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慧怡 所有的灵光都出现在精神放空的片段

　　包慧怡

　　青年作家，1985年生于上海，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中世纪文学博士，曾任教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现为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已出版评论集《缮写室》、《沙仑的玫瑰》(合著)、《青年翻译家的肖像》，随笔集《翡翠岛编年》，英文学术专著《塑造神圣：“珍珠”诗人与英国中世纪感官文化》，中文专著《中古英语抒情诗的艺术》，另出版《唯有孤独恒常如新》《爱丽尔》《好骨头》等译作十余部。

　　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中，我们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六篇。受访者是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包慧怡。

　　教学本身可以是对写作的刺激

　　新京报：你开的第一门课是什么？

　　包慧怡：我最早同时开了两门课，一门是给留学生开设的英语写作，一门是英语文学导读。我选择的文本是一半小说，一半诗歌，8+8，这样可以涵盖到16位作家。因为是“英语文学”导读，我还特意选择了不同地区的英语文学。如果只是西方正典就没什么意思。而且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学史。

　　但这样上课自己挺累的，因为每周都是全新的东西。刚回来的时候，基本整个星期都是备课、上课，基本没有自己写作、科研的时间。可能一年之后才逐渐匀出时间来。

　　新京报：在你的专业领域方面，从爱尔兰回国之前，你知道国内的研究状况大概是怎样的吗？

　　包慧怡：我的研究涉及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诗歌、中世纪文学中的地理想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博物志和感官史、手抄本中的图文互动。出国之前，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欠缺的，因为信息比较闭塞，无论是读书资源、教学资源还是学术共同体，基本不太足够。但回国以后我发现，这几年是有所改观的，原因之一是更多出国留学的博士回来了，他们有的比我去得还早，在那儿读的时间更久，7年、8年，再往后两三年才回来。

　　在今天，许多人认为在绘本或图像小说中，图像是为文本服务的，是示例，是说明。但在中世纪，虽然有些手抄本的图像是出于装饰目的，但更多手抄本的图像和文字是各有各的生命的。尽管文本处在中心，图像是包围文本的，但图像经常会对文本的含义发出挑战，因此不能纯粹把图像当作装饰，而要结合文本统一考量。它还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解释空间，这种开放精神我本身也比较喜欢。

　　阿兰·德·里尔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拉丁文名言，大意是：世界万物，如我们，像一本书像一幅画，在镜中。这个断句，可以理解为“像一本书、一幅画或一面镜”，可以理解为“像是镜中的一本书或一幅画”，因为书和画是互为镜像的，我个人更喜欢后者的阐释。

　　其实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在书和画对峙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的。逛博物馆时最迷人的也是这一点，有时候一件器物上一本正经写的文字，与图像呈现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今天保存差异越难，我们就越要在自己的研究中做到这点。至少在这片自留地中，不要提“边缘叙事是为中心叙事服务的”之类的理论，允许多声部的存在，让一座花园里的植物同时开口，这不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吗？

　　没有一个学科可以独立于潮流之外

　　新京报：当下学科分类的趋势，就是不断细化，把原本的学科不断切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包慧怡：这种细化与切分，不断具体化你的学科，确定你的研究对象，然后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可被量化考核的内容，学术生产说到底可能就是如此。

　　很可惜，二十世纪的文化原本理应承接中世纪传统的三艺四术。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全才”“通才”的说法，达·芬奇便是通才，但在中世纪，不需要强调“通才”，但凡你说自己是一个“学者”，又怎么好意思说你不懂音乐，怎么好意思说你不懂绘画，怎么好意思说你不懂星相？这都必须是终身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你不可能沾沾自喜地说，“我是做这个专业领域研究的，那个研究我不做”。但在今天，如果你不做这个划分，就显得你不专业。

　　原本我以为中世纪研究被这种学术潮流侵蚀得比较少，可以守着我们自己的堡垒，但后来发现，没有人可以独存，没有一个学科可以独立于潮流之外。这是时代的烙印。

　　新京报：你在2015年回国时，是希望在中古英语研究方面作出一些改变、一些推进，现在回过头看，你觉得当初的目标实现了吗？

　　包慧怡：肯定没有我希望的那么……我也不知道我在希望什么，我其实没有对自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自己能够凭一己之力作出多大的改变。我能做出的推进都在很小的地方，比如外文系图书馆这几年都在订购中世纪相关的书，虽然系图书馆订书很慢，要一年时间，但至少现在的学生可以找到我在博士期间用过的参考书。

