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灯万盏造幻境自贡灯会火出圈

　　夜色降临，四川省自贡市东北角，第28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从高至100多米的灯组到小可盈尺的灯饰一一亮起，湖光山色，万头攒动，一个梦幻的光之世界开启了。

　　2月15日，自贡灯会作为央视2022年元宵晚会其中一个分会场亮相的消息，在自贡彩灯人的朋友圈刷屏。

　　这个春节，自贡彩灯刷足了存在感。自贡造的“冰墩墩”和“雪容融”彩灯亮相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成为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社交平台上，各种视频图片刷屏，登上热搜榜，被网友赞誉“东方奇幻与赛博朋克同在”、“宇宙第一灯会”。即使是在每天限流的情况下，一个多月来，自贡彩灯大世界已经迎来了20万人次客流。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自贡灯会“出圈”的背后，是一座西部老工业城市数十年来对彩灯产业化的探索。在自贡，季节性的彩灯工匠约8万人，临近年关，“灯客”们被召集起来，像候鸟一样飞往各地做灯，素有“全国灯会都是自贡灯会”的说法。

　　在盐商历史的传统和工业时代的秩序共同作用下，自贡灯会形成了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底蕴。中国彩灯博物馆馆长戴燕灵说，自贡灯会是以中国的语言讲述世界的美好故事，也是用一种国际视野来看中国文化。

　　“精卫女神”

　　一头海藻般蓝色秀发，高贵灵动的面庞上戴着神秘的半脸面具，深紫色眼影下眸子低垂，在机械传动工艺的作用下缓缓开合。浓黑的夜色中，高达22米的“精卫女神”微微颔首，通体散发出蓝色主调的荧光，庄严而圣洁。

　　熙熙攘攘的人群举起手机拍照，留下啧啧惊叹。

　　这是今年自贡灯会最出圈的“网红”灯组。“山海异志”区，以华夏民族的神话为线索，打造了一幅国潮古风山海经的实景图鉴，《山海经》的神话主角融合传动、雾森、音效、变光等元素一一成灯，精卫女神是当之无愧的“C位”。

　　1月29日，在自贡一间设在酒店中的办公室里，新京报记者见到了“精卫女神”背后的设计者李微微。他的日常起居都在这间二三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办公桌上叠放着各种手稿草图，包括勾勒的“精卫女神”的服装初稿。

　　精卫女神是接棒去年“生命之树”的主推灯组。2021年春节期间，台湾作家廖忠信拍摄的自贡灯会上巨大的人头灯组突然爆红：一个通体发着绿光的人像灯组在多个视频平台刷屏，网友称其为“生命之树”。

　　设计师之一蒋楠告诉新京报记者，灯组灵感来自《阿凡达》的树神形象。这是一次颇为大胆的创新，大面积使用绿色在喜庆的春节很罕见，而被广为称道的“生命之树”眼睛里流露的悲悯和神性，则来自设计团队实地多次测试后算出的最佳睁眼角度。

　　“生命之树”被拆除后，钢架结构和底座都还保留着。最初的规划是在原来的钢架结构上做一只展翅九万里的鲲鹏，总策划李微微出过一版鲲鹏的设计稿，但不太满意，最后选中了《山海经》“精卫填海”的典故。

　　《山海经》中的精卫，“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李微微笔下的精卫海水波浪般的秀发上有一只神鸟。不过在实际制作中，出于视觉效果考虑，这只神鸟被移往另一处。为了丰满精卫女神的形象，李微微还为线下的“精卫女神”演职人员设计了服装道具。

　　李微微打开电脑，展示了整个自贡灯会的雏形创意。作为灯会的总策划师，他负责起草了整个灯会的所有概念草图，分别是“国泰民安”、“故里乡愁”、“一起向未来”、“上元幻境”、“梦幻时光”五大分区，包括 “盐韵春秋”、“童年回忆”、“欢乐生肖”、“盐都印象”、“鱼贯而入-蛟龙出海”、“山海异志”、“釜溪闹灯”、“梦幻荷湾”、“一起向未来”、“创想美灯汇-恐龙纪元”、“上元幻境”、“星光大道”、“银河时空”、“盐炶之城”14个主题。

　　“花市灯如昼”，作为中国灯会的天花板，自贡灯会造了一个盛大奇幻的梦。徜徉其中，游客既能重温盛唐时期上元灯会的浪漫，也能与遥远的星辰大海对话。

　　“一切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虽讲得很浅，但还是尽量在讲述情感和生活的多种维度。”李微微说，3公里的游览路线里，将故事表达的追求做到极致，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与过去仓库式的堆砌展览方式的分道扬镳。

　　老工业城市制灯往事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公开资料显示，自贡灯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富庶的地方盐业经济为自贡提供了物质保障。

　　第一次由政府举办迎春灯会是在1964年。原本仅仅是一级地方政府通过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新春佳节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项平常决定，却为日后“灯城”之名埋下了种子。

