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20年之城市样本：深圳如何应对贸易摩擦？

　　加入WTO，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的同时，贸易摩擦也随之而来。近年来，华为、中兴等深圳企业被美国政府制裁引发关注。这也是入世20年来，中国（深圳）企业遭遇贸易摩擦的一个缩影。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城市，深圳是中国的进出口大市，“几乎所有针对我国的各种类型的贸易摩擦深圳都有涉及，而且涉案企业占比也较大。”

　　入世20年间，深圳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尤其是近年来深圳企业走出去的贸易摩擦情况是怎样的，未来深圳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采访了深圳市商务局下属的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以及该中心的前主任张金生和深圳当地企业燕加隆集团，从多个角度呈现深圳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和思考。

　　政府部门

　　对各级政府的政策做合规审查，避免授人以柄

　　位于我国南部沿海地区，深圳抓住了入世的机会，企业加快走出去。公开数据显示，过去19年时间里，深圳市出口总额增长了6.5倍，对外投资由2001年的9家企业增加到2020年的455家，增长了近50%。截至2020年，深圳市对外投资合同金额超543.7亿美元。

　　在深圳抓住入世的机遇获得发展的同时，各种贸易摩擦接踵而至。“深圳是进出口大市，几乎所有针对我国的各种类型的贸易摩擦深圳都有涉及，而且涉案企业也占全国的多数。”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前主任张金生告诉新京报记者。

　　据深圳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21年上半年，深圳企业遭遇贸易摩擦310起。其中，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含部分复审案件）196起、337调查88起、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26起。

　　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应接不暇、企业不知所措，急需一个专业性的工作机构来协调和指导各类贸易摩擦和纠纷的应对工作。张金生说，“2002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决定深圳在全国率先成立负责地方世贸组织事务的专门工作机构，即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

　　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是具体承担协调地方WTO事务工作的机构，负责贸易政策合规性审查、贸易和投资政策通报与咨询等事务性工作。其中，为了使地方贸易政策文件与WTO规则一致，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在贸易政策合规工作上先行先试，比如在入世之初率先进行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梳理，前后开展了四次全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清理，废止法规、规章数十件，清理数百件，进一步提高深圳的立法质量，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立起地方贸易政策的合规性审查制度等。

　　“2004年起，深圳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对深圳市各级政府出台的贸易、招商等相关政策进行合规性审查，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授人以柄。同时，还对某些国家针对深圳企业的不公平的、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做法和措施进行了调查收集，为我国商务部和驻世贸组织机构提供了谈判的依据。”张金生说，深圳这项工作当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为应对贸易摩擦，深圳政府在组建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的同时，还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率先在全国颁布了地方应对入世的综合性指导文件——《深圳应对入世行动纲要》和《深圳市应对入世后过渡期行动纲要》。此外，深圳还率先建立地方WTO事务联席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包括市发改、工信、财政、科创、税务、司法等重要部门，加强对WTO事务工作的统筹和协调；率先设立一批WTO事务工作站，现已升级为公平贸易工作站，以点带面开展公平贸易工作。

　　入世20年来，深圳市贸易摩擦应对工作在国内创造了多项领先。比如，在加拿大汽车挡风玻璃案中，国外调查机关首次给予我国单个行业“市场经济待遇”，深圳市信义汽车玻璃有限公司成为所有应诉企业中唯一获得零税率的企业；在马来西亚自行车案中，深圳市宝安南方自行车有限公司是该案唯一一家应诉并获得比较理想税率的企业；在加拿大车载冰箱反补贴调查案中，美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应诉企业获得了“可忽略不计”的补贴税率认定；在美国复合木地板337调查案中，深圳燕加隆公司成为中国所有18家应诉企业中唯一一家胜诉的企业。

　　企业部门

　　已经学会遵守、敢于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

　　深圳市燕加隆集团曾因在多个贸易摩擦的国际官司中胜诉而广受关注。

　　燕加隆集团成立于1997年，出口的产品涵盖地板、瓷砖、石材、门窗等。入世20年来，燕加隆曾遭遇了多起著名的贸易摩擦事件，也曾因积极维权而多次被报道。比如，在2004年，应对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零税率”胜诉；2007年，应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37知识产权调查获得终裁胜诉，成功保住中国地板产业的美国市场；2010年，燕加隆应诉德国知识产权临时禁止令案，获得胜诉。

　　“入世20年来，像反倾销这样的贸易摩擦对我们公司来说都是‘家常便饭’，特别多，到处都能碰到。”燕加隆集团董事长何贻信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基本上都比较遵守国际规则，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比较强，很多国家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经常打着WTO规则的名义实施反倾销调查，从而实现打压中国产品的目的。“只要中国进入到当地市场的产品，在它国内也有这个产业，哪怕它们国家只有一两家企业在生产那个产品，它们国家就会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等方面的调查。”

　　何贻信观察到，入世二十年来，深圳企业的维权意识和规则意识明显增强。“在早期，遇到反倾销调查、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国际官司时，大家基本上放弃的比较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敢于和善于维权的企业越来越多。”何贻信以自己的公司为例，为规避公司走出去的风险，公司一直关注所在产业领域的技术发展等情况，企业的生产尽量回避使用国外的技术，以避免在知识产权等领域吃亏。同时，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新技术打破了国外的垄断，促进了行业的健康发展。此外，公司还把内部的法律和外部的法律顾问统筹运用起来，帮助企业做到合规。