　　此外还有活生生的人。每年至少都有3到5个学生开始喜欢中世纪，改变“黑暗中世纪”的偏见，拥抱和进入这个异域，为它做出更多努力，无论是通过语言学习还是旅游观光，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介入方式，但至少我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看到他们打开了新的大门。这让我又看到了在爱尔兰的自己。

　　至于我个人，我也在不停写作，虽然远远没有我希望的写得那么多。在中文语境里，也并不只有我个人的力量，许多留学回国、或在海外用中文写作的研究中世纪的学者——比如我在《翡翠岛编年》中提到的邱方哲——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作出推动，哪怕是以科普的方式写一些与中世纪相关的专栏，哪怕一般读者一开始是因为想听猎奇故事进入的（坦白来说这是最容易产生误解、最狭隘化的方式），都没关系，没有什么唯一正确的进入方法。只要进入之后，他们不满足于只听狗血的故事，就会自己主动去了解更多。这谈不上是什么“启智”，我只不过想通过这个链条，把以前获得的灵感启发扩散出去。我不能说做到了多少，但至少我做了。

　　好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

　　新京报：你翻译了大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伊丽莎白·毕肖普、西尔维娅·普拉斯等女性作家、女性诗人的作品，你觉得女性的身份会让你对女性作者有天然的亲近或更深的理解吗？

　　包慧怡：因为我没有当过男性，我从小就是生活在这具皮囊里（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我一直在想，大家口中所谓的“女性”是什么？小时候我会有点焦虑，觉得自己女性气质缺失，性格比较野，跟着男生上树撒野，打群架，如果不是成绩好，老师应该会一直请家长，只不过我的成绩掩饰了这些事情，让我可以继续无法无天下去。

　　到底如何定义女性气质？长大之后我发现，和男性气质挂钩的都是褒义词，勇敢、决断，诸如此类，与女性气质挂钩的褒义词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温柔。但在我看来，一个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人”，ta为什么不能既温柔又果决，既善解人意又杀伐决断？涉及写作，尤其如此。我翻译过的男性作家中，例如我喜欢的F.S.菲茨杰拉德，他们最吸引我的那部分都是有点雌雄同体的。假如我们把“对于外在世界的敏感性”称为“女性视角”，所有作家都必然拥有女性视角，否则他们就没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但这又好像歧视男性了，为什么男性不能敏锐地观察外在世界？所以怎么走都是一条死胡同。不应该让某一个性别垄断某些优点或缺点。倒不如由作品或者我们自己说话。

　　新京报：在你较为熟知的作家中，安吉拉·卡特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时常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但你好像不是很认可这种做法，包括阿特伍德本人似乎也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的作家。一方面我认为她们的作品是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另一方面也觉得，贴上女性主义这个标签是不是把她们的作品窄化了？

　　包慧怡：其实我是在替她们辩护。我没有觉得不能给她们贴标签，但她们俩都激烈反对这一点，尤其是安吉拉·卡特，在访谈里尤其强调这一点，而阿特伍德则是用一种调侃的语气回应。包括20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露易丝·格丽克，她们作为作家都不希望自己被标签化。因为一旦进入了“主义”，就意味着你可以被当作刀枪，用在文学之外的地方，之后就没办法写作了。作家对此在意、爱惜羽毛，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认为有时候是必要的。如果只在纯文学的领域探讨，其实别人贴什么标签，自己是不必在意的，反正我不在意，但因为你无法带着文学史的后见之明看待自己。考虑到她们俩所处的特定的年代，（贴标签）可能意味着像普拉斯自杀后被造成了一尊神，多出许多粉饰，用在本人原先预料不到、违背本意的地方。作家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警惕，不喜欢被归类，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是女性主义者。当然，这也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女性主义。

　　新京报：是否可以说，对她们而言，“女性主义”这个标签的内涵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学的？

　　包慧怡：我觉得阿特伍德还是挺介入政治的，除她以外，大部分作家，尤其是诗人、小说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政治方面都不太在行。当然我也意识到，无论我介入与否，我都已经生活在它的结果里。但是作为写作者，我只能用自己在审美上能接受的方式去介入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政治议题当中。

　　我觉得如果发表斩钉截铁的判断和观点，那么潜台词就是希望别人也像我这么想，借此吸引同类，或者把异类争取为同类。可这与我所相信的是相悖的。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要得出自己的结论，“意见领袖”这种词在我这儿就是一个悖论，意见为什么会需要领袖？

　　采写/肖舒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