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被拐卖受害者，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 专栏

　　失散家庭的重逢令人动容，但重逢之后也不能意味着必然的分离。

　　就在今年，《失孤》《亲爱的》两部电影中的两位原型人物，先后找到了自己被拐的孩子。7月12日，《失孤》原型郭刚堂与被拐24年的儿子郭某相认；12月6日，《亲爱的》原型人物之一孙海洋，也在警方的帮助下见到了被拐14年的儿子孙某。

　　面对“生养抉择”，作为受害人的被拐儿童一时难以决断，甚至更倾向选择朝夕相处的收买方家庭，虽在情理之外，又都在意料之中。围观者感叹“生不如养”，痛恨被拐受害人“认贼作父”，怜惜万里寻子的亲生父母“找到即失去”，可视为自然正义的朴素表达。失散家庭的重逢令人动容，但重逢之后是否就意味着必然的分离？

　　规定无回旋余地

　　被拐受害者的安置，从来不只是一道情理题，更是一道法理题。有论者将问题归咎于法律的不完善、政策的不明晰。要指出的是，法律和政策从未支持过因收买被拐儿童而产生的“养父母关系”，更遑论因此而延展的赡养、抚养或继承等身份问题。

　　国办印发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中明确规定：依法解救被拐卖儿童，并送还其亲生父母。对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由公安机关提供相关材料，交由民政部门妥善安置，不得由收买家庭继续抚养。“不得由收买家庭继续抚养”，这一规定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而我国法律从未对收买方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有过肯定。因警方在被拐事实发生后已立案，对拐卖方和收买方的刑事追责，均不受追溯时效的限制。这正是孙某案的收买方被警方办理取保候审的法律依据。民法典也只支持合法的家庭关系。收买被拐儿童并抚养长大，从收买开始就是非法，不因收买方投入感情的多少、抚养年份的长短就能被合法化。

　　帮助受害人走出“人质情结”

　　拐卖儿童案最棘手的难题在于，被拐受害人因与收买方长期生活，而在情感上遭遇了收买方基于非法收买后的“养育之情”所捆绑。这一感情伤害的持久性和复杂性，远非围观者所能感同身受，也远超我们对拐卖儿童和收买被拐儿童犯罪的认知。

　　正因此，对被拐受害人的解救不能止于“找到”和“认亲”。“找到即失去”“重逢即分离”，这是基于拐卖和收买行为而产生的新伤害的开始。被拐受害人的难以抉择仍是犯罪的结果，而不是因解救才带来的痛苦。如不脱离此困局，并任由被拐受害人回到收买方身边，未来三方当事人基于扶养、赡养、继承等发生家事纠纷几乎很难避免。

　　预防之道在于，当下就应还原各方的法律身份，明确各方法律关系及各自的权责。根据现行法律，不管收买方辩称其认为买来的孩子是弃婴，或根本不是收买而是亲戚所送，都不妨碍收买行为的非法。

　　一个凭空而来的孩子，要实现收买方法律关系的正常化，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将孩子登记为收买方的亲生；二是将孩子登记为收养关系。作为亲生登记，需要出生证等法定证明材料，收买方并没有。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造假或买通登记人员。收养应当符合收养条件，并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不经非法手段，同样无从达成。所以，在打拐案件中，找到被拐受害人只是局部胜利。依被拐受害人的入户信息，追查背后的渎职、造假甚至更严重的罪行，是应然的下一步。

　　当然，舆论对被拐受害人，也不必过多指责或强求。因时间留下的伤痕，终归要留给时间来抚平。此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此有详细的规定。接下来，在制订新的相关法律法规时，希望社会关怀、法律扶助、心理疗愈等，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以制度保障这些举措都能一一落地，真正使被拐受害人走出“人质情结”，彻底告别被拐的人生阴影。

　　□王琳（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