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义区聚集性疫情处置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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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涉及银行的聚集性疫情,4天中出现32名感染者。5月8日凌晨,顺义区疾控接报的3管社会面混采阳性的信息,拉开了疫情一角。
从初筛阳性到单采、复核需要数小时时间,早在结果得出前,疾控人员通过信息分析已锁定此轮疫情的传播中心,对相关点位及人员进行管控。
近日,新京报记者探访顺义区疾控中心,对参与此轮疫情处置的一线人员进行专访,揭秘背后的关键时刻。
复核阳性前 已得出单位聚集传播推论
5月8日凌晨4点50分左右,一份十混一混采核酸样本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消息,让顺义区疾控中心进入忙碌状态。
采样人员赶赴现场,核酸样本从前方送回,接连不断的电话从这栋楼中拨出。核酸检测组第一时间开启两台生物安全试验台,提取核酸。8日中午,该轮聚集性疫情确定首例感染者,疾控中心二楼流调三组办公室内,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科员史继新拨通了感染者电话,进行流调。
此前,准确地说在第一管混采样本发现后的两小时内,疾控人员已锁定了此轮疫情的传播中心:位于空港街道的北京农商行数据中心。
“判断此次疫情和银行有关,我们没有等核酸复核结果。”顺义区疾控中心副主任何朝介绍了当天的情况。
对于初筛样本,疾控中心实验室均要进行复核,而对于相关人员的信息核实和管控已先一步展开。首管阳性信息于4点50分左右传来,第二管阳性则是清晨6点多得出,在调查20人的身份时,疾控人员发现,其中9人来自同一个单位,即北京农商银行数据中心,之后第三管阳性样本中,也有一人出自此单位。清晨6点半,疾控部门已初步锁定该单位。
首批3人复核阳性的结果验证了这一推断。
基于此线索,顺义区迅速对该数据中心大楼进行封控,通知该企业员工全部居家等待防疫通知,并对关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抗原、核酸同步检测。8日中午得出复核结果,下午2点多,该单位相关人员已经转移。
“这次防控的关键在于我们的预判比较准确,提前采取了措施,处置速度快。我们通知了该单位所有员工就地等待防疫通知,减少人员进一步交叉聚集。这次运气也比较好,凌晨都在家,如果是中午就会比较麻烦。”何朝说。
到5月9日,顺义区这一轮聚集性疫情共排查出区内16名感染者,均与该银行相关。
走访所有病例居住地 出具社区管控方案
对最大的传播风险点位进行临时封控后,社区管控方案仍有待明确。
8日中午开始,顺义区疾控党总支委员张松建离开疾控中心,来到病例居住地进行逐一踩点。
随着社区防控策略的不断细化,根据传播风险分别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已成为应对疫情的常规举措。根据相关规定,封控区一般为病例居住、工作、活动频繁的区域;管控区为病例曾到访、密接次密追踪存在难度、存在一定风险但风险较低的区域;防范区则是与上述两区相连的相关区域。而在具体落地中,则需要专业人员结合每个病例的活动轨迹、区域地形、社区面积、附近环境等复杂的因素综合判断。已得出的书面信息远不如实地勘探来得直观,除了考验专业知识,这还是一项体力活。
16名感染者,居住地涉及13个社区(村)。每到一个地点,张松建与属地社区人员会合,收集最新的信息,随后,张松建会与感染者通话,结合实地环境,进行单独的一轮询问。
“划分封控等级时,我们更关心他在某一个区域范围内的活动轨迹和习惯,譬如小区三个门,他走的是哪一个,平时在小区里串不串门、遛不遛弯儿。”张松建介绍,通过一番实地调查,有些管控区域会划得更小,有些会更大。
举例来说,此轮疫情发现了一位家住旭辉26街区南区的感染者,感染者轨迹简单,小区内不串门、不购物,每日会从北门离开,步行至地铁站。但现场查看后发现,距该小区斜对面一百米左右,就是另一个感染者所居住的社区——宏远总部港。在疫情不明朗的情况下,此片区域出现一个以上的病例,担心发生社区传播,于是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封控举措,对26街区南区、宏远总部港感染者所住楼实行封控,小区其他楼实行管控。
