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32个孩子的团圆

　　2021年1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截至当年12月，各地公安机关在“团圆”行动中成功侦破拐卖儿童积案350余起，抓获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890余名，累计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10932名。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童碧山的预期，他在媒体采访中提到，当初预想的是可以找到3000个孩子，没想到突破了这么多。

　　一万多个被找回的孩子，一万多个家庭历尽艰辛终于团聚。新京报记者通过梳理采访发现，这不仅仅是一年的打拐成果，更是广泛的社会动员、刑侦技术的更新，以及一代代打拐民警长达数十年接力奔走、多方合力的结晶。

　　从未断档的“打拐”

　　“我们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在持续开展打拐专项行动”，2021年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童碧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为止拐卖儿童的案件实际上是大幅下降，影响比较恶劣的盗抢拐卖儿童的案件年发案在20起左右，基本上都是能够快侦快破。

　　2021年1月，公安部再次部署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专项行动，目的是依托“打拐DNA系统”，通过广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及时组织技术比对核查等工作，全力侦破一批拐卖儿童积案，全面查找失踪被拐的儿童，这一行动被命名为“团圆”行动。

　　“有的父母终身都在寻找孩子，谁看都揪心，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2021年5月21日，中宣部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忠义谈起“团圆”行动的初衷时表示，“公安部刑侦局积极努力，带领全体刑侦民警共同把这项行动开展起来，让更多的家庭团圆。”

　　更新迭代的技术手段

　　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DNA检验技术及数据库建设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检验方法稳定可靠，个体识别精准高效，成为查找认定亲缘身份最准确的方法。去年“团圆”行动中找回的《失孤》原型郭刚堂之子、《亲爱的》原型孙海洋之子，都是DNA技术信息比对的受益者。

　　2021年5月和11月，公安部分别在山东济南和湖南常德举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团圆行动刑事技术比对会战”，全国公安机关百余名刑事技术专家聚集在一起，全面运用刑事技术手段破积案、抓嫌犯、查找失踪被拐儿童。

　　据了解，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战专家组一共分为4个比对小组，1个综合研判小组，1个信息汇总小组。一位多年从事刑事影像技术工作的比对小组专家回忆，这是第一次将人像比对技术大规模应用到打拐领域，采用将人像比对与DNA检测相结合的技术路径。

　　“团圆”行动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战参战专家王祥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丢失小孩的DNA数据没有进入数据库，是无法产生匹配或比对的，这个时候就通过小孩丢之前的照片，通过人像大数据进行筛查，缩小范围。

　　在一次案件侦办中，民警利用先进技术，靠一张被拐儿童5岁的照片，在数据库中找到约200名相似人员。接下来，是漫长的甄别比对。

　　前述比对小组专家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些年人像识别、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有了很大的进步，能够为查找被拐儿童确定一个区间，最终的比对确认还是需要人力完成，这依赖于民警多年的办案经验。每天他需要盯着电脑比对超过10小时，耗时最久的一个案例花了几十天的时间。

　　然而，最终的确认仍然有待DNA检测。“从科学上讲，所有被拐儿童的线索从找回到确认的过程，必须依靠DNA技术进行确认。这个DNA技术的确认是最科学、最准确的。”这位比对专家说，“我们前期所有的工作，最后都要通过DNA技术进行确认，才能够正式宣布他们之间有遗传关系或者亲缘关系。”

　　“前几年由于技术限制，检验获得的DNA信息较少，一条信息可能比中成百上千乃至上万条线索。”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处长刘景杰曾介绍，“团圆”行动开展以后，对打拐DNA数据库进行了清理，重新采集、扩充血样数量，完善更新相关信息。

　　在接受《人民公安报》的采访时，童碧山说，“‘团圆’行动中找到的失踪被拐儿童里，约50%是基于今年（2021年）新采集到的DNA数据比对成功的。”

　　新疆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DNA室民警黄新辉对技术不断完善发展带来的变化深有感触。2021年3月，一个叫“张洪兵”的男子到伊犁州新源县公安局那拉提派出所报案，张洪兵看到了公安机关“团圆”行动的宣传，希望找回1977年2月走失的弟弟和妹妹。

