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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春”这个词自带一种生猛的气息,仿佛春天是血盆大口追逐的一头猎物,要用森森白齿从它的身体上生生撕下一块肉来。
不消说,春天确实给人一种丰腴鲜美的感觉,尤其是渡过了万物萧森的数九隆冬之后,润如酥油的雨水滋润下的肥沃土壤就好似一块上好的五花肉,钻出地面的青草红花和雨后滋生的苔藓菌菇则是最清新的配菜,活泼的溪流是煎炒烹炸的清油,汩汩地冒着水泡,在春日暖阳的加热下,不疾不徐地烹饪着这一桌美味佳肴——春天确实是一道让人恨不能咬上一口的盛宴。
春天是吃货的盛宴,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年四季都是吃货觅食的绝佳时机,只不过春天为吃货提供了一个绝佳借口和上好材料。如果说冬天是为囤积御寒的脂肪而不得不炙牛涮羊,大快朵颐,那么春天草木萌芽,放眼过去一片绿色,正是吃些蔬菜消化腹中堆积脂肪的大好时光。打着健康旗号敛财的各种轻食店也可以凭春风化绿之力,挥舞镰刀收获一众春季减肥的拥趸——春天的功能之一,就是将人类从凛冬中凶暴的肉食动物,驯化成咀嚼绿叶草根的草食动物。
毕竟春光易逝,乌飞兔走之间,就是炎炎盛夏汹汹而至。夏天可不会像春天那样柔情似水,而是暴烈如火,会用最火热的激情扯下人遮遮掩掩的伪装。那些被重重叠叠的衣衫褶皱隐藏起的肥膘,届时就会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春天作为修正冬天堆积的脂肪谎言的最后机会,不能不善加利用,以赎前愆。自欺欺人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不妨拿出冬日开怀大嚼的劲头,劳动牙齿去咬上一口大地献上的绿色食品。清胃刮肠,也算咬上了一口春光。
春天的风味恰在于此。“咬春”一词可谓实至名归。
咬春
“咬春”确实让人在消除身心负担的同时口齿生香,仿佛春天真的可以咬上一口,开怀大嚼。然而,这纯粹是无聊文人罗曼蒂克的想象,抑或是后世吃货的踵事增华。“咬春”并没有这么令人食指大动。这个如此形象生猛的词语,它的意思只是在开春那天吃个生萝卜而已。《燕京岁时记》一言以蔽之:
“打春即立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曰咬春”。
把开春吃萝卜说成是“咬春”,通行于大江南北。康熙《天津卫志》记载天津人“立春食萝卜,谓之咬春。”《山西通志》亦云冀县“立春嘬萝卜数片,名曰咬春”。山东《邹县志》载“立春,食萝卜,谓之咬春”。再向北出关,清代沈阳三才子之一的缪润绂在《沈阳百咏》中即写道“俗于立春日咬萝卜,谓之咬春”。自冀北向南,河南林县“民间于是日食薄饼、萝卜丝,谓之咬春”。在烟雨江南,清人费轩在回忆扬州生活的《梦香词》中也提到扬州好处之一便是“咬春萝卜紫于梨”。东南沿海的福建,因为闽音唤萝卜为“菜头”,与“彩头”音同,因此咬春吃萝卜,对福建人来说,仿佛是一年开春便咬到了好彩头。
萝卜一物,古人确实颇为看重,王祯《农书》中给萝卜按照一年四季还起了四个不同的诨号,“春曰破地锤,夏曰夏生,秋曰萝卜,冬曰土酥”。除此而外,萝卜尚有许多古称与雅称:芦菔、莱菔、雹葖。文士目中的萝卜更是清雅之物,是能入《山家清供》的隽物,萝卜与甘蔗“各切作方块,以水烂煮之”,号曰“沆瀣浆”,酒肉酣畅之后的后遗症,饮上一盏,“酒容为之洒然”。将萝卜烂煮,不用他料,只研碎白米做粥,可以引得东坡居士快意开怀,得名“玉糁羹”,号为“若非天竺酥酡,人间决无此味”——虽然得到如此揄扬,但其实不过是碗萝卜白米粥而已。
既得文人雅士如此青眼,萝卜交了时运,竟能成为春天的代名词也就不足为怪——当然,也有可能是春天的替罪羔羊,要代替春天被人类的利齿施以寸磔凌迟的酷刑,食肉寝皮。
最后这句话暴露出人类对于春天一种矛盾的情感:春日确实常被比作妙龄少女,明媚妖娆,春风拂面,犹如少女轻吻。然而,春天也有令人感伤凄切的一面,不然,沈约的《伤春诗》也不会千古之下仍能惹人愁思:“弱草半抽黄。轻条未全录。年芳被禁籞。烟华绕层曲”。更有李白的“解释春风无限恨”和辛弃疾的“人不负春春自负”——春天果然是个轻佻伤人的负心汉,让人恨不能咬上一口。
