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 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APP

　　毛 尖

　　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影视、城市文化等。著有《凛冬将至》《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当世界向右的时候》《例外》《有一只老虎在浴室》《一直不松手》《夜短梦长》《一寸灰》；译有《上海摩登》；编有《巨大灵魂的战栗》等。

　　女性学者访谈系列

　　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中，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五篇。受访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

　　很多太坐得住的人，不一定适合成为人文学者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学术之路的，为什么决定留在学校里做学术研究？在之前的采访里你调侃说做学术是因为留恋学校、寒暑假。又“反省”说自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很好奇这样的性格特点是如何影响你的学术研究与写作的？

　　毛尖：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进教室，男女比例跟肉丝和面似的，去文史楼上课，看人家中文系阴阳调和，就想着得换个专业。因此大学毕业就转到中文系跟王晓明老师读书，同门师兄师姐有金海、罗岗、倪伟和李念，他们每个人都是我老师，尤其罗岗，常把福柯、罗兰巴特挂嘴上，搞得我们这种文艺青年马上自觉文盲，也跟着装神弄鬼苦学了一年新批评、结构主义，不过其时王老师已经转向人文精神大讨论，我们也自然席卷其中。

　　今天回想，这场讨论虽然在很多议题上没有真正说服我，比如在王朔问题上，我至今觉得当年把王朔看成虚无主义是很大的误会，但王老师、徐麟他们投入这场讨论时的不舍昼夜和严肃认真，却长久地影响了我们，让我觉得成为一个人文学者，也有十面埋伏短兵相接，有一个意识形态较量的疆场。所以，你要问我一个坐不住的人，怎么能成为学者，这个问题，当年研究生面试，王老师也问过我，估计他也觉得我生性好动，宅不住学者生涯的寂寞，但是今天，反过来我倒也想说，一个特别坐得住的学者，在这个坏人坏事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不是也算不上特别的优点？当然，这么说，带着点滑头离题的成分，不过我的意思很直接，很多太坐得住的人，也不一定适合成为一个人文学者吧。

　　新京报：你大学求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是一段寄寓了国人复杂情感的时期。一方面是席卷而来的文化热，另一方面又揭开了一个剧烈变动时代的序幕。那段时期对你的阅读和思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毛尖：文化热带来文化爆炸，刚好也是我们自己身心爆炸的时代，爆炸对爆炸，有时会有特别璀璨的结果，我们如狼似虎地阅读各种西方名著，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当教材看，把所有的课程都变成西方文学课，谈情说爱不引用普鲁斯特就显得不够全乎，校园里最轰动的讲座，也都是作家学者的先锋文艺主场，像今天海报上的大公司CEO、CFO根本不可能占据学校礼堂，诗人能带走校花，总裁还不能。但爆炸对爆炸，常常也会彼此闪瞎对方眼睛，就像我们呼啦啦登上公交，呼啦啦又集体下车。

　　所以，回望那段日子，过去我们都喜欢讲那个年代抒情的一面，每个人都是猛虎蔷薇，如今时代翻页，倒是可以更诚实地来谈谈那时苏州河并不干净的景象。比如当年全国人民奉为偶像的人物，今天看看，有些也就是《万尼亚舅舅》中的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自私自恋又自大，领着时代往个人主义道上发酵。

　　李欧梵重新发明了“现代文学”

　　新京报：你曾提及著名学者李欧梵对你的学术之路产生很大影响，他对你的影响具体是在哪些方面？

　　毛尖：1997年，我到香港科大跟陈国球老师读博。陈老师主治古典文学，我在陈老师的教导下，苦读了一年古典文论，算是补古典方面的缺，但终究不敢写古典文学方面的论文，陈老师博雅通融，让我自己选。当时欧梵老师在香港科大任教，刚刚完成《上海摩登》书稿，给我们上课也大量涉及上海文学和电影。老师的课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博士论文就做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电影，写得不好，你别追问我博士论文。老师用他的《摩登》书稿上课，他叫我翻译，我就一边上课一边译。一个学期课程结束，书稿译完。中文稿《上海摩登》第一版因为用的是老师的英文未出版稿，内容比后来正式出版的英文稿还多了点。他创造了一个摩登话语体系，所有的概念都丝丝入扣历史和文学史，加上他有自己的修辞追求，整个翻译过程对我而言，不仅是学术训练，也是写作训练。之后，我花了比翻译长得多的时间找《上海摩登》中的引文和注释资料，老师很多资料扔在美国，我回上海找，有些上穷碧落下地库也找不到，也因此知道，这个摩登宇宙用了多少周边资料。