　　当年，张洪兵的母亲带着7岁的妹妹和5岁的弟弟从四川赶往新疆投奔他。在长途转车的推搡中母亲晕了过去，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里，而两个孩子却不见了踪影。此后，母亲在含恨中度过余生。张洪兵回忆，孩子丢了以后，母亲为了惩罚自己，不住房屋只住鸡棚，最终于1994年离世。

　　公安机关立刻给张洪兵的父亲采血，然而只有父亲一方DNA信息，比对难度非常大。“如果只有单亲的话，我们只能排除不能肯定，所以必须要凑齐父母双方的DNA信息，我们才能认定。”黄新辉说。

　　黄新辉告诉新京报记者，办案人员让家属回去找母亲生前的遗物。由于年代久远，只找到一块手表，并且还被多人戴过。“提取难度很大”，黄新辉说，他们将手表送到有关机构，最终成功提取到张洪兵母亲的DNA。

　　“在早些年，这还很难实现。”黄新辉说，由于很多拐卖案件发生时间久远，很多案件的父母双亲或其中一方已经不在人世，但现在的技术使得从遗物上提取DNA信息成为可能。

　　据《科技日报》报道，对于采血存在难度的家庭，公安机关也在探索第二代DNA测序技术，即从亲子鉴定扩大到亲缘鉴定。例如，疑似走失或被拐人员的亲生父母离世，或因年纪大、行动不便而不方便采血，叔侄、祖孙等复杂的亲缘关系将通过第二代DNA测序技术作出鉴定。

　　一代代基层民警的接力

　　对于很多基层打拐民警来说，“团圆”行动不止属于2021年，更是一场跨越几十年“不抛弃不放弃”的接力。

　　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一级警长卢保磊是负责孙卓专案最长的民警。2015年，卢保磊加入寻找孙卓的专案组。为了找回孙卓，六年时间，卢保磊跑了几十万公里，数不清出过多少次差、做了多少次DNA核验。

　　齐鲁晚报曾报道，《失孤》原型郭刚堂之子郭振被找回，也是三代民警接力式完成的成果。

　　“郭刚堂儿子郭振被拐案，一直是我心里的牵挂，即便我早已经离开刑警的岗位。”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区分局副局长刘恩忠是办理郭振被拐案件的第一任民警。一份陈旧的案卷，将时间拉回到1997年9月21日。

　　媒体报道称，斑驳微黄的案卷中记录，1997年9月21日傍晚时分，一陌生女子在李太屯将郭刚堂的儿子(2岁半)领走，“下落不明”。刘恩忠时任该辖区刑警中队指导员，“虽然报警时间较晚耽误了破案的黄金时间，但是各项侦查工作迅速铺展开来”。

　　调查走访、内部协查、外部悬赏，聊城警方动用了所有当时能想到的破案方法。“那时没有监控，刑侦技术也有限，所能找到的线索都被排除了。”当初大范围的排查和悬赏，虽然没有破获郭振被拐案件，却也带破了其他拐卖案件。

　　2000年，聊城警方采集了郭刚堂夫妇的DNA数据信息，后期随着技术发展，又多次补充完善。2006年，调入聊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民警郝扬接手郭振被拐案件的侦破，通过更多的技术手段来获取拐卖儿童案件的线索。

　　2009年，聊城警方获得一条线索，怀疑孩子被骗到了青岛某区。“一接到线索，我们迅速赶往青岛展开调查工作。”郝扬称，他们通过工作获取了相关人员的DNA，可是入库比对结果并不是。

　　直到2015年，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民警孙乐斌开始参与郭振被拐案件的侦破。“作为父亲，郭刚堂一直在路上；作为办案民警，我们更是一刻也没有放弃。”孙乐斌和专案组非常重视郭刚堂提供的每一个线索，同时也通过公安技术手段寻找破案的蛛丝马迹。