从这个角度来看,萝卜作为春天的象征却也恰如其分。文士笔下的萝卜总是一派春光清新之态。汪曾祺笔下的“杨花萝卜”即是个中翘楚,它本就是春日杨花三月时节的隽品,又有幸蒙上了宛如春光一般的童年记忆:
“杨花萝卜下来的时候,卖萝卜。萝卜一把一把地码着。她不时用炊帚洒一点水,萝卜总是鲜红的。给她一个铜板,她就用小刀切下三四根萝卜。萝卜极脆嫩,有甜味,富水分。自离家乡后,我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或者不如说自我长大后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
萝卜
萝卜自然有甘脆多汁的一面,僦居京城的清代博物之士吴其浚就是一位资深萝卜爱好者,他在《植物名实图考》中津津有味地写道,每当门外响起小贩“萝卜赛梨”的吆喝声,“无论贫富髦雅,奔走购之,唯恐其越街穿巷也”,尤其是京津冬春之际特产的“心里美”萝卜,在他口中不啻“琼瑶一片,嚼如冷雪,齿鸣未已,从热俱平”——吃个萝卜仿佛是和春天谈了一场恋爱,对方宛如绰约仙子,冰雪聪明。
但是吴其浚没有提到的是,萝卜琼瑶冰雪的甘脆之中,还蕴藏着一种辛辣之味。
生吃萝卜的人都知道这种萝卜特有的辛辣,方一入口,便在清凉的掩护下偷偷在口腔黏膜最薄弱的地方撒上一把辣火。趁着喉咙不备,猝不及防深入食管,直下肠胃,肺腑之间霎时火烧火燎。而萝卜那最辛辣的精魂,则会在肠胃的几番鼓荡蹂躏之后,从零落成泥碾作尘的躯体中破壳而出,直捣黄龙,化作后庭外惊天动地的一响。
最后这一响,似乎是有些粗俗。但也正是萝卜的特色之一,虽然文士对其不吝辞藻加以揄扬,但归根结底,萝卜是穷苦人的吃食。老北京人口中的“穷三皮”,第一皮即是萝卜皮。底层人家几乎日日餐桌上都会看到萝卜皮的身影。“有钱儿的买咸菜上六必居,没钱的捡萝卜皮”,这是老北京贫民的口头禅。卖萝卜的小贩会削去萝卜皮,用竹签插在外面招揽有钱吃零食的主顾,剩下的萝卜皮不用几个钱便可以买来,用清水洗净,加些油盐,便是哄饱一家老小肚皮的大餐。汪曾祺回忆江南故乡旧日店铺中最底层的学徒伙计,要“吃三年萝卜干饭”,谓油水少也。“学徒不到三年零一节,不满师,吃饭须自觉,筷子不能往荤菜盘里伸”。年轻的莫言,则在他的小说《透明的萝卜》中,讲述了一个奇幻莫名的萝卜之梦:
“梦到一片辽阔的萝卜地,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从那草棚里走出一个身穿红衣的丰满姑娘。她手持一柄鱼叉,从地里叉起一个红萝卜,高举着,迎着初升的红太阳。”
这个萝卜之梦,被莫言形容为“辉煌”,让他“心中涌动着激情”。但当他谈到这篇小说时,回想起的却是饥饿的童年时光,“那个时候,我们身上几乎没有多少肌肉,我们的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但我们的肚子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我们的肚皮仿佛是透明的,隔着肚皮,可以看到里面的肠子在蠢蠢欲动”——这种形象,就仿佛是个面露菜色的萝卜。在这样一个饥饿孩子的眼中,一个普通的红萝卜,就像是一个奇迹:
“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
这不过是一个被饥饿撞晕头脑的穷孩子面对萝卜时的幻梦而已,尽管这像是一曲辉煌的春之交响曲,但对童年时代的莫言来说,从生产队偷来的这个萝卜,最终换回的,只是父亲用蘸了盐水的绳子兜头盖脸的一顿抽打。
萝卜是文人雅士偶一为之的清隽食物,却是贫苦大众最寻常不过的吃食。吃惯了玉盘珍馐的朱唇皓齿,偶然被萝卜的甘脆所触动,发出的啧啧称赞,未必不是出乎真心以为自己尝到了春天的滋味。但对日日以萝卜为食的贫民而言,立春日的萝卜,与其他任何时候的萝卜或许并无不同,那是日复一日辛劳奔波所得的果腹之物,已经麻木的舌头或许不会如此敏感,萝卜中的味道只有吃惯了的辛苦。所谓咬春吃了萝卜的“好彩头”,或许也只是清苦生活中一丝希望不灭的自我慰藉。
