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国家公园迎考记

　　10月12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武夷山国家公园跨福建、江西两省，保护面积1280平方公里，分布有全球同纬度最完整、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是我国东南动植物宝库。

　　然而，作为开发最早的旅游景区之一，武夷山景区不仅面临着互联网时代旅游出行模式的没落，更面临传统山岳型景区的转型升级。旅行社为主的传统旅游出行方式无法满足大众多样化旅游体验的业态已现端倪。

　　对于国家而言，“国家公园”是以国家为名打造的国家名片，从保护生态环境到展现国家形象都有着跨时代的意义。而在武夷山旅游从业人员眼里，国家公园的名号同时也是一道“金光闪闪的紧箍”，在开发与保护之间，当地旅游从业人员也在寻求着转型和出路。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陈威表示，“国家公园的任务，就是兼顾经济发展跟生态保护的世代传承，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旅游怎么总是不温不火？

　　10月26日，武夷山天气晴朗。

　　31岁的竹筏工胡烨站在星村镇九曲溪竹筏码头等客。他个子不高，浓眉厚唇，黝黑的手臂上青筋凸起。

　　过去十二年，胡烨都在九曲溪上撑竹筏为生。九曲溪位于武夷山国家公园内，原属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早年因有三弯九曲之胜，所以被称作九曲溪。”武夷山国家公园设立后，它被统一划入国家公园内进行管理。

　　胡烨走上筏尾，左脚踩着筏上的木板，右脚轻踮着筏沿，身子一起一伏，离岸而去。“咔嗒”——竹篙下端的铁尖撞击溪底的鹅卵石，水泡咕咚咕咚涌上河面。

　　胡烨将竹篙插入水底，用力一顶，竹筏调转方向，利剑入鞘般钻进泊筏之间的空隙。他一个箭步跳上岸，迅速将绑排绳套在岸边的缆桩上。“这叫‘倒车入库’。”

　　与此同时，在距离竹筏码头三公里外的南源岭民宿村，停车场里晒满了稻谷。这里原本是供给前来住宿的游客停车的，而今，车辆寥寥，只有金黄一片。

　　由于地处景区周边，不少村民将自住房改建成民宿。而正是在这旅游的“黄金十月”，村民陈进华的民宿只住进了四位房客，还有空房十几间。他说，许多村民不得不打出“买一晚送一晚”的营销活动，住客却仍罕见。

　　一直到傍晚，陈进华等来了一名新客人。

　　他对此司空见惯。开始经营民宿后，他的生意始终平淡。但他同时也不理解：“武夷山上世纪就被评上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了，还是5A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怎么总是不温不火？”

　　对胡烨而言，“九曲溪竹筏”项目倒曾有过辉煌的过去。他回忆，早年，坐筏的门票相当难求，当地人都需要通过各种私人渠道求票。忙起来时，码头上不见一只竹筏，“全在溪上。”

　　如今，码头边摆满了闲置的竹筏。

　　直到傍晚，胡烨仍然没有等到他的第一班客人。“今天又被码头放鸽子咯!”另一位竹筏工吆喝着，将竹篙扛在肩上，离开了码头。

　　“金光闪闪的紧箍”

　　武夷山旅游产业的风光起落，被35岁的肖阿利看在眼里。

　　他做过导游，开过旅行社，后来又成立了旅游企业。他称自己在武夷山旅游业中摸爬滚打了11年。

　　肖阿利回忆，最早时，武夷山在国内是小有名气的。“那会儿互联网还不发达，旅行社的推广都是靠报纸上的豆腐块广告，靠地推和旅游黄页。”要宣传武夷山，只能依赖“口口相传”。

　　彼时交通也不发达。肖阿利举例，曾有一批上海的游客到武夷山来，先坐火车到江西，再从江西转乘旅游大巴而来。直到2005年前后，武夷山的机场、高速公路陆续开通，武夷山的旅游业迎来了第一个小高潮。

　　“当时武夷山的一批导游是非常厉害的，被派到全国各地做办事处，比如金华、衢州、宁波、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南昌等等，1000公里内全部辐射。”肖阿利也在这期间赚到了第一桶金，“那会儿旅游没有什么产业的概念，纯粹就是房、餐、车、门票的一个产品组合，然后旅行社从中赚差价。”

　　而后进入了高铁、互联网时代，肖阿利明显感觉到，各大景区的散客数量急剧增加，传统的旅行社模式不再是大众出行的首选。“互联网时代，信息变得非常对称，客户会比价，旅行社进入了一个非常恶性竞争的状态。”由日新月异的市场决定生存后，肖阿利眼见着武夷山一批中小型旅行社走向没落，过去旅游的黄金年代，也进入一个步履艰难的阶段。

　　国家公园的设立，或许是一个“金光闪闪的紧箍”——肖阿利说，当地生态被保护得更好，可能会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同时利于配套经济的发展。但他也不无担心：保护生态必然限制旅游项目的开发，会不会进一步冲击当地的旅游产业？

　　他提到，五六年前，景区曾提议做一个蹦极项目，“100多米高的一个‘水帘洞’，能蹦极的话，可以吸引来多少游客？”但出于保护“双世遗”地区的生态考虑，这个提议被管理部门否决了。