　　2021年，公安部开展“团圆”行动，并将“郭振被拐案件”列为挂牌督办案件。“5月份，在济南专门召开专家会战，我们提供所有的案件线索。”孙乐斌称，2021年6月份，案件迎来了重大转机，公安部组织专家，运用最新比对查找手段，终于在河南发现了疑似郭振的线索。

　　那些因电影原型被人们熟知的被拐家庭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没有被镜头照见的家庭，他们的团圆，同样是打拐民警们一直奔走在路上的动力。

　　戴莉玲是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刑侦大队打拐办的民警。2006年，她开始接触打拐，2012年开始，打拐工作成为她的专职工作，“我做这一行做了15年了”。

　　最早的那些年，打拐是由临近退休的老同志负责，戴莉玲代管，后来她被任命打拐办主任。“我们当时把原始的很多纸质文档材料录入到电脑中”，戴莉玲回忆，要仔细梳理案情，对线索核实走访，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出差更是家常便饭。戴莉玲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内蒙古找孩子，“那是冬天非常冷，到处冰天雪地的，一开车就打滑”。戴莉玲记得，他们一行南方人都没有雪地开车的经验，后来找了当地专业司机，“二三十里地的路程开了好几个小时。”好在终于把孩子找到了。

　　戴莉玲统计过，从2011年起，她参与找回了48个孩子，看到每个家庭的团圆，她觉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3000多个免费采血点

　　为了让更多有寻亲需求的人了解到“团圆”行动，各地公安机关利用“传统+新媒体”的宣传手段，深入发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支持参与，让更多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员、身源不明人员了解“团圆”行动，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供信息。

　　2021年6月1日，全国公安机关陆续对外公布了3000多个免费采血点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关注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刑侦局打拐办抖音号就能查看，打开支付宝搜索“团圆”行动，也能一键导航附近免费采血点，方便群众快速联系公安机关免费采血。而且，免费采血不受户籍地域限制。

　　“从6月1日我们对媒体公布了这些信息之后，大概有一万多名群众重新联系了公安机关采血入库，到目前比中的孩子是4770人。”童碧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提到。

　　2021年7月，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3个以民警姓名命名的反拐寻亲工作室挂牌成立了。分别是胡祥雨工作室（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刘晓辉工作室（三台县公安局）、戴莉玲工作室（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

　　在对外公开的3000个采血点的联系方式里，胡祥雨的手机号码是其中之一。自从工作室成立以来，胡祥雨的电话铃声就从未停过，“我最多一天光手机可能打了有七八十个电话，还不算座机。”胡祥雨告诉新京报记者，“团圆”行动的宣传动员效果明显，“我们今年（2021年）的工作量是最大的。去年（2020年）和前年（2019年）的一年的工作量可能还比不上今年（2021年）一个月的工作量。”

　　胡祥雨手机里有很多个微信群，“两个大群，一个五百人，另一个也有两三百人”，而小群就更多了，“每一个案子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单独拉一个小群，比如有这个孩子，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家长，这种小群数量就上百了。”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跨区域侦查协作机制日趋完善，密切配合、协同核查成为常态，也为“团圆”行动提供了重要保障。辽宁省北票市1993年、1994年间发生的4名儿童被拐案件，经辽宁警方不懈努力、持续追踪，以及天津、上海、福建等地公安机关积极配合，最终让犯罪嫌疑人落网，4名被拐卖孩子全部找到。

　　据了解，截至2021年12月，各地公安机关在“团圆”行动中成功侦破拐卖儿童积案350余起，抓获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890余名，累计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10932名，各地公安机关持续开展认亲活动29600余场。

　　在已找回的10932名失踪被拐儿童中，失踪20年至30年的有2538名，失踪30年至40年的有1812名，失踪40年至50年的有371名，失踪50年至60年的有190名，失踪60年以上的有110名。其中失踪被拐人员与亲人分离时间最长达74年。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童碧山表示，“通过今年（2021年）一年的专项行动，我们在打法上在技术上在工作机制上都更加成熟，可以把它固化下来，把它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工作，要一直延续下去，早日实现天下无拐的目标。”

　　新京报记者 李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