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奎：中国入世20年后，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王新奎认为，中国入世是改革开放之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动力。与二十年前相比，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三方面的变化——全球经贸发展面对越来越大的全球化“再平衡”压力，越来越严峻的治理规则体系重构挑战，以及越来越紧迫的气候议程和数字革命治理规则的创新。

　　当前，中央已经就应对今后一段时期内对外开放国际环境的变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部署。那么，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操作层面还有哪些亟须解决的问题？王新奎指出，第一，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仍是解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第二，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但各级政府要在短期内改变传统的开放模式还存在一系列主客观的障碍。第三，低碳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新一轮创新很可能改变全球经贸治理的游戏规则，我国要未雨绸缪。

　　“中国入世既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国入世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关系？

　　王新奎：中国入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国为加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而努力的20年，正是国内经济体制从集中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20年，经济发展模式从“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封闭模式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开放模式转型的2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在价值链革命的推动下突飞猛进的20年。

　　同时，中国入世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巨大的动力。现在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与作为WTO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各成员方展开加入谈判的。因此，中国在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方面能否取得重大突破就成为贯穿入世谈判全过程的焦点。现在回忆起来，我本人亲身经历的与入世有关的重大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有汇率制度改革、外贸经营制度改革、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我在中国入世过程中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亲身经历证明，中国入世作为一种外部因素，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巨努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由入世进程推动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又为我国抓住这一轮经济圈全球化高潮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伴随中国入世进程，中国经济长达30年的超高速增长不但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新的增长活力，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融入全球化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实践范式。

　　“全球供应链开始收缩、全球经贸规则重构、气候议程与贸易挂钩”

　　新京报：与中国入世时相比，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新奎：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外部国际环境正在发生三方面的变化：首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全球价值革命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高潮已进入停摆阶段，全球供应链也开始出现收缩的趋势。催生我国对外开放国际环境这一变化的原因有市场本身的因素、地缘政治的因素，也有突发事件冲击的因素。从市场因素看，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日趋严格和规范，全球性跨国企业在我国快速扩张的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部分全球供应链企业迁离我国将不可避免。从地缘政治因素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紧推进印太战略，在各种单边贸易投资政策的作用下，跨国公司在印太区域的生产布局也会做一定的调整。从特发性事件冲击因素看，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后，世界各国纷纷按行业进行评估，采取各种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措施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和弹性。当前，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调整的总体趋势是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生产中心，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很可能成为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调整压力的主要承受者，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其次，当前全球经贸规则体系进入重构阶段。在这一重构阶段，全球经贸治理面临三个方面的重大挑战。挑战一：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对WTO多边贸易体制进行改革，使之适应本轮经济全球化高潮以后全球供应链高度专业化、信息化和服务化发展的需要。其中，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如何通过贸易政策的协调来解决全球生产布局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严重失衡的问题；在全球经贸治理规则的覆盖范围从贸易措施逐步向投资措施的情况下，如何平衡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规则的约束对象从边境措施逐步向边境内措施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成员方国家让渡主权的意愿等。挑战二：数字贸易具有与传统货物或服务贸易完全不同的特征。比如，主权国家政府很难继续用传统的贸易边境统计和边境管理的手段对数据的跨境流动进行监管；巨型跨国数字平台企业自然垄断造成数字发展鸿沟以及中小企业的创新障碍；以及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间存在巨大的监管裂痕。因此，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全球数字发展鸿沟和数字监管裂痕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创制新的全球数字经贸治理规则无疑任重而道远。挑战三：在全球经贸治理规则重构过程中，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协调单边主义的倾向。这种协调单边主义以单边贸易投资措施为基础，形成“志同道合”或“可信”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协调机制，以掌握全球经贸治理规则重构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种协调单边主义已经出现了明显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值得高度重视。

　　最后，全球气候议程进入实质性实施的启动阶段，气候议程与贸易挂钩的动向日趋明显。为了对高排碳国家履行减排承诺施加压力，欧盟首先建立了碳边境调节机制，试图通过征收某种形式的“碳关税”来解决所谓的“碳泄漏”问题。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气候议程与贸易、投资甚至金融挂钩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协调单边主义行动的方向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从高碳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把气候议程与贸易挂钩的协调单边主义做法，将对我国在实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的前景构成新的不确定性。

　　“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在操作层面有三方面亟须解决的问题”

　　新京报：中国将如何应对当前对外开放国际环境的变化？

　　王新奎：当前中央已经就应对今后一段时期内对外开放国际环境的变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部署。在落实中央应对对外开放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部署的过程中，当前在操作层面有以下三方面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仍然是解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中央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中，明确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好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探索与世界其它不同所有制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和平共处、公平竞争新思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我国同意在WTO多边贸易体制平台框架内讨论国有企业和政府补贴议题，并积极参与WTO服务业国内监管诸边协议的谈判，充分体现了我国推动“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的姿态。

　　第二，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我们在前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中形成了以出口加工为导向，以“特殊功能监管区”为载体，以特殊优惠政策为手段、以引进外资、进出口贸易额和GDP增长为考核指标的要素开放模式。这一开放模式曾对我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推动我国经济和贸易高速增长，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很显然，现在这一开放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国际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新形势。自2013年以来，中央相继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提出了特殊功能监管区要“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的新要求。但是，各级政府要在短期内改变传统的开放模式还存在一系列主客观的障碍。实际上，中央的一系列开放新举措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实施高水平开放的紧迫性。

　　第三，当前全球气候议程的实质性启动和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加速创制，一定会推动低碳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新一轮创新。这种技术创新很可能对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带来革命性影响，并改变全球经贸治理的游戏规则。对此，应该引起我国政府、企业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并未雨绸缪，做好知识、理论和人才的储备。

　　新京报首席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