吃着同样滋味的萝卜,沐浴在同样的春风之中。而春天的风味,甘美诚然有之,但更多是蕴藏其中的辛涩。
五辛
“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名曰咬春。互相请宴,吃春饼和菜。”
甘美中往往蕴藏着辛辣与酸涩。当刘若愚回念生命中逝去的一个个春天时,他的心中必然是甘辛并陈。他此时身陷囹圄,加在身上的罪状之大,足以让他身首分离——他被视为昔日权势熏天的权阉“九千岁”魏忠贤的同党而遭逮捕。他的身份在人们眼中也确实相当敏感——天启一朝魏忠贤麾下阉党屡行大狱残害东林党人时,他就在阉党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辖下的内直房执掌文书。阉党伪造证据,诬告东林士人的奏本文书,几乎都经他之手——在人们眼中,他就是魏忠贤不折不扣的伥鬼帮凶。
但刘若愚心中却倍感冤屈,他作为与魏党关系紧密的太监,纵使在魏忠贤气焰最嚣张的时期,也未巧借春风扶摇直上。他虽然经手这些文书,却未因此攀害过任何一位东林党人,反而因为不愿主动诬害无辜而遭到排挤役使。他所以被魏党任用,只是因为他熟识典制掌故,是不可或缺的办事宫务人员。在阉党肆意横行的凛冬酷寒之中,他噤若寒蝉,不敢仗义执言;但如今,新帝继位,阉党倒台并且遭到清算,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冰消雪释,春天降临,他虽然被视为阉党余孽横遭牢狱之灾,但在崇祯元年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也决定要写下自己的在宫中多年的所见所闻,不仅包括自己的冤屈,还有那些宫廷往事的点点滴滴。就像咬春吃萝卜和吃“春饼和菜”。
刘若愚并未具体解释“春饼和菜”,在他看来,这个词就像咬春吃萝卜一样,乃是当时的大众常识。与刘若愚同时代的医士李时珍,倒是不吝在他的《本草纲目》中详细记述了立春日必吃的“五辛菜”,即是刘若愚所谓的“和菜”:
“五辛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合食之,取迎新之义,谓之五辛盘。”
他还引用杜甫诗中“春日春盘细生菜”加以说明,以证明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五辛作为春盘的记载确实相当古老。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引西晋周处《风土记》云“元日造五辛盘”,以此可证至少魏晋时人就已经将其作为春天的吃食。这段话后面尚有一段小注:“五辛所以发五藏气”——在元日食用五辛盘可以发散五脏之气。这句话仿佛听起来玄之又玄,但只要回想一下吃了葱蒜韭菜这些蔬菜后,前方打嗝和后庭排气释放出的气味,就能理解古人认为五辛散发“五藏气”究竟是何种气体了。
五辛释放出的五藏气,不仅让人捂口掩鼻,就连神灵也退避三舍。就在周处在《风土记》中将五辛列为春日必备食谱的同时,声势浩大的佛教却将五辛彻底打入冷宫,佛教中的五辛包括蒜、葱、韭、薤与一种印度独有的蔬菜“兴蕖”——后来为了本土化,又将胡荽也就是香菜拉入其中。根据《梵网经》中所言,五辛乃是“一切食中不得食,若故食者,犯轻垢罪”,其中,吃大蒜的严重程度堪比感染新冠病毒,七天之内,不得卧僧床褥,上僧厕,入僧浴室、温室、讲室、食屋,直到七天后,蒜味消除,沐浴更衣,才会回到僧团共同生活。《楞严经》给出的解释,五辛之味,会让十方天仙皆嫌其臭,为之远避,相反,倒是魑魅鬼怪喜好这种气味,会循味而至,让人堕入魔道。
僧众对五辛避之惟恐不及,认为它会招揽魔道邪祟,但中土医家却相信五辛的作用恰恰相反,在春日食用乃是辟除疫鬼的便用良方。古人相信瘟疫之病源在于人体吸收疫气,在脏腑蕴积,导致感染疾病。如果通过食用味道如此辛辣的五辛,将体内五脏蕴积的疫气排放出去,那么自然可以避疫。或许在当时医家的想象中,用气味如此辛辣的五辛菜去驱赶五脏中蕴积的气味难闻的疫气,一如以毒攻毒,合情合理。