　　他也曾提议在一处形似鹰嘴的山峰顶上设立网红拍照点，但景区又担心未开发的山峰承载太多游客容易破坏生态。

　　“实际上对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会有一些吃力。设立国家公园后，岂不是一草一木一石一山更不能动了？”

　　武夷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王告诉记者，景区曾想在南入口建一个游客中心，从项目审批到中心落地，共花了六七年时间。

　　吴王坦言，酒香也怕巷子深。对比同是国内四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之一的黄山，其景区每年投入1亿多的营销费用，武夷山景区年均营销费用仅在200万左右，存在营销投入不足、营销手段老化等问题。而一直作为武夷山风景象征的山峰——“玉女峰”的壁画被挂在了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内，玉女峰的名气却始终没有成为带动武夷山旅游的一大IP。吴王表示，景区曾委托一家营销公司，在玉女峰对岸的观光台上设立了一处“月亮船”造型的拍照点来吸引游客，试图打造“网红打卡点”，结果不仅是道具的外观与山水的景致不相融合，“月亮船”也在夏季发洪水时被大水冲走，“最后便不了了之”。

　　吴王回忆，在早年武夷山旅游的黄金时代，武夷山景区的管理模式在全国范围内一度十分先进，甚至还和江西三清山、新疆喀纳斯等景区合作，输出了武夷山的旅游管理模式。但是随着整个旅游业态的变化，景区一直沿用过去的管理模式，反而愈加老态，陷入困境。

　　“我去外地出差，问过很多人，如果不是旅游从业者，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熟悉武夷山。甚至有的人知道大红袍，却不知道大红袍是产于武夷山的。”

　　“对于武夷山这样传统的山岳型景区，怎么去转型升级，困境肯定是有，但我们仍在尝试去寻找符合武夷山景观特质的改变，”吴王说。

　　肖阿利也想到了改变，2010年左右，他将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配套，结合做出了“茶旅”产品。

　　只是原先是“旅游带动茶叶”，未来，他要转变成“茶叶带动旅游”。他解释，茶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社交属性的媒介，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舒适的场所。很多慕茶叶之名而来的游客，会同时爱上武夷山当地的茶场和山水，并且喜欢上以茶进行交流的氛围，“很多客人就成为了我们的常客、回头客。”在肖阿利看来，茶叶是一个能实现回头率和更大曝光的媒介产品，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旅游的发展，也更“符合国家公园生态发展的需求”。

　　与自然和谐共生

　　10月30日上午，山里飘着桂花香，江牵玉在茶园中四处走动，观察着茶叶的长势。

　　今年52岁的江牵玉有比同龄女性更为粗糙的手，细纹遍布手掌。

　　她解释，做茶的手艺人不能涂抹护手霜或是其他有香味的物品，任何轻微的香味都会影响她对茶叶品质的判断，“做茶的人一闻一揉就需要判断出这个茶青达到怎样的一个香气，后期就要决定它要怎么烘焙。”

　　她所拥有的茶园位于武夷山市柘洋村，正好位于武夷山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范围内，家中世代为茶农，她也自创茶企经营有十三年。

　　从高处看，有房屋零散地镶嵌在绿色的茶山之间，还有几座只是建筑框架。“这些就是被管理局叫停的建筑，国家公园申请下来以后，这些房屋的搭建都需要审批。”江牵玉解释。

　　江牵玉介绍，生态水平与茶叶质量是息息相关的：二十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鼓励发展茶产业，为保护茶叶的生长环境，乱砍滥伐被明令禁止，除草剂、化肥等对环境有危害的物品也都禁止使用，改为了有机化肥。当地茶叶的品质逐渐提升，不少茶农凭借着手艺发家致富，建立起了自己的茶叶品牌。“过去40块一斤的牛栏坑肉桂，现在是七八千一斤，已经翻了好几百倍。”

　　在春季临近采茶的时节，江牵玉每天都要到山里的茶园去一趟：茶叶的颜色到了一天一变的节点，叶片也会在此期间逐渐丰厚饱满，当叶片发出新亮透绿的颜色时便是最佳的采摘时机。

　　茶叶采摘期间，她凌晨五点就会起床，感受天气、湿度，判断要从哪一片茶园开始采摘。她解释，茶叶在初期制作的时候，所谓的香和韵，在采茶不下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若是采摘时茶叶上有露珠，在后期制作过程中茶叶的香气就容易被稀释。

　　江牵玉说，茶里面有500多种的花青素味道，在不同温度和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茶叶，也会在后期制作中呈现出诸如桂花香、玉兰香、栀子香等不同的香气，是一个很依赖生态环境的手工艺品，“有更好的环境才能出更好的茶。”

　　江牵玉因此对国家公园的设立充满了期待。“我当然希望生态会越来越好，我的茶叶品质就能越来越好。”