　　从1964年到1986年，自贡共办了7届灯会，当地人一般称之为“迎春灯会”。直到1987年，“迎春灯会”更名为“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经贸交易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自贡彩灯的制作、题材、选材、整体布展和规模、声势和影响取得了突破性发展，熔“形、色、声、光、动”为一炉，将传统的民间工艺与现代科技联璧，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为一体，奠定了自贡灯会的基本特色。

　　对那个年代的全民制灯，自贡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万松涛记忆犹新。他的父亲是学校的美术老师，每年临近年关，父亲都会被教委抽调去做灯。“学校抽调3个美术老师，和一些校办工厂的钳工、电工，大家集中在一起花一两个月打磨即将参展的彩灯。”

　　“从设计到制作全都做。”万松涛回忆，上世纪80年代做灯，没有题材和技艺限制，各个单位绞尽脑汁试图拔得头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虎年，万松涛的父亲做了一只两三米高的大老虎彩灯。那时的工艺和现在不同，是用泥把老虎的形塑出来，然后套上玻璃钢，在玻璃钢上作画、粘皮毛，十几岁的万松涛帮着父亲打下手。

　　事实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牵头搭台，各个企事业单位制灯参展是很多城市都有过的办灯会模式，然而，全国却少有城市像自贡一样将这种模式延续下来。

　　万松涛说，这与自贡老工业城市的历史分不开。自贡的机械、电子、化工产业齐备，工厂培养了相当数量技术过硬的工人，这些工人不仅有娴熟的操作技能，也有强大的机械制作安装能力。

　　1988年，对于自贡灯会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自贡灯会走出家门，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了“北京国际旅游年北海龙灯会”，盛况空前，媒体报道称“每五个北京人就有一个看过灯会”。也是在这一年，自贡设置了灯会的常设机构——自贡市灯贸管理委员会。

　　扬名的自贡，开始接到全国其他城市的制灯邀请。李微微对灯会的盛况记忆犹新，“有一年自贡给武汉做灯，在东湖公园，5块钱一张门票，那真的是万人空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下岗潮袭来，制灯成为当地工人一条不错的出路。而另一边，巨大的制灯需求让李微微敏锐地嗅到其中的商机。他组织了一些工人组成“制灯游击队”，面向全国接单，大学生出身的李微微，是最早使用互联网的一拨人，他在搜索引擎网站做网络推广，给各个城市工会写信发宣传单，很快有人找上门来。

　　“我们一开始在上海城隍庙做灯，对方要求做那种挂在墙上的小灯，我们自贡灯是很大的，不知道怎么会找上我们。”但是李微微还是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设计，重新测算微缩版的小灯。

　　上世纪90年代末，彩灯行业向私营企业开放，李微微和合伙人率先成立了公司，“我们是最早拿到文化局许可证的民营公司。”民营资本的进入，为自贡彩灯产业化注入了持久的活力。

　　李微微回忆，后来自贡灯会也经历了一段低谷期，“追求高大全的题材，古板老套的民俗审美，仓储式的摆放方式，对人性和文明的探究敷衍行事等等，与当代人纷繁芜杂的情感对接太少。”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因为过度注重红黄配，被业内调侃为‘番茄炒蛋加葱花’灯会。”这一现状直到2019年政府引入专业的文旅公司才得以扭转。

　　候鸟式“灯客”

　　2013年，江苏一家媒体报道秦淮灯会时，发现秦淮彩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会的制作班底竟然是自贡团队，“秦淮本土艺人制作的彩灯可以用销声匿迹来形容。”

　　民间流行“彩灯十大流派”的说法，南京秦淮彩灯和自贡彩灯都是其中之一，自贡本地彩灯工匠称，其他流派的彩灯大多沿用传统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因此很难与自贡彩灯抗衡，也有种说法是“全国灯会都是自贡灯会”。

　　在拥有249万人口的地级市自贡，彩灯行业已经高度产业化，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自贡当地媒体2019年的报道称，自贡全市注册彩灯企业750家，年产值50亿元，常年从业人员4.5万余人，季节性用工在10万人左右。自贡彩灯占全国市场份额达80%，占国际市场份额达到90%以上。

　　梳理天眼查信息可以看出，侧重策划设计类的企业、彩灯制作和出售企业以及生产彩灯材料的企业，这三类企业构成了“中国灯城”庞大的产业金字塔。在彩灯行业，不同分工的彩灯人拥有不同的时间表。每年3月至4月，设计策划人员就要开始构思次年的灯会主题；10月，彩灯工匠们被召集起来，像候鸟一样飞往各地做灯。

　　49岁的雷正林就是这群“候鸟”之一。雷正林在南京做了4年灯会，进度快的话，他手下的工人还能赶年前多跑几个其他的灯场。去年10月15日，他带着190多人的做灯队伍赶往南京为秦淮灯会做准备。除了秦淮灯会，他们还要负责南京其他一些公园的彩灯亮化工程。去年11月20日进场施工，直到今年1月25日雷正林才回到自贡。

