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悦笛 李泽厚的思想指向的是未来

　　李泽厚生于1930年，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中，他在青年人里极具影响力。作为在美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深入研究的思想家，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等多部作品，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刘悦笛是这众多读者中的一位，如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员，擅长美学研究。刘悦笛和李泽厚在学术上有共鸣，即便隔着四十多岁的年龄，他们依旧常常就学术、思想问题喝酒论辩。近年来，刘悦笛倡导的“生活美学”，被他认为是接续着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继续进行的事业。

　　在刘悦笛看来，李泽厚是一个“很难被明确定义”的人。他对“中西马”哲学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批判吸收各家众长，构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体系。跨越数十年，他提出的“情本体”等思想不仅对我们看待当下的世界有着重要的启发，更是指向未来的。

　　“真”“善”“美”的思想体系

　　新京报：李泽厚先生可以说影响了很多代读者，作为一名70后学者，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李先生的作品？

　　刘悦笛：李老师确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是在看了李老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这些书之后，走上了学习哲学和美学的道路。现在这些书也都很有影响力。我个人是差不多在高中的时候就看到了李老师的作品，后来这些作品也激发了我去做中国哲学、美学研究。

　　新京报：你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与李老师有过学术、生活上的交往，在交往中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刘悦笛：李老师有很多特点，但是给人最深刻印象的一定是他的“直接”。他对你的赞美和批评都是直言不讳的，不会做很隐晦的表达。这给人一种在交流时的平等感，我们相差44岁，但我在和他的交流中也丝毫没有顾忌，而是相互直来直往地辩驳，他也丝毫不会介意你去批评他，但他总如不倒翁般地驳不倒。

　　新京报：学者之外，李先生也是良师，包括赵士林、赵汀阳等在内的许多出色的学者都是他的学生。在带学生这方面，李老师也是十分有特点。

　　刘悦笛：李老师带学生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式的。他从不规定学生一定要做什么，比如他讲实践美学，但他学生里其实没有多少做人类历史本体论和实践美学的。他和学生的交流和我们一样，都很平等，从来不会运用什么权威去压你。他也是一个好辩的导师，特别喜欢和学生争论，然后一下抓住某个讨论问题的要害。他的学生很少有风格也和他相似的。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表达过遗憾，觉得自己带学生带少了。

　　新京报：我们知道，李先生做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具有原创性，比如他提的“实践美学”。你的研究专长也是美学，这些年也在提倡“生活美学”。“生活美学”和“实践美学”有怎样的关系？在美学上，李先生对你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刘悦笛：影响很多。李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他晚年提的“情本体”和以其为核心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现在这十年来做的工作，是要接续着李老师的说法来讲“情本体”,建构一个中国人的情理哲学。我觉得就像李老师讲的，中国哲学在世界上应该“登场”了，我对此深怀信心。

　　另一点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生活美学。李泽厚讲实践美学，认为美是在劳动中创造的。实践美学可以说是中国美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主流的学术流派之一，李老师把这里的实践，严格定义为“劳动”，而非一般实践活动。到了我们这一代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在变得越来越审美化的。与之前相比，美和日常生活贴得更近。我讲的生活美学是说生活塑造了美，看起来两者似乎不一样，但其实核心要旨都是倡导一种有“人”的美学，而不是在谈美时把人排除在外。只不过，在李老师的实践美学那里，这是一个宏观的、大写的人，而在我的生活美学这里，是一个微观的、小写的人。所以从实践到生活美学的转变，就是向具体的、活生生人的落实与回归。

　　新京报：你刚刚也提到对你影响最大的“情本体”，通俗地来讲，这其中说的是一个什么道理？

　　刘悦笛：就在前些时我们聊天的时候李老师提到他觉得自己关于“情本体”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那篇文章——《孔子再评价》。通俗地理解“情本体”，说的就是“情理合一”，做事情要“合情合理”，这很为中国人所熟悉。

　　不过，虽然讲求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但是李老师实质上还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理性依旧是基础。情理合一讲的是一种平衡，绝不是为了情去牺牲“理”。中国人最善于此道，但我认为，情与理应该是合一的，平衡的，相互融汇的，就犹如盐溶于水一般，而不是唯理性主义，或者唯情感主义。