　　麻粟村的张燕则要多一些烦恼。国家公园设立后，她家生产制作的传统茶叶品种“烟小种”，逐渐面临生产原料不足的问题，她同时也在寻求着改变。

　　张燕一家世代居住于桐木麻粟村，村里如今居住着两百多人，祖辈以种植茶叶、采摘药材为生。1979年，他们的居住区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药材采摘被禁止后，当地村民凭借着对茶园及竹林的经营，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是在此之后，正山小种的生产也被发展了起来。

　　张燕说，烟小种的诞生来自于祖辈的偶然之举。由于引火快，祖辈常燃烧山中砍伐的松树枝以此蒸发茶叶中的水分，松树枝熏制后的正山小种便带上了一种独特的松烟香。这种品种此后便被称作“烟小种”，受到茶客青睐，甚至被大量出口到英国，受到英国皇室的喜爱。

　　国家公园设立后，麻粟村被列为核心保护区，松树砍伐也被禁止了。

　　张燕只能和家人上山捡些松油、枯树枝代替松木，曾经占出口量比重最大的烟小种，如今一年只能产出一百斤。张燕想过办法：从外地采购松木来熏制，但也存在问题：由于生态环境独特，松木的气味也因此独一无二，老茶客鼻子灵，品尝“新的”烟小种后便会问，“怎么没有以前的那种味道了？”

　　张燕和其他村民于是决定转型去做无烟的正山小种。“现在就是茶农互相比制作技艺的时候了，看谁家的工艺和滋味做得好，就可以卖更高的价格。”

　　而为了保护生态，张燕说，当地的茶叶从不施肥。尽管产量无法提升，张燕觉得，自己和当地村民都守着这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默契。“相比大城市的日新月异，山里面除了植被变得更茂盛，似乎数十年都没什么变化。现在家家生活条件都好了，我去外头旅游了一圈回来，觉得自己还是喜欢山里这种舒服安静的环境。”

　　从旅游到游憩

　　在设立国家公园的大背景下，究竟要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据武夷山国家公园资料显示，武夷山国家公园囊括了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九曲溪上游保护地带、国家森林公园、九曲溪光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5种保护地类型。

　　回顾其保护发展历程，可以追溯至1978年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初创成立。1978年4月，邓小平批示建立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这也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第一个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1987年，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1999年武夷山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名录。自此，武夷山成为我国仅有的一个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双遗产保护地的区域。

　　“如果单纯地讨论旅游经济，就必然考虑到旅游的效益和收入。”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陈威说，单纯的旅游经济代表的是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武夷山国家公园未来的发展，会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从我们这一代人来看，每年的门票收入肯定是越高越好，周边的酒店业、服务业当然越多越好，这样周边的经济马上可以得到带动。但是国家公园的使命就不太一样。”

　　陈威说，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国家公园内设立了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核心保护区内严禁访客进入，而一般控制区内又分为严格控制区、生态修复区和传统利用区，在严格控制区内允许开展低干扰的生态游憩活动，如科学考察等特殊需求需经国家公园管理部门同意后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下进入。在生态修复区和传统利用区内，允许访客进入，严格控制游憩利用强度，采取访客预约机制。

　　在一般控制区内会进行以公益性为主的游憩项目规划，旅游的概念在未来会融入到游憩的概念中，并打造全民公益性的文化产品，目前这些规划还在起步中。“我们在做国家公园的试点规划时没有考量过单纯的旅游经济。当然在保护的基础之上，也要考虑到社会的发展，要让国家公园的生态价值进行外溢，要带动周边的产业，让社区居民的生活变得更好。”

　　陈威介绍，武夷山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武夷山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遗存，积淀深厚，内涵丰富，颇具特色。保存完好的宗教寺庙、遗址遗迹、摩崖题刻以及影响深远的理学文化、茶文化、宗教文化等，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特色文化的最突出体现。

　　武夷山国家公园在未来规划上将以“特种专项生态游憩”为亮点，根据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游憩资源分布特点，将会以丹霞地貌景观、水域景观、森林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景观、理学文化、岩茶文化等为核心吸引力，由原来的单一型产品向多元化产品提升，打造包含原生态体验游憩、生态养生休闲体验游憩、文化体验生态游憩、科普宣教游憩、科学考察探险游憩等形式在内的创新旅游业态。

　　对于原先的景区服务设施，陈威表示，国家公园管理局设置了特许经营的概念，对于传统景区的运营，在短期内会得到保留。“短期内是旅游和游憩两种现象并存，在长期规划下，国家公园管理局会对景区经营主体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升级。”

　　“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单纯的旅游经济有时候为了经济效益就会破坏生态。我们现在更多是承载着国家的使命去做科普，做文化的传承、资源的保护，让公民共享，让这片绿水青山得以永续长存。”

　　陈威告诉记者，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的资金来源以省级财政为主，中央层面有生态补偿补助和专项平台建设资金。而国家公园也在完善基金会的捐赠机制，接受社会公众的捐款。“社会大众对于国家公园的认知需要有个过程，国家公园的设立在我们国家也是首次，在这个全新的领域就要去摸索，去完善这个体制，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完善国家公园内志愿者的报名和审核机制。”

　　“国家公园的任务，就是兼顾经济发展跟生态保护的世代传承，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陈威说。

　　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