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园东里社区党委书记赵培霞：我接了所有人的电话，除了家人的

　　赵培霞半个多月没回家了，但她觉得，守着岗位心里更踏实。

　　4月24日晚，潘家园东里12号楼出现新冠确诊病例，当夜被封控；次日，整个社区被划入临时管控区域。作为潘家园东里社区党委书记，51岁的赵培霞一头扎进了疫情防控工作里。

　　头几天，她睡在办公室，手机铃声永远调到大音量，哪里出问题，就第一时间赶到哪里。

　　数不清的电话涌进来。核酸检测的安排和结果，流调的数据，居民购药、就医、买菜、垃圾清运等等需求，都找她。陌生的号码，她都接起来，自家爱人的，就挂掉。家人没什么怨言，平日不太做家务的女儿，把她的短袖洗干净，问“要不要寄过去”。

　　她本不是爱哭的人，但这些天来，掉了三回泪。不被居民理解了，被街道的领导安慰了，看到同事回不了家、见不到孩子了，她忍不住抹眼睛——都是偷偷地。她憋着一股劲儿，当着年轻社工的面，得做那根最坚强、最稳定的“主心骨”。

　　在基层工作二十多年，赵培霞觉得，自己也算是锤炼出来了。最初，她最怕张口说话，巴不得藏在人群里。现在，见谁都能聊上几句，大脑像高速运转的处理器，随时列出一二三点，解答抛过来的问题。

　　她经历过“非典”，将近20年后，又碰到了“新冠”。在风险和工作量双双陡增的日子里，她决心鼓励所有人。“我们居委会一共有17人，新冠疫情以来，没有一个人辞职，都坚持下来了，这也是我最骄傲的事。”

　　以下是赵培霞的自述：

　　打通“最后一米”

　　问题似乎是扎堆扑过来的。

　　4月24日晚，我正在核查一些流调数据，接到了街道专班领导的电话，让我去12号楼。赶到之后，我知道这里有确诊患者了。

　　我们连夜封控。先和患者核实流调信息，然后布控。那是个塔楼，有两个出口，我们用铁围栏挡上。外面置了货架，搭了两个帐篷，用来存放医疗物资和居民的快递。忙到次日凌晨1点，我回到办公室，开始准备入户材料。

　　12号楼有180户，375人。先要整理好每户的基础信息，包括每家几口人，年龄多大，有没有孕妇、孤寡老人或者重疾患者等特殊群体。然后准备核酸采样表格，再就是消毒液、防护服、面屏、N95口罩等物资，还要协调人员入楼。等忙碌告一段落，才发现已是凌晨3点多。

　　关了灯，我躺在办公室的小床上，眯了不到两个小时，满脑子想的都是接下来该怎么做、怎么向居民解释。太阳升起，居民们的各种疑惑果然接踵而来，“为什么要封？”“能否上班、就医？”“如何买菜？”……社工们耐心地告诉大家，不用担心生活问题，“我们包管。”

　　当天下午，整个潘家园东里社区被纳入临时管控区域。

　　“一个一个去解释”已有心无力，此时，每名社工要同时面对十几二十来位居民，一片一片地去解释。一些居民情绪上来，很难听得进去。其实也能理解，突然不能出小区，一定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大家相信你才会问你。我一遍遍对自己说，脑子要清醒，不能乱，否则社区怎么办。

　　这是社区第一次遭遇封控、管控，好在之前我们演练过类似情况，我有思想准备——最初的三到四天是风险最高的。

　　那几天，我每晚就能睡一小时多点儿，每回刚睡着，电话就来了，要么是确定第二天的物资准备和人员安排，要么是有居民反映诉求问题。这些还好，我最怕的是当天核酸检测结果有问题，或者听到哪个社区又封了哪栋楼。

　　手头的工作一直规律地开展着。早上六点，大家到岗，开全体会，我介绍工作任务。之后团队分工，有人检查小区门口张贴的宣传告示、各楼栋的微信群二维码有没有破损，保安到没到岗，给居民的临时门禁卡是否按规定发放和收回；有人负责布置核酸检测通道；有人负责流调数据核查；有人负责转运、给居家隔离人员安装门磁；有人负责物资的拉运。

　　常规工作忙完，我们又会进小区，着重去看看居民就医、购药等问题有没有及时解决。笔、本子都随身带着，以便及时记录；面屏、手套、N95口罩、宣传告示也带着，哪儿缺哪儿补。双肩挎满各式的大包小包，走起路来歪歪扭扭，有同事会“苦中作乐”，偶尔学这种姿势逗大家放松一下。因为嫌走路慢，现在，我们每人一辆电动自行车。