　　新京报：说到理性主义，我们知道李老师曾经对哲学家桑德尔有过批评，而这个批评恰好就是针对桑德尔代表的一种“理性”。桑德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伦理学，李老师在伦理学领域也有很多的研究，在你看来，他的哲学体系内部，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部分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刘悦笛：李老师最后一本书就叫《伦理学新说》，这本书我最后帮着他出的，他的要求是一字不改，应该说是他有关伦理学的所有论述。在他的思想体系里有三个重要的板块，认识论、美学、伦理学分别对应着真善美。晚年的时候，他其实尤其关注伦理学。

　　当年他对桑德尔的批评很有名。在这些批评中，他主要是借用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些理念，质疑了桑德尔的政治哲学，其中一个关键的核心就是“和谐高于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李老师真正瞄准的人物是罗尔斯，罗尔斯谈正义论，但是李老师可能认为，对于人类来说，和谐很多时候是更重要的。

　　新京报：在美学、伦理学、认识论中，我记得李老师曾说美学是“第一哲学”，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刘悦笛：我个人还是很赞同的。李老师基于他对中国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的一个基本理解，认为美学是中国人追求的一种核心的世界观。虽然哲学思考涵盖真善美，但最终都会达到美。不过这个观点可能很多学者并不同意。

　　李老师这番论述也是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来谈的。中国人拥有的审美式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是他认为很独特的地方。但是李老师其实也不是局限于谈中国，而是从中国出发、放眼世界。

　　与时代同步的哲学实践

　　新京报：你谈了很多赞同，李老师在学术上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不太赞同，或是你们有分歧的地方？

　　刘悦笛：其实在关于“情本体”的问题上，我们就有不同。如前所述，李老师还是比较强调理性的中心地位，他有一句话叫“用休谟来补充康德”。康德代表着绝对的理性主义，而休谟相对是情感主义的。在这一点上，我会认为理性和感性拥有平等的地位和相似的结构，二者之间也能很好地融会贯通。

　　其次是在对美学的总体理解上。李老师认为美的根源在于实践，而我认为美的本源是生活本身。但总体上我们的关注点是相似的，我们都是以人为本的美学，但是侧重点不同，这可以构成一种中国美学学派。

　　新京报：之前提起李泽厚，我们常常说他做哲学方面有一种“打通中西马”的特点。这也成为很多学者的理想。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李老师的这种特点？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对李老师形成这样的哲学风格有哪些影响？

　　刘悦笛：李老师的这种特点使得他能代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那时候刚好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他西方思想、中国自身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碰撞。而李老师就从各家取所长，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进行有机地融合。

　　这种打通，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哲学应该能够指导现实实践和生活，而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包括他当时提的“西体中用”，都是和中国面临的现实大问题相关联的。

　　应该说，不同的时代就会激发不同思想的激荡，其中没有高低与否。李泽厚的思想内容确实是和那个时代本身相关的。如果我们回溯他整个思想发展的过程，从最开始做谭嗣同研究，到五六十年代参与中国美学大讨论，再到1979年写《批判哲学的批判》研究康德，后来是《美的历程》，三大思想史论，最后到晚年的伦理学，会发现这种个人思想的流变都是和时代变化同步的。

　　30年前李老师有个说法叫“思想隐退，学术凸显”，大概就是形容他这样对很多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行综合思考的思想家，可能会越来越少，而专业化的学者会越来越多。30年后的今天，这个趋势几乎已经达到顶峰。这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多少有些遗憾。当然，我们需要的是有思想的学术，二者都不可偏废。

　　新京报：李先生曾在近年的一些专访里谈到，很惊讶自己的书现在还有那么多读者看，因为觉得自己的很多思考已经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在你看来，李老师的思考在今天有哪些现实的意义？

　　刘悦笛：我觉得与其说是面向当下，不如说李泽厚的思想更多是面向未来的，他以前的论述多次提到的都是指向“百年之后”。“情本体”直接瞄准和反驳的，其实就是西方的理性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过往这些价值观是主流，但如今，东方哲学中的许多价值观，在今天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也就是我对中国哲学的未来有信心的理由，虽然目前，我们的哲学在世界上依然还不太有位置。

　　以儒家为例，当下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创造性地传承儒家的传统。李先生就曾提出“用孔子化马克思”。这个其实不同于现在中国儒学界主流的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这是一条儒学的新路，也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想法。

　　□刘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