相比之下,也有感染者由于所住楼宇离小区出口较近、从不在小区内遛弯儿或近距离没有其他病例等情况,只判定了所在楼为封控区、其他楼为防范区,没有划分管控区。
在外“踩点”并给予社区口头意见,一直到8日深夜。接着张松建回到疾控中心,开始撰写文字建议。13个社区(村),每一个都要出具单独的社区管控报告,为了便于理解执行,文字建议下方会附上一张当地的地图,有些是现成的平面图,有些由于在农村地区,必须由张松建手绘。一份文件要写上半个多小时,有的则要一个多小时,如此连轴工作了整夜。
不断拨打流调电话 反复核查信息
在后方,流调正一刻不停地进行着。
得知三管混采阳性的信息后,区疾控流调人员首先对30名采样者进行简单流调。其中的3人作为首批感染者又接受了更加详细的流调。何朝介绍,对他们的调查获得的一个关键信息是,他们不仅来自同一个单位,还都在该单位南楼三层工作,这一层是一个大开间,容纳了许多员工。由此分析,该起聚集性疫情大概率会有其他病例。
这也是此轮聚集性疫情的难点所在:公司人员多且轨迹复杂。每天有哪些人到访、都流向哪里,疾控流调人员需要掌握数据信息并反复梳理,在公安、网信等部门帮助下,结合大数据,该单位最终搭建了一个电子围栏,进一步筛查到访者。
在家庭和单位之外,感染者会在社会面活动,所涉及的风险点位及密接者,在跟进流调中需要一一弄清楚。
史继新在流调首名复核阳性的感染者时,她手中已经得到了该感染者的部分基础数据,如支付数据、健康宝扫码数据等,但每一条客观数据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现实信息:付款是在用餐前还是用餐后、是否有同行人、在当地停留多久、与谁有过接触……对这些数据进行逐一的核实和问询,花了两三个小时。
流调需要与遗忘“对抗”。不是特殊的日子,回忆起来非常费劲,有时还会发生记忆错乱。这个过程中,流调员要通过现有线索进行充分引导,且对感染者提供的新旧信息不断进行比对,反复核实确认,最终形成一份风险点位的数据。
接下来的工作,是对这些风险点位开展新一轮调查。流调员要找到点位的相关负责人,收集相关时段中到访者情况,最理想的依据是监控视频,如果没有,就要通过健康宝、收费记录进行调取,从中得到密接、高风险人群的信息,对他们进行管控。
调查-核实-调查-核实-处置,从5月8日开始,顺义区疾控100多名流调员,在不同的办公室内24小时进行这项繁琐的信息处理工作。史继新不断地打电话,打给病例、密接、社区、公安等人,一些信息需要反复核实,她还加了所有病例微信,“电话完了微信,微信完了电话。”
据顺义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艳林通报,截至5月10日,顺义区已对北京农商银行数据中心聚集性疫情累计判定密接1897人、次密接1646人,涉及顺义区的人员均已落实管控,涉及区外的人员全部横传到位。新研判103个风险点位及场所,已完成终末消毒。
溯源已有初步判断 流调仍在继续
经历了前两天与病毒“赛跑”,工作仍在继续。
此轮聚集性疫情从何而来?何朝介绍,此前也考虑过会不会与顺义原来的疫情有关联,即发生了感染者外溢,但对感染者流调确定,他们都没有去过之前的风险地区,基本判定与顺义之前的疫情没什么关联。溯源目前有了初步判断,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流调也在不断进行中。
“现在的病例都出自这个单位,传播可能还在早期。按照现在的潜伏期,只要这两天再没有圈外的新发病例,这一轮聚集性疫情就快结束了。”何朝说,“还是忐忑,从专业上说,除非感染者两点一线,完全不和社会面接触,否则他即便只去一趟商场、医院,就很难保证(对风险人员)一个不漏,或许擦肩而过就感染,这就是防控的难度所在。我们还在不断流调,希望确保万无一失。”
疫情两年多,史继新感到所有人对疫情防控都越发上手,面对突发事件,不同环节像齿轮一样衔接运转。她所在的流调三组一共10人,3人为疾控中心的同事、7人为社区支援的同行,最初还需要彼此分工,或对新人进行培训,现在已经不用刻意分派,组员拿起来就能干、一句话就能明白彼此的意思;张松建也发现属地对疫情的应对越来越熟练,在初筛结果得出后,相关小区立即临时管控,降低了疫情往外播散的风险。
基层流调员 疾控的“另一双眼”
史继新注意到,此轮疫情中社区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散落在乡镇、社区的防疫专员,成为流调员“很有用的一双眼睛”。
