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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 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APP

2022年04月15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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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受访者供图
《非常罪,非常美(增订版)》
作者:毛尖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4月
本文为访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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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尖

  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影视、城市文化等。著有《凛冬将至》《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当世界向右的时候》《例外》《有一只老虎在浴室》《一直不松手》《夜短梦长》《一寸灰》;译有《上海摩登》;编有《巨大灵魂的战栗》等。

  女性学者访谈系列

  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中,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五篇。受访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

  很多太坐得住的人,不一定适合成为人文学者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学术之路的,为什么决定留在学校里做学术研究?在之前的采访里你调侃说做学术是因为留恋学校、寒暑假。又“反省”说自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很好奇这样的性格特点是如何影响你的学术研究与写作的?

  毛尖: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进教室,男女比例跟肉丝和面似的,去文史楼上课,看人家中文系阴阳调和,就想着得换个专业。因此大学毕业就转到中文系跟王晓明老师读书,同门师兄师姐有金海、罗岗、倪伟和李念,他们每个人都是我老师,尤其罗岗,常把福柯、罗兰巴特挂嘴上,搞得我们这种文艺青年马上自觉文盲,也跟着装神弄鬼苦学了一年新批评、结构主义,不过其时王老师已经转向人文精神大讨论,我们也自然席卷其中。

  今天回想,这场讨论虽然在很多议题上没有真正说服我,比如在王朔问题上,我至今觉得当年把王朔看成虚无主义是很大的误会,但王老师、徐麟他们投入这场讨论时的不舍昼夜和严肃认真,却长久地影响了我们,让我觉得成为一个人文学者,也有十面埋伏短兵相接,有一个意识形态较量的疆场。所以,你要问我一个坐不住的人,怎么能成为学者,这个问题,当年研究生面试,王老师也问过我,估计他也觉得我生性好动,宅不住学者生涯的寂寞,但是今天,反过来我倒也想说,一个特别坐得住的学者,在这个坏人坏事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不是也算不上特别的优点?当然,这么说,带着点滑头离题的成分,不过我的意思很直接,很多太坐得住的人,也不一定适合成为一个人文学者吧。

  新京报:你大学求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是一段寄寓了国人复杂情感的时期。一方面是席卷而来的文化热,另一方面又揭开了一个剧烈变动时代的序幕。那段时期对你的阅读和思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毛尖:文化热带来文化爆炸,刚好也是我们自己身心爆炸的时代,爆炸对爆炸,有时会有特别璀璨的结果,我们如狼似虎地阅读各种西方名著,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当教材看,把所有的课程都变成西方文学课,谈情说爱不引用普鲁斯特就显得不够全乎,校园里最轰动的讲座,也都是作家学者的先锋文艺主场,像今天海报上的大公司CEO、CFO根本不可能占据学校礼堂,诗人能带走校花,总裁还不能。但爆炸对爆炸,常常也会彼此闪瞎对方眼睛,就像我们呼啦啦登上公交,呼啦啦又集体下车。

  所以,回望那段日子,过去我们都喜欢讲那个年代抒情的一面,每个人都是猛虎蔷薇,如今时代翻页,倒是可以更诚实地来谈谈那时苏州河并不干净的景象。比如当年全国人民奉为偶像的人物,今天看看,有些也就是《万尼亚舅舅》中的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自私自恋又自大,领着时代往个人主义道上发酵。

  李欧梵重新发明了“现代文学”

  新京报:你曾提及著名学者李欧梵对你的学术之路产生很大影响,他对你的影响具体是在哪些方面?