周处撰写《风土记》的魏晋时代,正是瘟疫横行的时期,从汉末建安年间死亡数以万计的大疫,到晋朝惠帝之末,大疫流行,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几乎到了“流尸满河,白骨盈野”的地步。五辛盘提供的避疫蔬菜,在当时俯拾皆是。尽管以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韭菜还是大蒜,对防治瘟疫效果微乎其微,但对辗转流徙于战乱饥荒与瘟疫之中的黎民百姓来说,它多少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春盘
对美食的嗜欲也是人生乐趣之大者。一旦感受到春风和煦的清平时节,昔日避疫祛邪食用的辛辣之物,也会踵事增华,精心烹制成装点富庶太平的美味佳肴。南朝庾信笔下的“视奠五辛盘”尚且存有避疫的古意,到杜甫的“春日春盘细生菜”,“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俨然不再是简单的辛辣口味了。“春盘”这一勃勃生气的名字,也取代了“五辛盘”这个听起来就充满了呛人气味的名称。辛辣之气,也被丰腴香气所取代。
及至浑忘靖康之耻,薰醉于春风暖阳之下的南宋时代,宫廷春盘之奢华精巧,令人瞠目,曾亲预御宴的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写道,“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精巧,每盆值万钱”,加以薄如蝉翼的春饼卷食,不愧是一盆万钱的上方供馔。即使是地方官员的春盘,也精巧炫目。杨万里在《郡中送春盘》中对春盘菜肴的描述令人口舌生津:“饼如茧纸不可风,菜如缥茸劣可缝。韭芽卷黄苣舒紫,芦服削冰寒脱齿。卧沙压玉割红香,部署五珍访诗肠。”元代灭亡南宋之后,又承继了前朝的奢华食色,元廷重臣耶律楚材行旅途中,投宿驿站,忽然忆起正直春日,于是便让驿站吏员为他试作春盘,许是因为太过简略,他将这件春盘称为“穷春盘”。但仅仅是这份穷春盘,也已经是“木案初开银线乱,砂瓶煮熟藕丝长。匀和豌豆揉葱白,细剪蒌蒿点韭黄”——看来他之所以认为这份春盘“穷”,是因为里面只有蔬菜,却没有这位肉食者惯吃的膏粱鱼肉之属。
到刘若愚撰写《酌中志》的晚明时代,春盘又再度进化成为和菜。尽管刘若愚并未提及宫廷中的和菜究竟如何制作,但晚明奢靡之风,已然穷尽奇珍海味,那是可以用金银器皿蒸馏五谷精华做成“灵露”特供帝王饮用的时代,也是京城朱门玉堂之中,万钱仍难下箸的时代。昔日作为主角的五辛,在宫廷的春盘和菜中恐怕早已沦为鱼肉鸡豚微不足道的仆婢。除了那块象征性咬春的萝卜,恐怕春盘原初的辛涩之味,早已被歌舞之中的丰腴甘脆粉饰得无影无踪了。
朱红色的宫墙隔绝了外界的喧嚷,宫廷的春饼和菜与宫外的赤地千里似乎也并不想产生关联——尽管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微妙的因果联系。就在刘若愚借《酌中志》追怀宫中琐事之时,这位通晓文史,谙熟典制的老太监,或许觉察出了时世变异又走到了一个新的轮回。一如避疫的五辛盘最终也未让千万生灵逃脱魏晋时代的战乱与瘟疫,明宫中点缀升平的春盘和菜,也未遮掩住来自西北的战鼓与瘟疫。十七年后那个白日昏昧的暮春三月,明王朝在农民军与瘟疫的内外夹攻下倾覆,没人知道那一年的春日,宫中是否像往常一样“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名曰咬春。互相请宴,吃春饼和菜”。
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易,春天总会到来,春风吹过的地方,土壤依旧肥如膏腴,在如酥油一般的春雨润泽下,草木萌动,焕发出新的生机。被人连根挖取,被人割取采择。成为盘中的菜肴,被品尝,被歌咏,被充实肠胃和心灵。无论甘与辛,这便是春天的况味。
□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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