　　张金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和感受。在他看来，在过去二十年，无论是深圳企业还是政府，在应对贸易摩擦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从最初的害怕、不了解、不敢打国际官司、遭遇贸易摩擦时不知所措，到如今以理性心态面对，并将贸易摩擦当成常态化的事情，以平常心应对，从容应对贸易摩擦。政府和企业遵守国际规则意识明显增强，深圳走出去的企业目前已经明显学会遵守国际规则、善于运用国际规则。此外，中国企业更加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往都是中国企业被国外企业状告侵犯知识产权，现在中国企业的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华为、中兴等深圳的企业都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当前形势

　　贸易救济手段复杂化，企业应对难度增加

　　何贻信观察到，近年来公司遭遇的贸易摩擦形势有所增强，遭遇贸易摩擦的区域也有所变化。“现在在发展中国家遭遇的贸易摩擦特别多，比如说最近十年我们公司在智利、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家遭遇的反倾销调查特别多。发达国家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国企业遭遇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摩擦时，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它们有时为了维护本国的企业和产业判定中国企业倾销，而中国企业甚至都找不到途径打官司，很难维权。”

　　何贻信还指出，当前中国企业的维权和规则意识已明显增强，但目前敢于和善于维权的企业类型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因维权成本等原因而不太去争取维权。

　　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也印证了何贻信的说法。该中心向新京报记者介绍，近年来深圳遭遇贸易摩擦特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贸易救济手段的复杂化。入世初期，国外对华发起案件的手段主要为反倾销调查，而近十年来针对同一产品的案件往往同时动用反倾销、反补贴，极大增加了企业应对的负担和难度。第二，美国337调查案件增多，应对难度大。近年来，深圳企业遭遇337调查案件呈上升趋势。今年前三季度，美国ITC共发起44起337调查，其中涉华立案23起，涉深圳就达到10起。337调查应诉费用高、应对难度大，一旦被裁定侵权并实施排除令、禁止令，侵权产品将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杀伤力非常大。第三，贸易摩擦发起地区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入世初期，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而近年来，印度、巴西、阿根廷等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也频频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而且针对同一产品的调查往往呈现跟风蔓延的趋势。第四，贸易摩擦政治化倾向增强。在反补贴调查中，体制性补贴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华为、中兴等企业“安全门”事件也在阻碍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而且其他国家也有跟风效仿的倾向。

　　挑战与应对

　　企业要往创新、高端、一体化服务的方向走

　　贸易形势的变化给深圳市企业带来了困难和挑战，据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观察，当前深圳企业应对贸易摩擦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难度：

　　一方面，案件呈现碎片化。近年数据显示，涉案企业有向中小企业集中的趋势。比如在美国对华工具箱柜的双反案件中，深圳出口企业多达上百家，但大部分规模较小，涉案金额不大，案件呈现碎片化。在当前国际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规模较小的涉案企业应诉意愿不强烈，出现了很多企业直接放弃应诉，将目标市场转向他国或国内的现象。

　　另一方面，企业应对压力和难度加大。在很多产品领域中，申请人在一国提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的同时，也可能在地方法院发起诉讼，对我国企业进行多渠道“围追堵截”，国内企业被迫多边作战，应对压力和难度在不断加大。持续的贸易摩擦导致有些行业或企业成为摩擦的重灾区，频繁地被调查将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和行业的长远发展，尤其对中小型企业而言，较高的应诉费又会使其望而却步，权衡之下只能放弃涉案市场。

　　未来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如何应对贸易摩擦？

　　何贻信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无法完全从根本上规避贸易摩擦。但企业可以朝着创新、中高端、一体化服务的方向走，从而减少冲突。比如，当前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东西都是粗加工、低端的产品，中国企业可以生产这些国家自己生产不出来而又需要的创新产品、中高端产品，这样就会减少和当地的矛盾。

　　“在互联网时代，还有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秉承着‘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服务信念走出去，规避了贸易壁垒。”何贻信介绍，为规避贸易壁垒，公司从单纯出口产品向提供一体化服务的方向发展。燕加隆集团的官网信息显示，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已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业务涉及林木、板材、建材、家居、家具制造、全球物流在内的装饰建材全产业链，以一体化、一站式解决方案的价值提供者的角色，为全世界建材地产生态链提供整合服务。此外，集团还在工程建设、地产、互联网等多个领域进行纵深化拓展。

　　面对当前的贸易摩擦形势，让企业更好走出去，政府可以做什么？对此，张金生给出了多个建议。他表示，作为深圳地方世贸组织事务工作应更加密切关注国外采取各类贸易摩擦和制裁措施的动态，进行深入研究为深圳企业提供预警服务；加强对贸易规则的研究，为维护产业安全，尤其是中小企业、科技企业的发展和安全提供支撑，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引导企业加强合规性管理。

　　此外，他还指出，就深圳而言，当前深圳高科技企业面对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还必须要由国家层面来给予支持。比如，通过外交、政府之间的协定等来解决问题。此外，还要关注和研究近几年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设立、指导企业参与双边及诸边区域经济合作开辟新的市场，实现市场多元化，从而规避一些贸易摩擦。

　　新京报首席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