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中欧关系不存在“结构性冲突”

　　当前，新冠疫情仍肆虐全球，世界面临欧洲民粹主义崛起、美国特朗普主义延续、中美关系紧张等诸多问题和挑战。

　　陆克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非驻会高级研究员。他曾在政府、学术、媒体和商业多个领域工作，曾担任法国国防部长特别助理和法国国防部国际关系和战略部的亚洲高级顾问。陆克曾在上海工作，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顾问团队成员，长期致力于研究中美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等领域。

　　近日，就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等话题，新京智库专访了陆克。

　　民粹主义在欧美乃至世界政治中长期存在

　　新京智库：当前，全球似乎面临着新冠疫情肆虐、欧洲民粹主义崛起，包括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延续等诸多问题和挑战。你怎样看待目前全球政治的宏观局势与特征？世界是不是处于一个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时代？

　　陆克：理解大局确实非常重要，我想从你提到的全球民粹主义这个细节上来入手进行探讨。首先，如果我们纵观历史便可以知道，民粹主义在欧美乃至世界政治中都是长期存在的，从帝国时代到早期的共和国都出现了不少借民粹掌权的统治者和领导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民粹带来的危害可以说人尽皆知。

　　目前大家都认为欧洲的右翼民粹势力再次当道，然而我的看法较为乐观。现在看来，即将于3个月后角逐法国总统大选的几位右翼民粹领导人声势颇高，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力量却很难整合到一起，而且坦白地说，法国的“两轮选举”在制度设计上并不利于持有极端主义的政治家，以过往的经验来看，比较温和务实的一方通常会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

　　美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在2016年11月8日的选举之夜，有3个关键的摇摆州突然决定投票给特朗普，这让很多人始料未及。

　　而在2020年的选举中，拜登赢得也并不容易，并且现在拜登政府的表现也让美国民众不太满意。美国的这两届选举将民主制度的缺陷放到了台面上：一方面，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没有避免一个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当选；另一方面，民主制度最终可能造就一个缺陷颇多的“中产”政府，如拜登政府。这个政府看似拥有更专业的行政和决策团队，但是他们或许只能代表美国一些精英阶层和部分中产阶层的看法，却得不到普罗大众的正面回应。

　　中美关系降温并非始于特朗普时代

　　新京智库：你对拜登政府时代的中美关系有何看法？与之前的特朗普时代相比，当下的中美关系是否有所不同？

　　陆克：很重要的一点是，中美关系降温并非始于特朗普时代，也很可能不会终于拜登政府。我的看法是早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中美关系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迹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国开始倡议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后，美国开始意识到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面临挑战，因为亚投行吸引了包括英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国家。

　　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力量的担忧致使其开始倾向于将中美之间的种种问题作出“政治化”、“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解读，这样的理解最终为今天的中美全面竞争推波助澜。

　　各方尤其是拜登政府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管控风险、摆脱困境。我认为当下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反映出了中美竞争的不少主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将中国对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的疫苗援助或销售解读为一种“中国模式”的输出。同时，新冠疫情可能也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双方“人与人”的交流（包括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开始大大减少，这样的趋势可能导致中美越来越无法直接地了解到彼此从而产生更大的嫌隙。

　　新京智库：在你看来，当下的中美竞争是否有什么主题或目的呢？

　　陆克：我想结合我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到中国旅行，那时的中国几乎一穷二白，人们刚刚打开国门——从那时起，我看到中国人将民族主义的热情化为力量，试图不断地学习高新科技、引进外国资本和管理模式以充实自身的实力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在经济和科技实力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的经济总量与美国越来越接近。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明显的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所以我认为虽然“称霸世界”的想法也许会在国内得到一部分人支持，但明智的中国政府并不会将此作为一个目标，继续巩固国内的社会经济环境同时发展金融与实体产业才是中国的主要任务。

　　中欧之间不存在所谓“结构性冲突”

　　新京智库：从你之前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欧关系不同于中美关系。你能否用一两个词汇或者术语来描述中欧关系的特征？另外，你之前提到双方都不愿妥协，那么在未来双方应当如何推进关系？在2022年，是否会有一些解决方法？

　　陆克：2019年4月，欧盟在对华战略文件中表示，中国是欧盟的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这应当可以用于描绘中欧关系。中国显然并不喜欢这一定义，或许中国不喜欢“对手”这一用词，但这仅用于描绘两者关系，即双方制度的不同，且这一术语会沿用下去。“伙伴”和“竞争者”或许对于合作更容易有施展空间。双方都不愿停止合作，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原因或许在于中欧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结构性冲突”，欧盟在亚洲的存在感不强。

　　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将自己视为“太平洋力量”，在太平洋有军事存在。中国没有大西洋海岸，所以在大西洋没有太强的存在感，或者说不像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区域一样存在长期伙伴。中国与欧盟之间有几个问题，导致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停滞。《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默克尔去年决定卸任前的产物，但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在其他方面，包括经历了七年商谈的投资方面，中国表达了善意。十年前，默克尔曾说，欧洲人太过天真。我很赞同她的观点。我认为中欧合作在很多领域都有进步空间。

　　新京智库：欧洲内部变化也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因素，你能否对欧洲新变化进行一些评估，特别是德国新政府，是延续大于变化还是变化多于延续？默克尔卸任后，德国作为欧盟支柱性力量会有什么变化？

　　陆克：去年9月德国大选期间我在柏林，但对于默克尔卸任没有感受到任何特殊的氛围。德国的政治体制基于妥协、合作和执政联盟。在外交和对外贸易方面，我不认为默克尔卸任后会有很大变化，尤其是在贸易方面。德国是贸易大国，与中国、美国和法国等国的贸易关系非常重要。

　　新京智库：你认为中国在欧洲和美国的普通人心中的形象和在政治精英内部的形象是否存在差异？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是否会成为一个问题？

　　陆克：首先，疫情对世界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有关疫情的话题和误解让普通人有了负面的想法。目前，外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不够积极。我在几年前曾研究过这个问题，发现人们实际上非常希望在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的故事，希望看到中国学生等。

　　但双方缺少正常的交流对话，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是“不热衷于对话”，难以接受批评。但是在欧洲内部，批评是一直存在的。欧洲政府颁布法令时，也会进行不断地讨论、协商。正常的交流对话有助于塑造积极的形象。

　　新年愿景

　　“伙伴”和“竞争者”或许对于合作更容易有施展空间。中欧双方都不愿停止合作，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原因或许在于中欧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结构性冲突”，欧盟在亚洲的存在感不强。我认为中欧合作在很多领域都有进步空间。

　　新京报特约访谈员 陈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