“基层的防疫专员对社区内的经营单位、人员非常熟悉。当我们流调出一个点位,病例描述不清楚,我们也不熟,社区能立马定位,并找到相关人员。”史继新说,有一位病例平日里不大做饭,经常在村里打包食物,曾到访过的一家炸鸡店,流调员不确定方位,基层的防疫员提供了村内两家炸鸡店的信息,正是其中一家;还有一次,病例租住在村中的平房,平房带院,不止一个租户,社区很快提供了院内其他风险人员的信息。
顺义区后沙峪镇12人防疫专班里,刘壮壮是成员之一,协助疾控部门开展流调工作。他们是流调信息上传下达的中间一环,从疾控下传的信息,由他们通向每个村居。
在后沙峪镇防疫专班工作的302房间,黑板上遍布人员轨迹和数不清的箭头,手头离不开村居平面图,各类表格堆满桌案,这是一个镇流调专员的工作状态。流调工作必须赶在病毒前面,越早发现风险人员,就能越早斩断传播链条。
刘壮壮进入防疫专班九个月,眼下是最忙的时候,“当一遍一遍在信息点上划圈时,像是在写一份检查。”
“先生您好,请您配合我们回忆一下,这14天里您都去过哪儿?”这样的电话,刘壮壮一天要拨打几十通。
要想完成一份重点密接人员的流调报告,还原其14天的行动轨迹,他们往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刘壮壮的本职工作是环保巡查,后沙峪镇的学校、企业等,他基本都实地巡查过,因此对镇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摸排流调信息具备一定优势。
基于社会面调查系统,市区疾控中心会不定时下派镇街“单子”,一份单子就是一个重点人员。他们需要一一核实是否有重点地区密接行程,有时一天要收到2000多单。
在农商银行数据中心出现确诊病例后,按照单子信息,首先锁定确诊病例同事信息,后沙峪镇防疫专班对潜在风险的重点人员,进行流调确认,在尚未出现阳性感染症状时,已经采取了隔离措施。
没有接触过大数据排查工作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其实,流调工作并不是一通电话就能够完全解决。刘壮壮说,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联系不到人的情况,这时就需要用最原始的办法,穿防护服到村居去找。在协调重点人群进行隔离的过程中,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家里的老人需要照顾、宠物无处寄养、患有基础病等,这些内容在流调过程中都要提前了解到,并做好备注进行后续协调。
开始忙碌后,刘壮壮几乎没怎么休息。“流调信息没有排查完,重点人群存在风险,这是涉及人们安全的事,不敢马虎。”爱人最初并不接受刘壮壮加班,现在也逐渐理解了他的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小家的事,更是大家的事。
“防疫专班的流调工作,其实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需要储备着足够的马力去奔驰,当新一轮疫情暴发后,还要努力跑得更快一点。”专班里的12个人,平均每天流调要打80通电话,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打4000多通电话,可以说是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开足了马力。刘壮壮的同事感慨,“今年1月至今的数据排查量,达到2021年的两倍。”记者发现,在每个流调专员的桌子上,几乎都摆放着金嗓子喉宝。
后沙峪镇这个防疫专班是个相对年轻的团队,共12人,平均年龄29岁,当疫情来临,有人连续20多天没有回过家,除了流调工作,对接外勤工作人员转运重点人员也是专班的工作,他们仿佛在与时间赛跑,尽力守住疫情防控的堡垒。刘壮壮说,“男生内外兼修,女生主内辅外,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内勤的流调人员和外勤的转运人员都是战士。”
截至5月11日,这轮突如其来的疫情挑战已有四天。对许多一线防控人员来说,能睡两三个小时是奢侈,即便躺下,也会被接连不断的电话叫醒。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疫情能早点结束。”史继新说。
A04-A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戴轩 耿子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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