  毛尖:1997年,我到香港科大跟陈国球老师读博。陈老师主治古典文学,我在陈老师的教导下,苦读了一年古典文论,算是补古典方面的缺,但终究不敢写古典文学方面的论文,陈老师博雅通融,让我自己选。当时欧梵老师在香港科大任教,刚刚完成《上海摩登》书稿,给我们上课也大量涉及上海文学和电影。老师的课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博士论文就做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电影,写得不好,你别追问我博士论文。老师用他的《摩登》书稿上课,他叫我翻译,我就一边上课一边译。一个学期课程结束,书稿译完。中文稿《上海摩登》第一版因为用的是老师的英文未出版稿,内容比后来正式出版的英文稿还多了点。他创造了一个摩登话语体系,所有的概念都丝丝入扣历史和文学史,加上他有自己的修辞追求,整个翻译过程对我而言,不仅是学术训练,也是写作训练。之后,我花了比翻译长得多的时间找《上海摩登》中的引文和注释资料,老师很多资料扔在美国,我回上海找,有些上穷碧落下地库也找不到,也因此知道,这个摩登宇宙用了多少周边资料。

  现在回头看,欧梵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和欧梵老师一起去铜锣湾看侯孝贤的《海上花》,因为确实很沉闷,加上还是沪语,就有人不耐烦,在座位上弄出声响,欧梵老师轻轻一句“镜头真美啊”就把我们镇压了。本质上,欧梵老师是艺术家、学者、作家三位一体。有的人看到他出入摩登场合的风光,有的人看到他在图书馆皓首穷经的坚毅,有人觉得他高调恋爱太不像个大学者,有人觉得他一件西装从芝加哥穿到哈佛太不修边幅,但所有的矛盾在他身上汇聚,显得毫不违和,好像是,他重新定义了生命中的很多概念,用这个方法,他扩大了学术的边界,让原来彼此反对的范畴可以互相叠加,他的“上海摩登”就是这样撑开了上海研究和摩登论述,霓虹灯下和霓虹灯上,都可以在摩登界域里被理解。《上海摩登》也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上海热。

  书中关键词都是时间空间和人物的三一律交汇处:舞厅、咖啡馆、公园、跑马场、娱乐场、电影院、饭馆、百货公司以及大马路,欧梵老师用本雅明注视巴黎的激情注视上海,但他的批评框架并没追随本雅明对巴黎的构造,20世纪的上海也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带拱门街的巴黎,老师从“上海是如何被寓言化”这个问题出发,重新整理了一百年前的都会时空,然后把它们兑换成一个能指所指新宇宙,上海也在“摩登”这个总的意象里敞开,用这种方法,欧梵老师重新发明了现代文学,重新发明了上海。这种本雅明-李欧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直让我很膜拜。当然,二十五年过去,我自己对“上海摩登”这个框架也有一些零星再思考。

  现在影视剧里的女性,大批次地在家里绣花

  新京报:对于青年女性学者,很多人曾提到感受到当下社会中结构性的性别制度与歧视问题。在你过往的研究生涯中,有遇到过类似的困惑与阻碍吗?

  毛尖:在我个人的研究生涯中,可能我比较麻木不仁,倒没太觉得受到歧视。当然,鸡零狗碎的女性降维事件总是有,但是我也不太想把这个说成是歧视。二十多年前,研究生报选题,我要说我写周作人,王老师马上就会CUT我,罗岗说他做周作人,王老师立马就同意,不过也没觉得是歧视,因为罗岗确实强,加上还有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不过,我的心态跟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一直生活在弱循环环境中有关系,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我的成长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还为我们撑着天干地支。

  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到今天,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在文化上是越来越封建,由此年轻女性要进入学术,受到的压抑性力量也会越来越大。现在的文化事件,动不动就是劈腿被人肉,离婚揭老底,加上政治正确和没有偏见又是时代政治的一部分,赤橙黄绿青蓝紫任何一种肤色都不能得罪,上层和下层哪一层都不能骂,文化变成温吞水。在这个温吞水大锅饭里,女性会是首先被煮熟的青蛙。加上以前的歧视很容易被识别,现在喜旺们也学乖了,绝不会说出你就在家绣绣花做做饭这样的话,他们也让李双双去面试,但用其他题材劝退李双双。

  而且,就像我前面说的,现在影视剧里的女性,大批次地在家里绣花,被劝导成为新世纪刘慧芳,或者画眉入时地在高楼大厦随时准备跟总裁发生碰撞,不像社会主义时期的影像,女性用结结实实的劳动站在天地间,女性能直接跟坏人坏事做斗争,现在好人坏人都长差不多了。所以真的是难。□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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