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镜像》日记中的晚清政治生态

　　致敬辞

　　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档案室，存放着一本少有人问津的日记。它的主人——晚清的一个州县官杜凤治50岁才开启仕途，宦粤十几年，以一个地方官僚的私人视角真实记录了晚清时期官场的百态。邱捷独具慧眼，经过长期的深入阅读，充分挖掘出这本日记的价值。晚清地方官员为何经常偏离王法做出判决？官员之间对上对下日常如何互动？“皇权”是否“不下县”？针对这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晚清官场镜像》在既有的有关清朝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研究的基础上，填补了许多前人未给予充分关注的关键事实与细节。

　　我们致敬邱捷，致敬他用自己的智慧为历史研究一个重要的领域贡献了有价值的新史料、新观点，更致敬他身为一位历史学者，身体力行“板凳要坐十年冷”的钻研精神，倾注近二十年心血成就一部著作。我们致敬《晚清官场镜像》，它见微知著，用基层官员鲜活的日常折射晚清政治生态及其中的隐忧。它将目光投向抽象的制度中活生生的人，书写一部“活的制度史”，彰显了浓厚的人文关怀。

　　答谢辞

　　得知这本书获得“2021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我很感谢。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是我点注杜凤治日记的副产品。日记有不少以往学界不甚关注的晚清官场运作细节，我顺手把这些细节或者是故事记下来，后来就写成这本书。书出版后，得到多位研究清史和近代史同行的鼓励。几位著名的书评人做了非常专业和中肯的评论。有人还指出了这本书某些需要改进之处，我感谢之余，也很钦佩。

　　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这本书出版后已经加印了两次。学术著作出版当年就加印两次的不多，自己写的书有不少人愿意读，作为作者我当然开心，不过我也知道，也许不是因为书写得很好，而是因为杜凤治日记的内容确实有吸引力。我希望这本书能提醒更多研究者关注杜凤治日记。——邱捷

　　采访

　　这本书

　　新京报：通过研究杜凤治的日记，你如何理解日记的史料价值？

　　邱捷：随着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多元化，学者对日记也越来越重视，尤其是杜凤治日记这样的分量较大、连续记载多年的日记。日记通常是当天写下，记忆失误的可能性小些，会更真实地反映作者的想法。而日记因其私密性，会记下其他文献没有反映的事实。当然，不可以轻易把日记内容简单视为信史，我阅读杜凤治日记的体会是，杜凤治有关上司指示、同僚谈论，以及自己催征手段、滥施酷刑、各种支出、财产处置等记述基本可信。但他对事件经过、案情真相以及广东社会、广东风俗的记述与评论，肯定有片面之处甚至失实，不过日记所反映的杜凤治的心态应该是真实的。

　　新京报：你从杜凤治的个人记述当中，感受到晚清官场宏观政治气象的哪些特点？杜凤治的故事有怎样的代表性？

　　邱捷：日记反映出直到19世纪后期，清朝官场，也就是清朝的政治制度还没有“走出中世纪”，这个制度既是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走向近代”的极大障碍。杜凤治作为清朝一个中下级官员，有多大代表性我不好轻下判断，但他至少是一个“正常”的清朝州县官。他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反映出多数官员对“纲常伦理”与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并无怀疑，很起劲地做官，使清朝政治制度在旧轨道维持“正常”运作。杜凤治虽然也读过一些介绍“西学”的书，但思想仍然没有“走出中世纪”。于此可见，其时在官员群体中非常缺乏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这一年

　　新京报：2021年，你有哪些特别想推荐给我们读者的书目？

　　邱捷：2021年的新书中，鲁西奇的《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陈春声的《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周琳的《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和彭南生的《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因为与我在写的著作或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有关，我都比较认真地读过，得到很多启发，很希望有更多读者同我一样对这几本书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