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近期，一段香港青年医生吴泽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上的英文演讲视频，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

　　90多秒的视频里，29岁的吴泽铨身穿深蓝色西装，阐述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中国认为生命无价，我们以实际行动证明国家履行保护人民的责任……我恳请各国领导停止玩弄人民的生命，要尊重生命，尊重人民，让他们得到生存的权利。”

　　这并不是吴泽铨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2021年9月，他同样借由视频发言，指出“新冠肺炎是考验各国政策最好的试纸”，敦促西方国家重视民众生命安全。

　　如何运用知识帮助更多人，一直是吴泽铨思考的问题。为此，辗转于各专病科室四年后，吴泽铨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专业硕士。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他也目睹了美国防疫政策的种种疏漏。

　　2021年7月，吴泽铨下定决心回到香港，用所学知识服务市民。为了传递中国内地和香港真实客观的方方面面，他还牵头成立了“《中国故事》KOL联盟”，通过各种渠道和资源，在国际舞台上勇敢发声。

　　香港第五波疫情凶猛，现在的吴泽铨，每天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防疫一线，负责管理和服务疫苗接种工作。他相信，当所有人都积极参与到抗击疫情中来，“我们总会有走出黑暗、看到光明的一天。”

　　“更多人来接种疫苗，是值得高兴的事”

　　新京报：在香港本轮疫情中，你都参与了哪些工作？

　　吴泽铨：目前，我主要在香港各疫苗接种中心答疑解惑。比如有些市民患有心脏病，担心接种有风险，我就会给予解释；个别市民接种后出现头晕等情况，我也要及时照顾，为他们测量血压、血氧。这项工作，我从2021年就开始参与了。

　　有段时间，私立医院拒收发烧病人和新冠确诊病人，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又需要排很长的队，所以我还会到各个社区诊所看诊，最远到过机场——那里的工人、保安、飞行人员很多都是24小时值守，一旦生病，没法得到及时照护。

　　新京报：香港市民对疫苗接种的反响如何？

　　吴泽铨：反响很好。据我所知，上一年度在同一个场所，每天才接种400多剂次，但是现在，一天可以接种3000-4000剂次。来接种疫苗的人，既有三四岁的孩子，也有八九十岁的老人，覆盖的年龄层很广。

　　对我来说，更多人来接种疫苗，是值得高兴的事。其实，很多人没有时间和能力去看完全部相关资料、了解疫苗的功效，进而去做出判断。专家觉得是好的、应该去做的，那就适当给一些推动力，促使市民去做。

　　新京报：一些香港市民对接种疫苗有顾虑，在你看来原因是什么？

　　吴泽铨：香港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一些西方国家关于疫苗“副作用”的传言，的确让部分市民产生了抵触和怀疑的心态。此外，有媒体对香港新冠死亡个案接种疫苗情况做出误导性报道，也让一些市民产生了顾虑。

　　如今，随着城市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攀升，人们意识到了疫苗的重要性，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也发布了全面的数据，显示大部分死亡病例是未接种疫苗的人士，市民看到后，会相信疫苗确实有帮助。

　　新京报：作为医生，你是如何帮助有顾虑的市民来接种疫苗的？

　　吴泽铨：我们会尽力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和数据内涵。而且虽然我们的说法更权威，但仍会有人认为，全世界的医生都这么说，我还是不相信你。

　　我发现，想打消这部分市民心中的顾虑，最有效的其实是他们身边朋友的实际行动。比如，一位80岁的老人，看到身边80岁的朋友接种疫苗后很健康，他也会更有信心。

　　正因为如此，有时，我也会根据不同群体的文化背景，改变答疑解惑的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在不断学习、改善，每积累一次经验，就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疫情不会永远持续，我们需要时间”

　　新京报：香港本轮疫情给你带来怎样的影响？

　　吴泽铨：没有太大影响，只是工作更辛苦了。我妈妈是苏州人，原本我们打算去探亲，现在计划只能搁浅。

　　本轮疫情，我妈也感染了轻症，我跟她同住一处，但可能因为我已经完成了三剂疫苗的接种，所以我没有感染。她没有去医院，一直在家隔离，休息了三四天，吃些药物，现在已经痊愈了。

