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国：加快推进制度性开放同时要重视风险

　　20年前的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加入世贸组织2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口第一大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触发了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曾参与中国入世谈判，他表示，我国目前面临高水平开放的客观要求，积极主动和国际对标，加快推进制度性开放是我国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最佳路径，但也要高度重视有些领域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仍应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问题，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在全球加强产业链方面的合作和治理，另一方面必须加快形成在高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构建新的竞争优势。

　　作为中国入世谈判“亲历者”，霍建国曾任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副司长、商务部商贸服务司副司长和对外贸易司副司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等职位。

　　我与WTO的故事

　　1992年，我结束了驻英使馆商务处的工作，回国到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工作，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复关（加入作为世贸组织前身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谈判，1993年下半年开始，我正式参与中国谈判。我在参与谈判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边谈边改”。在15年的谈判期间，我们共进行了四次自主降税的过程，同时针对外贸体制管理制度进行了三次重大的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当时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 基亲自主持实行了三大改革，即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此外，还进行了落实企业自主权改革和政企分开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为排除入世障碍奠定了基础。

　　“一系列的改革为排除入世障碍奠定了基础”

　　新京报：中国加入WTO二十年带给我们哪些经验启示？

　　霍建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的经验有方方面面，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中国坚持边谈边改的政策，通过不断对标国际规则，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满足了世贸组织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激活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潜能，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

　　二是坚持自主改革。我们逐步获得入世谈判的主动，在15年的谈判期间，我们共进行了四次自主降税的过程，将我国的海关平均关税从43.2%降至入世前的17%，同时针对外贸体制管理制度进行了三次重大的改革，主要改革内容包括下放外贸经营权，大幅度减少配额管理商品，实行了汇率并轨。这些改革措施大大调动了外贸企业出口的积极性，推动我国进出口贸易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入世的进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入全面提速阶段，1993年，当时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自主持实行了三大改革，即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此外，我们还进行了落实企业自主权改革和政企分开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为排除入世障碍奠定了基础。

　　“加快推进制度性开放是我国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最佳路径”

　　新京报：与二十年前相比，中国当前对外开放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霍建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口第一大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触发了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中美矛盾持续紧张升级，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遭遇逆流，全球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格局看，经济全球化对推动贸易投资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世界经济最繁荣的发展阶段恰恰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虽然全球化的发展也存在一些弊端，但我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是，应加强全球的合作与治理，约束其发展的不利因素，支持并发挥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所以，强调竞争合作、包容发展的理念是使世界经济重回繁荣发展阶段的唯一正确选择。

　　新京报：如何看待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霍建国：开放会带来竞争，公平的竞争可以促进发展，但开放和风险历来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时间节点，而自主扩大开放可以更好地控制风险。我国目前面临高水平开放的客观要求，积极主动和国际对标，加快推进制度性开放是我国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最佳路径，但也要高度重视有些领域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为此，习近平主席在11月份进博会讲话中要求，我们要在海南率先进行压力测试，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此外尽快提高主管部门的监管水平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我们有些领域之所以不敢大胆开放，恰恰因为我们没有较好地掌握开放后的监管手段。

　　“积极推动在全球加强产业链方面的合作同时加快形成技术创新能力”

　　新京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政策。疫情暴发后，发达国家进一步追求安全、独立、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如何看待未来全球产业链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霍建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动荡和紊乱，已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此次产业链动荡固然有疫情的破坏性影响，同时也有贸易保护主义的潜在影响，美国倡导的脱钩政策以及推行的高科技领域的限制和封锁本身就为全球产业链的紊乱埋下了祸根，加之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的生产和物流难以保证正常进行，所以导致出现严重的供给紊乱。中国因疫情控制较好，较早实现复工复产，所以，这次供应链紊乱对我国影响较小，而且我国的出口加工能力还为全球保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我们仍应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问题。特别是上游原材料供应的紊乱和高技术产业的人为封锁和限制，仍将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在全球加强产业链方面的合作和治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加快形成在高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构建新的竞争优势。

　　“欧盟要推出的碳关税政策基本上不可取，我们应据理力争”

　　新京报：在当前还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气候危机正在成为影响全球贸易的重要因素。比如，欧盟提出了碳边境调节税。你如何看待气候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霍建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协议和前不久英国格拉斯哥大会发表的声明都显示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在全球形成共识，并成为各国发展的新趋势。

　　我国也对碳达峰碳中和作出了总体的安排，正在积极落实相关的减排措施。我们在碳减排问题上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目标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要注意到中国目前在低碳环保设备的制造方面同欧美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排放方面仍面临巨大压力。坦率地讲，减排和经济增长是一对矛盾，如何平衡好这组矛盾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以丧失经济增长实现的双控目标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在减排中更好兼顾经济的有效增长，才能以更大的资金投入加大减排的力度。对于欧盟急于要推出的碳关税政策现阶段基本上是不可取的，我们应据理力争，至少起始阶段不应该大面积的开征，对此也应更广泛地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更好地兼顾发展与减排。

　　新京报首席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