　　现在回头看，欧梵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和欧梵老师一起去铜锣湾看侯孝贤的《海上花》，因为确实很沉闷，加上还是沪语，就有人不耐烦，在座位上弄出声响，欧梵老师轻轻一句“镜头真美啊”就把我们镇压了。本质上，欧梵老师是艺术家、学者、作家三位一体。有的人看到他出入摩登场合的风光，有的人看到他在图书馆皓首穷经的坚毅，有人觉得他高调恋爱太不像个大学者，有人觉得他一件西装从芝加哥穿到哈佛太不修边幅，但所有的矛盾在他身上汇聚，显得毫不违和，好像是，他重新定义了生命中的很多概念，用这个方法，他扩大了学术的边界，让原来彼此反对的范畴可以互相叠加，他的“上海摩登”就是这样撑开了上海研究和摩登论述，霓虹灯下和霓虹灯上，都可以在摩登界域里被理解。《上海摩登》也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上海热。

　　书中关键词都是时间空间和人物的三一律交汇处：舞厅、咖啡馆、公园、跑马场、娱乐场、电影院、饭馆、百货公司以及大马路，欧梵老师用本雅明注视巴黎的激情注视上海，但他的批评框架并没追随本雅明对巴黎的构造，20世纪的上海也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带拱门街的巴黎，老师从“上海是如何被寓言化”这个问题出发，重新整理了一百年前的都会时空，然后把它们兑换成一个能指所指新宇宙，上海也在“摩登”这个总的意象里敞开，用这种方法，欧梵老师重新发明了现代文学，重新发明了上海。这种本雅明-李欧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直让我很膜拜。当然，二十五年过去，我自己对“上海摩登”这个框架也有一些零星再思考。

　　现在影视剧里的女性，大批次地在家里绣花

　　新京报：对于青年女性学者，很多人曾提到感受到当下社会中结构性的性别制度与歧视问题。在你过往的研究生涯中，有遇到过类似的困惑与阻碍吗？

　　毛尖：在我个人的研究生涯中，可能我比较麻木不仁，倒没太觉得受到歧视。当然，鸡零狗碎的女性降维事件总是有，但是我也不太想把这个说成是歧视。二十多年前，研究生报选题，我要说我写周作人，王老师马上就会CUT我，罗岗说他做周作人，王老师立马就同意，不过也没觉得是歧视，因为罗岗确实强，加上还有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不过，我的心态跟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一直生活在弱循环环境中有关系，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我的成长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还为我们撑着天干地支。

　　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到今天，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在文化上是越来越封建，由此年轻女性要进入学术，受到的压抑性力量也会越来越大。现在的文化事件，动不动就是劈腿被人肉，离婚揭老底，加上政治正确和没有偏见又是时代政治的一部分，赤橙黄绿青蓝紫任何一种肤色都不能得罪，上层和下层哪一层都不能骂，文化变成温吞水。在这个温吞水大锅饭里，女性会是首先被煮熟的青蛙。加上以前的歧视很容易被识别，现在喜旺们也学乖了，绝不会说出你就在家绣绣花做做饭这样的话，他们也让李双双去面试，但用其他题材劝退李双双。

　　而且，就像我前面说的，现在影视剧里的女性，大批次地在家里绣花，被劝导成为新世纪刘慧芳，或者画眉入时地在高楼大厦随时准备跟总裁发生碰撞，不像社会主义时期的影像，女性用结结实实的劳动站在天地间，女性能直接跟坏人坏事做斗争，现在好人坏人都长差不多了。所以真的是难。□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