　　新京报：目前你的工作状态如何？

　　吴泽铨：有时会感到无助。比如看诊时，我会觉得自己所做有限；有的人强烈抗拒接种疫苗，很难和他解释清楚，这时看到他后面还排着长队等待咨询，也会感到无助。这时只能努力调节自己，做到最好。

　　当然，我也遇见很多正能量的人，站出来支持我们。前几天香港的确诊人数开始回落，我很开心。希望大家不要放弃，继续抗疫，我们总会有走出黑暗、看到光明的一天。疫情不会永远持续，我们需要时间，慢慢撑过来。

　　新京报：在你看来，为了抗击疫情，香港还需要哪些支持？

　　吴泽铨：其实香港已经得到了很多支持。当香港一线医护苦苦支撑时，中央政府和内地医疗队再次火速驰援，让疫情指数式的上升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也让香港市民看到了希望。香港得到的支援，不只是充足的物资，还有专业的人力与医疗力量。而只用7天就建成青衣方舱医院，更是展现了团结、高效、专业的精神。

　　另一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怎样高效率地利用这些资源、总结这次应对疫情的经验和教训，是很重要的议题。

　　新京报：通过这次疫情，你积累了怎样的经验、有怎样的感触？

　　吴泽铨：第一，如果我们与各地区性团体——比如护老团体、慈善团体等——合作，由他们跟老人介绍接种疫苗的好处，效果会很好；第二，我们应该合理分配资源，比如在我看来，许多人需要的是隔离，而不是全部涌到急症室，进而造成医疗资源不足；第三，抗击疫情是全民的责任，政府为市民树立信心，市民也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

　　“服务香港市民是我的心愿”

　　新京报：2015年你从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在香港公立医院做了4年医生，为什么中途放弃工作选择深造？

　　吴泽铨：因为我渐渐意识到，学医不只是看病救人。

　　从小，我就对医学有着莫大兴趣，它不仅教会我知识，还训练了我的大脑，让我明白怎样科学论证，对我未来学习其他知识都有帮助。

　　学医非常辛苦，在香港大学就读的5年，我几乎没怎么出去玩，每天都在温习。但辛苦是值得的，毕业后，我开始在公立医院做医生，都是一对一治疗病人。但是我想，每天最多只能看20-30位病人，总共才能帮到多少人？如何才能帮到更多人？在这背后，是否还有一套系统在运作？这些想法始终萦绕，驱使我到美国去继续深造。

　　新京报：在美留学期间，你有哪些收获？

　　吴泽铨：2019年，我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在那里，明白了什么是整体医疗、医疗系统如何进行公司型协作，这当中涉及防范、治疗、康复等。看病抓药只是其中一环，它非常重要，但是其他的也不能忽略。而这样一个整体，才算是真正的医疗。

　　就读期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谣言和谬论流传，我又带领80名学生，开展了“COVideo19”项目，制作短片，投放到社交平台。

　　经历了这些，我才知道公共政策和个体合作是怎样做的，怎样才能最高效率地应用人力和物资，帮到最多的人。

　　新京报：为什么后来你又回到了香港？

　　吴泽铨：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带回来，尽量去改善香港的医疗系统。服务百姓，这是我的心愿。

　　新京报：你两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演讲的契机是什么？

　　吴泽铨：经历了这么多，我很想在世界的舞台上告诉大家，在一名医生眼里，什么才是正确的。这不只关乎香港，更关乎世界，所以我就想到去联合国发言。

　　中国联合国协会是中国唯一以支持和促进《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目标的全国性非政府组织，我联系到他们，希望可以从医生和公共卫生政策的角度出发，谈谈自己的想法。最后，我得到了这两次发言的机会。

　　演讲前要做很多准备，特别是发言时间只有90秒，我必须首先确认主题——人民要生存，要健康。其他的时间就举一些例子，最后再用一个有力的结语，希望参会者记得我想表达的内容。

　　其实演讲中我全程都没有谈论政治，只是从医学的角度，谈论我们怎样看顾老人家、怎样看顾小朋友，怎样为他们的生存做更多努力。

　　新京报：接下来你还有什么计划？

　　吴泽铨：2021年下半年，我和一群伙伴成立了“《中国故事》KOL联盟”。我们希望可以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包括医生、律师、会计等，从不同角度出发，通过不同媒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新京报记者 左琳　实习生 王烨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