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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巧姐的300件小事和161位聋人朋友

2021年12月14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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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几名聋人居民从“无声警务室”走出。
11月15日,民警何巧在“无声警务室”内给居民讲解反诈知识。
11月15日,民警何巧在“无声警务室”和聋人居民用手语交流。
11月15日,手语熟练的何巧,在小区里和聋哑居民用手语交流。B10-B1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何巧的警服和马尾在三千城小区很有辨识度,她每天都在小区转悠几圈,到3号楼停留一会儿。

  总会碰见一些老朋友。这种相遇不像普通人碰面——呼喊是没有回应的,何巧需要小跑过去拍一拍,在目光接触的一刹那,双方都会露出惊喜的表情,然后用手语比划家常。

  161名聋人居民,让重庆市沙坪坝区的磁建村社区显得有些特别。面对他们,语言是失灵的,警务工作尤其难做。上门登记会被关在门外,家人走丢却问不出缘由,静默的人群却给其他居民带来了噪音困扰。

  何巧带来了一些变化。7年前,她成为这里的一名社区民警,为了打通沟通障碍,她暗下决心学手语,成了社区唯一一个会手语的警察。

  7年间,在那间属于她的小小的无声警务室里,她给聋人朋友们做了“300多件小事”。有时调解纠纷,也曾受托寻人,没事的时候,他们也喜欢凑到这个老朋友面前,用手语喊一声“巧姐”。

  

  1 无声世界

  冬日的山城江雾弥漫,难得有阳光透进来时,小区的长椅、空地上就挤满了人。

  傅燕习惯一回家就把门窗打开,尽管会迅速传来邻家孩子的哭闹声,或者装修刺耳的电锯声。正在厨房忙活的母亲甚至没察觉到女儿的归来,直到傅燕走近,拍了拍她的肩膀,两人才相视一笑。傅燕接过洗好的食材,卷起袖子准备晚餐。

  这是个聋人家庭,在磁建村社区,居住着161名像傅燕这样的聋人。上世纪90年代,他们还是重庆高压开关厂的工人,退休后被集中安置在这个小区,住进一栋楼里。

  如果细心留意就会发现,在这个热闹的小区里,聋人们有着特别的生活方式。

  闹钟是无用的,早起全靠生物钟,他们习惯晚上八九点钟就结束一天,开着窗睡在临街的卧室;看电视不开声音,门铃是会闪的LED灯,手机用五笔输入法,打出的句子常常语法错乱;有人常常忘记关掉水龙头,面临“水漫金山”的尴尬场面,外出购物时很难讨价还价,坐车时将目光放到窗外……

  邻里相遇时,聋人们很少主动打招呼,如果眼神交汇,他们会咧开嘴瞪大眼睛,用力招手表达自己的热情。他们习惯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想要和人说话就要先引起对方的注意,发出“哦、唉”的叫喊声,或者走上前去拍一拍对方。因为听不见,他们的叫喊和拍打也更为用力。

  “我们是看人,你们是听人。”傅燕上过聋人学校,能读懂唇语,说些简单的句子。傅燕说,就像正常人用音调表达情绪,聋人只能用夸张的表情来替代。

  或是因为交流障碍,聋人们维系着161人的交际圈,只有遇到一些无法处理的难题时,才会把求助对象扩展到社区的警务室。

  何巧到来的时候,警务室还只是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子。那是2014年10月,30岁的她从特警转岗成为磁建村社区的一名民警,当时小区还在建,退休后的聋哑工人陆续搬进来。

  最初,何巧也不知道小区里有这么多聋人居民。有一天,她到3号楼走访登记时遇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很多门敲不开,有一些开了门,摆摆手后就关了房门。”

  “你好,我是社区民警何巧,给咱们做下登记……”利落的关门声,总是打断何巧的开场白。她又把自我介绍写在纸上,想通过写字交流,但又一次次被轰出门。

  何巧只能回到警务室,通过档案了解情况。后来她统计后发现,在3号楼居住的396户里,有90多户聋哑家庭。

  2 会手语的女警官

  一顿顿“闭门羹”让何巧下定决心学手语。

  “聋人不像有明显残疾的人群,如果不跟他们交流,是无法发现他们是有残疾的。不了解这个群体的人,可能会觉得被冒犯,很难接受。”何巧为此报了手语班,闲时就看教材和视频自学。有热心的聋人朋友送了一本20多年前的手语书,她一有空就去请教,平时见到聋人就跑去打招呼。

  用了3个月的时间,何巧从最基本的“你好”“再见”,到能比划出复杂的句子了。渐渐地,大家也知道了小区里有个懂手语的何警官,扎着马尾,每次见人都满脸笑容,眼睛弯成一条线。

  傅燕在一次求助中与何巧相识。2015年4月的一天,傅燕的爸爸走丢了,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又是聋哑人,经常一不注意就走丢了。

  得到消息的傅燕赶紧外出寻找,一路上见到人就比划,想拿笔写在纸上,却被人当作骗子。找到凌晨还没有消息,朋友建议傅燕找何警官帮忙。在医院看病的何巧立马穿上衣服赶来,4月的重庆街头还很冷,何巧挨个找路人问,然后查路边的监控,帮傅燕接电话,找了近三个小时后终于寻回老人。

  傅燕回忆说,突发状况是常有的,有好几次自己不在家,爸爸一走丢妈妈直接去警务室找何巧,“熟悉后,每次都很快就找到了,我们全家都很感谢她。”

  有些事成了,也有些事办不成。

  何巧去年做过一个统计,小区161个聋人中,60岁以上的有98人,还有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这给她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80多岁的温奶奶丢了钱包,何巧一边比划一边带着她找,从三千城一直找到了三峡广场。虽然钱包没找到,但一个多月后再次碰见温奶奶,她就上来给何巧竖了大拇指。

