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中国已成长为WTO核心成员

　　入世二十年，谈及中国在WTO的角色，WTO上诉机构前主席赵宏认为，中国已成长为WTO核心成员，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她同时表示，在敢于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维护自身权益，以及创设和运用国际规则的能力和水平上，中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日内瓦当地时间2020年11月30日，作为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最后一位成员，赵宏四年任期届满，正式离任。此前一年的WTO总理事会上，上诉机构改进草案再次因美国反对而未能通过，上诉机构最终停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上诉机构的危机、WTO改革困境的出现有必然性。上诉机构改革的前景取决于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政治意愿。”赵宏称，全球化和WTO仍然有很大韧性，我们要对WTO改革抱有信心。

　　我与WTO的故事

　　进入WTO任职之前，我曾在中国常驻WTO代表团负责法律工作，出席各理事会和委员会日常会议，也代表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的例会上发言，参与争端案件磋商。

　　2016年11月23日，我被任命为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机构成员，成为继张月姣之后第二位当选这一机构成员的中国人。作为WTO上诉机构七名大法官之一以及主席，2020年任期届满。四年时间，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我的法律素养和技能都是中国制造，即中国法学院培养并代表国家在对外工作的一线实践和历练而来，我们国家应该对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有更大信心。

　　当前美国领导WTO事务的意愿下降，出现领导力真空，各方也期待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正朝着成为WTO中流砥柱的方向发展，不过，在运用国际规则方面，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强国。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深入研究现有国际规则，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规则。

　　中国跻身核心成员，运用国际规则尚有提升空间

　　新京报：四年任职下来有何感触？

　　赵宏：在WTO任职四年，我比较深的感受是，我是中国培养出来的、在涉外工作一线历练成长的中国法律人，我们应该对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更有信心。我的法律素养和技能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制造，从本科到博士都在北大法学院读书，毕业后长期在外经贸部、商务部工作，先后在条约法律司、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反垄断局、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世界贸易组织司等境内外单位司局级任职。

　　我曾参与中国入世相关法规的修订（立、改、废）工作。这么多年在多个部门工作，无论是竞选争端机制的裁决者，还是在上诉机构裁决案件，我在法律业务方面的专业素养和技能对我帮助很大。

　　新京报：中国入世二十年，你如何评价中国在WTO的表现？

　　赵宏：我认为中国认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同时，过去二十年，中国在WTO的角色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十年前，我曾说过，如果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是成为一名党员，现在进入常委了。这对中国来说当之无愧。当下来看，中国在WTO算是成为了“核心常委”的角色——在WTO，不能说很多事情有中国参与一定会成功，但如果没有中国参与，这个事情也成不了。

　　当前美国领导WTO事务的意愿下降，出现领导力真空，各方也期待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在WTO已成长为“核心成员”并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朝着成为WTO中流砥柱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目前哪些方面还有不足？

　　赵宏：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敢于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比如争端机制）维护自身权益的国家，在创设和运用国际规则的水平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和余地。有些案件我们应该积极应对而不是主动放弃，该上诉的要上诉，要积极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

　　在运用国际规则方面，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强国。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深入研究现有国际规则，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规则。同时，在运用国际规则中领会规则，逐渐学会设计规则。我们当下还需要建立起一支能征善战的国际法律人才队伍。

　　地缘政治使得中国企业处境更复杂

　　新京报：入世二十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原因在哪？

　　赵宏：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产品具有竞争力。有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对中国企业发起一些不公平调查。第二，欧美等国家以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为理由，针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

　　新京报：如何看待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贸易摩擦方面面临的挑战？

　　赵宏：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遭遇的贸易摩擦多是传统的贸易摩擦形式。而最近几年，随着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力量增强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以及疫情之下各个国家都追求更安全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地缘政治因素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企业在海外受到的围堵和打压一方面基于科技和产业竞争，另一方面恐怕与政治因素也是难以分开。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加强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审查，利用国家安全名义围堵和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把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列入管制清单。

　　WTO改革陷入困境有必然性

　　新京报：作为上诉机构最后一位成员，如何看待上诉机构停摆和WTO改革困境？

　　赵宏：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上诉机构陷入危机以及WTO改革困境的出现有必然性。当前国际关系、国际经贸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世界大国的美国，对现有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态度生变。

　　入世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成长，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当然，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过去二十年也获得了很大发展。不过，美国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出现了多个社会问题。美国自身没有解决好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和就业等问题，而是将这些问题归咎于WTO和中国。可以说，发达国家内部支持全球化力量与反对全球化的力量此消彼长，是造成当前全球化动力机制减弱的原因，也是美国对待当前国际组织和秩序态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上诉机构前景取决于WTO成员政治意愿

　　新京报：如何具体理解和看待美国对争端机制的批评？

　　赵宏：美国为什么要批评上诉机构、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实际上，无论是上诉机构的危机、WTO改革的困境还是多边贸易体制遇到的困难，恐怕都是因为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国际司法裁决机构和高度法治化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它希望国际司法机构和WTO对它的约束更弱一些、更小一些。

　　如今，上诉机构走在一个岔路口上，从世贸组织成员的利益看，除了美国以外绝大多数成员的立场基本清晰，希望尽快恢复上诉机构正常运转。上诉机构改革运转的前景取决于世贸组织成员的政治意愿，如果美国愿意解决问题、提出解决建议，我相信可以找到解决出路。当前，美国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理性的声音，提出要正视挑战、完善自己。总之，上诉机构的改革前景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我的建议是，各个成员国加强沟通和对话，在开放的市场中增加互信。

　　新京报：WTO也具有一定韧性吗？

　　赵宏：WTO本身确实也有一定的韧性，如果WTO这个公共品能够良好有序的运转，全世界都会受益。让WTO发挥更大作用，这也符合很多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要对世贸组织的改革抱有信心。

　　当然，当前WTO改革的推进还比较难。目前全球不确定因素和各种风险都在上升，也面临着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共同议题的挑战，各个国家如果能够很好地合作，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新京报首席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