　　临近年关，是“灯客”们最辛苦，也是收入最好的时候。雷正林说，业内的行话叫“年前三站”，普通一线钳工、焊工、裱糊工、电工，20天左右就能挣一万多；美工是制灯团队里最重要的角色，按照级别分为“大美”“中美”和“小美”，他们直接决定彩灯成型的效果，一个“大美”年底两三个月至少能赚30万元。

　　当然，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春节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灯客”们和返乡农民工形成截然相反的流动路线，雷正林有整整八年没有在家过年。

　　1月29日下午，在彩灯博物馆，穿着一身红色制服的雷正林说起，如果不是近两年因为疫情订单受到影响，今年春节他应该还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做灯，而现在他只需要把厂里最后一个灯组集装箱发货运往重庆，就可以等着过年了。

　　流水线的“自贡模式”，工期安排很紧凑。雷正林在外地赶工的时候，每天早上六七点就要起床，干到晚上十点多，一周会有一天“加餐日”，工人们自己买菜做饭，搞个聚会，休息一下。去年雷正林在西安大唐芙蓉园做灯正好赶上疫情封城，他们所在园区也全封闭管理，连加餐日都取消了，“每天睁开眼就只剩下灯。”

　　雷正林对彩灯有感情，这个行业让他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日子，在自贡老家也有了一份体面的收入。十几年前，他在外地打工，做过建筑，也卖过服装。后来父亲患癌，母亲瘫痪，他不得不回到老家照顾双亲，最终入了彩灯这一行。

　　“我是从掖铁丝的小工做起。”雷正林说，“钳工、焊工、裱糊工、电工、美工，都认真学，一步步做到班组长、工人队长。”如今，雷正林和他的弟弟都在从事彩灯行业。

　　跨越国界的“灯”与“光”

　　去年12月起，法国布拉尼亚克市里图雷特公园亮起40余组来自中国的自贡彩灯，灯展萃取中、法传统文化元素，展现了两国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人文、民俗和科技。

　　这不是自贡彩灯第一次走出国门。作为首批被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国家文化出口示范基地”的城市，自贡自1990年首次在新加坡举办灯展以来，已经“点亮”全球，走进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包92%的国际市场份额，累计观灯人数超5亿人次。

　　据媒体报道，今年春节期间，自贡还在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多地布展25场灯会。

　　对于自贡灯客来说，海外“出差”是很平常的经历。万松涛的生日在年底，好几年都是在异国过生日。他曾经连续三年在越南做灯，在胡志明市一待就是两三个月，万松涛甚至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越南语。

　　由于疫情影响，出国受到限制，雷正林给国外的客户开“视频网课”。他们把灯组通过大型集装箱运往海外，然后以视频方式教授当地工人进行组装。

　　2008年，自贡灯会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自贡彩灯的非遗传人只有像万松涛一样的市级非遗传人，因为省级非遗传人申报条件至少需要家族三代从业者，这在自贡非常稀少。“全国非遗花灯大多是三代一脉，靠家族一代代往下传”，李微微告诉新京报记者，“自贡灯不像其他非遗花灯那样有‘人传人’一说”。

　　但“现有模式对于自贡来说也是好事”，万松涛认为，无“旧”可守，自然能更大胆创新，更能突破条条框框。早期自贡灯用泥塑玻璃钢，后来学习台湾花灯、潮州花灯用竹子捆扎，但这种做法保留时间不长，于是又独创性地改为铁丝焊接。

　　有一年，万松涛在法国里昂做灯，法国人对自贡彩灯制作技艺惊叹，难以想象用铁丝做出的灯架形态，但对方也指出中国彩灯在光和音乐上缺乏表达等问题。

　　“国外有灯光节，以现代的装置雕塑，集音乐、美术等方式进行呈现。”万松涛说，“这是个共同学习的过程，我们和国外的灯光艺术家切磋交流，然后再把其引入国内的灯会。”

　　自贡彩灯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向全球讲好中国故事，绝不仅是简单的直接输出，李微微深有感触。每到一个地方做灯，他都要去学习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做灯的地方多了，我们也慢慢成为杂家。“

　　“很多人有个误区，认为中国走出去的灯只有华侨看。其实不是这样的，自贡灯团队也会根据国外节庆活动，比如圣诞节或是当地其他民俗节日，按照外国人的需求定制彩灯，甚至参与国外的灯光节。”中国彩灯博物馆馆长戴燕灵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曾经在市文广旅局分管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交流，在项目审批方面他提出，纯粹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灯组不要超过太高的比例，要用中国的彩灯技艺展示多元主题。

　　戴燕灵有自己的思考，“让外国人看到，原来中国的匠人能把他们的东西做得那么美，他才会认可你的工匠技艺，继而认可中国的传统文化。”用中国的语言讲述世界的美好故事，也是用一种国际视野来看中国文化。

　　“只要是与人有情感共鸣的，只要是发亮的，只要是有灵魂的，在夜晚就没有‘灯’和‘光’之分。”李微微说。

　　新京报记者 李照 实习生 吴昱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