  小区有几位聋人大爷,无证骑了20多年摩托车,托何巧帮忙办驾驶证,何巧咨询交警才知道,按照规定,有听力障碍但佩戴助听设备能够达到相关条件的,才可以申请机动车驾驶证。4位大爷跟何巧一起去了体检中心,最终只有一人听力合格,但也没能通过考试。

  何巧觉得,即使是办不成的事儿,也要用心去做。“和结果比起来,这里的聋人朋友更需要有人把他们放心上。”

  3 一次“巧解”

  在相处过程中,何巧发现,这个静默的群体,也难免和外界发生冲撞。

  比如噪音。在3号楼的8层,有一间工厂为退休聋人租下的活动室,里面摆着桌椅板凳和9台麻将机。聋人娱乐项目很少,能和多年老友聚在一起搓麻将,是不可多得的乐事。人多的时候,9台麻将机同时运转,但他们意识不到,屋里轰隆隆的洗牌声不绝于耳,桌椅总是嘎吱作响。

  麻将室闹出的动静惹怒了邻居们。由于无法沟通,楼下的邻居周女士只能找物业协调,“当面找了4次,电话不下8次。”这段时间是社区接到投诉聋人居民最多的时候,这些投诉也最终转交到了何巧手里。

  周女士向何巧抱怨,麻将室的噪音使得自己下班回家无法休息,晚上11点还能听见聋人们的叫喊声。为了证明自己不堪其扰,她还制作了一份详细的麻将室时间表,列出了一周内麻将室“营业”的具体时间。

  周女士希望关掉麻将室。但何巧明白,这是聋人居民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关停有点过于严厉。更棘手的是,麻将室看门的也是一名聋哑人,已经40岁,如果麻将室关了他便无处可去。

  何巧的调解方案是双方约定好打麻将的时间。但即使约定了,聋人们也总是早早跑到楼道里,排队等着开门。时间早一会儿,或是延迟了一会儿,何巧立马就能接到投诉电话。

  这让何巧陷入两难。她只好不厌其烦地跑到麻将室劝说,然后又去和投诉者讲川渝的麻将文化,劝双方各退一步。

  调解持续了一年多。2019年2月,何巧找到工厂负责人,让他们帮聋人把活动室搬到一楼,租金每月多出了四五百元,打麻将的聋人们愿意自己添上。事情得以顺利解决,3个月后,聋人居民还派代表给何巧送去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热心为民,巧解矛盾纠纷。

  也正是这事儿,让小区的聋人们接纳了何巧,何巧也慢慢感受到了他们的真性情。

  2019年5月,以巧姐为名的无声警务室挂牌成立,没有太多仪式,只是在一扇玻璃门上贴了一块蓝色标牌。警务室的面积扩大到30平方米,多了一台电脑和电视机。

  去年12月,何巧获得“全国最美基层民警”称号,无声警务室也再次改造。如今,巧姐无声警务室有140平方米,配置了谈心室、调解中心和活动中心。

  就这样,何巧成为了这间大房子的主人,总有聋人朋友来找她,有时是警务,有时只是聊聊天。

  4 警务室里的300件“小事”

  何巧估算过,7年来,她帮聋人朋友们解决了300多件“小事”,而正是这些“小事”,让自己成了他们可以依赖的朋友。

  今年夏天,何巧和聋人朋友们的故事引来了媒体的关注。为了重现当初走访聋人家庭的不易,一名嬢嬢出演了那个“拒绝”何巧的人。结果,节目播出后,小区的聋人们误以为真,私下比划起嬢嬢的坏话。

  嬢嬢伤心了,不愿再出门。嬢嬢的女儿找到何巧说明情况,何巧拉着嬢嬢到活动室,指认“讲坏话的人”。何巧花了一下午的时间,一个一个向他们解释“那是演的不是真的”,这才消除了误会。

  今年11月,何巧荣获第八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回到小区后,她看到十多位老朋友围坐在一起,指指自己肩上的警徽,手舞足蹈地比划起来,互相打趣起“何警官去北京领奖”的事。

  “我们跟他们的共同话题是比较少的,现在我成了大家的谈资,也是很开心的。”何巧说。

  现在,何巧的手语越来越流畅,她甚至可以用手语普法,教大家怎么辨别电信诈骗,如何预防病毒感染。在以前,这个事情是很难做的,毕竟宣传手册上字多图少,聋人们很难理解。以前需要上门登记情况,进行政策法规宣讲,而如今聋人居民愿意主动找她了解情况。

  何巧在日记里默默记录着这些变化。比如今年5月出了养犬新规,两个智力程度不高的聋人朋友,第一时间出现在警务室门前,用手语比划一通,何巧迅速领会了他们的意图,“我要办狗证。”

  她在日记里提醒自己,要和聋人朋友们保持联系。新年到来时,她定做了100多个印着自己头像的杯子,送给他们当礼物。

  更让何巧欣慰的是,无声警务室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她的“业务”也从小区拓展到了更多、更远的地方。

  3月份开始,陆续有20多个“外地人”向无声警务室求助,也有重庆外的聋人通过微信找何巧帮忙,何巧希望,未来这个人数能越来越多。今年夏天,一批学法律的大学生来到了无声警务室,围绕听障人群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普法。“国内现有聋人群体2700万人左右,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在聋人法律服务方面的欠缺。我们希望可以和更多的社会团体合作,帮助更多的聋人。”

  何巧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的手语警察和律师,“一个人或者一个警务室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要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聋人群体,这是无声警务室一直要做的事。”

  新京报记者 王瑞文 王嘉宁 实习生 申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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