽力”

  当面对重大传染性疾病时,有些医护人员会迟疑,到底是去病床旁还是不去,到底要不要实施气管插管这种高危操作?在杜斌看来,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很正常,不可能什么都不懂就上。自己也和任何一个医务人员一样,当面对致死性的传染性疾病时,同样经历了从陌生到逐渐熟悉的过程,只是每个人的心理调节能力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反应。他坦言,作为上百人的医疗队领队,他也有担心,一旦队里有人倒下出现减员,将影响到整支队伍抗疫的自信心。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看好病人,没有强行要求必须治好每一个人,但求尽心尽力。既然我学的是这行就应该干这个,就如同战士奔赴战场、警察追捕逃犯一样。”再次回忆武汉抗疫,杜斌觉得,当初支援武汉虽然看起来很辛苦,但当全是英雄时就没有英雄可言,所谓的“逆行出征”,其实就是医生的本职工作。他不要求别人,但至少能要求自己在病房里多观察一会儿,越有风险时越要带头做,只有这样才能对别人提出要求。床旁观察、气管插管、制订治疗方案……他教医务人员,当面对患者时,“永远问自己一句话:我们在治什么病,为什么治的是这个病?”

  在疫情初期,杜斌除了完成上述工作外,也会在当地医生的陪同下,前往非定点医院摸清集中收治的病人情况,还要投入精力与同行讨论诊疗方案等。这也是为了给卫健委的决策提供合理建议,包括救治体系有什么问题、各医疗机构需要什么资源、治疗情况有何困难、需要什么设备及人员等。“初期做这些工作,远比我看好一个病人更为重要。”杜斌深知,自己的决定,将影响到一群人。

  随着几百支医疗队陆续支援武汉,救助体系已经建立,杜斌等高级别专家的任务也发生了转变。“我们的任务是保证治疗的均质化,保证大家对疾病治疗的原则保持一致。”杜斌说,包括之后去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地,他都是带着“保证治疗均质化”的任务而去。对于新冠肺炎重型、危重型患者,严格意义上说没有特效药,不管任何一种疾病,到了重症期,靠的也不再只是一个药,更多的是靠团队。

  此后,杜斌又转战黑龙江、哈尔滨、北京、乌鲁木齐等多地。从出征武汉到2020年8月30日结束任务返京,杜斌没有一天回过医院和家。

  2020年9月9日,杜斌又出发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昆明,为了一名病情快速进展的新冠肺炎患者。这名40多岁的男子在印尼打工,当时乘坐航班在昆明落地,第二天被确诊新冠肺炎,病情进展非常迅速,很快便上了呼吸机。他的夫人从都江堰赶回来,每天在ICU门外守候。在杜斌及当地医疗团队的救治下,患者最终康复出院。杜斌坦言,如果没有国家的全力保障,这个家庭也许就毁了,因为他们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负担医疗费用。

  “在每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中,ICU医生总是走在最后,有人称我们为英雄,但我并不这么看,在选择这一个行业的同时,就承担了这个行业带来的荣光,同时也要承担它对自身提出的要求。”对于社会给予的高度评价,杜斌觉得不用过度渲染,自己和其他任何一个职业的人一样,能对自身从事的领域发展有一点贡献就好,在保证自己不掉队的同时打造一支好的团队,尽力而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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