　　居民的就医问题是最让人着急的。社区里老人不少，这些天，我碰到了几次需要紧急送医的情况，得第一时间联系120，“点对点”地把人送到医院，再接回来。也有居民要定期做透析、要按时接种狂犬疫苗，或者是在家做家务时摔伤了、手割破了，我们都要陪着往返医院。

　　在日常生活保障上，我们也给居民提供了应急蔬菜包。帮忙丢垃圾、送快递，这样的需求我们几乎都能满足。其实能感觉到，这些天，居民情绪在慢慢变好。

　　以前看到一条新闻说，社区要建设“15分钟生活圈”——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还有人说，社区是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已经打通了“最后100米”，甚至可以说，是“最后的2米、1米”。

　　从委屈到感动

　　这些天，我不知道接打了多少电话，进了多少个微信群。每天都有陌生号码打进来，很多问题也要反复向居民解释，“健康宝弹窗怎么办？”“什么时候能上班？”“管控什么时候结束？”……

　　其实，做社区工作，一年365天，我的手机没有一天是静音的，还要特意调大音量，怕睡着了听不见，耽误事儿。手机经常会打到没电，我们也总是在找充电器。我现在有三个充电宝，以前还用坏了好几个。有时一忙乱，手机就摔了，我现在的屏幕上就全是裂缝。

　　我觉得，我们社工就像一群忙碌的小蜜蜂，不分季节地劳作着。每回体检，医生都跟我说，“你们这个行业都是重度疲劳。”

　　这几天更不用说了，大家的嗓子都是哑的。办公室里备着胖大海、金银花，也有消炎药，因为经常会上火，偶尔也流个鼻血。口罩戴久了，耳朵后边都勒脱皮了，疼得不行，我们就拿套头式的轮换着戴。吃饭时间也几乎不会固定，有时下午两三点钟才想起来，其实都饿过劲儿了，随便扒拉两口，就又去忙活了。

　　这些还好，最难扛的是居民的不理解，有时会泄了我们努力提着的那口气。比如，弹窗问题没解决，或者社区电话占线了，有人就会来居委会吵。

　　说不难是假的。有时难免有点儿想不通，我们这么辛苦、不顾自己地为人考虑，为什么被服务的人反而要说一些伤人的话呢？但我会调整，告诉自己，不能老纠结这些事。

　　也有社工感到委屈找我哭，说“不想干了，哪里还挣不到这几千块钱”。我总对他们说，“你选择这个行业，就是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就应该有思想准备。”

　　基层工作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在于人与人之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感情——最直接的体现是，感动的细节更多。这些天，有居民给我们买咖啡、饮料，送水果，还有人准备了大桶的茶水和酸梅汤，放到防控点位，给社工们喝。

　　我们社区有15个党支部，700多名党员。每位支部书记都帮了大忙，核酸检测扫码登记、秩序维护等，都是他们来负责，见到我还总说，“书记你放心吧，保护好自己。”有时也会问，“明天有什么任务？”主动要活干。其中，有一个是退役军人党支部，他们的口号是“退役不褪色”。有些在职党员，会主动在微信群里解答居民的问题，安抚大家情绪。这样的一股力量，也在支撑着我们前进。

　　“就算哭，也不能让大家看见”

　　今年是我参加社区工作的第22个年头。

　　我是陕西人。最初，我在西安一家国企上班。2000年，作为军人家属随爱人调来北京，先后服务了六七个社区。2018年10月，我来到了潘家园东里，从普通社工到副主任、站长，再到主任，2015年，成为党委书记，我是典型的从基层干起来的。

　　这些年，我负责过综治民调、环境卫生，管理过服务站。疫情发生前，做的都是围绕着居民生活的常规工作，包括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谁家漏水了，谁家的老人身体有问题了。加班也很正常。刚开始，我不太适应，感觉挺多婆婆妈妈的事儿，那时候年轻嘛，心沉不下来，而且本以为这份工作离家近，能有时间照顾孩子，没想到那么忙。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让我执勤，我就拿围巾、帽子把自己捂严实了，恨不得藏在人群里，谁都别发现我才好。但现在，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一出门，一开口就是“大妈你怎么样？”“大爷你怎么样？”……不自觉地就和居民有了交流。

　　聊到这了，一瞬间，还挺怀念疫情前的日子。平时太忙，也根本想不起这些，觉得那些年的日常似乎都很遥远了。当时，居民还有文体队，每年春节都有团体拜年会，能出十好几台节目，又唱又跳。每年“七一”也有文艺演出，平时还有些兴趣班，挺热闹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经历疫情。当年的“非典”疫情期间，我在华威西里社区，戴着棉质口罩，穿个蓝褂子，背着药管子，每天带着保洁员在楼道之类的地方做环境消杀。那时我30来岁，旁边就是接诊确诊病人的医院，说不害怕是假的。

　　新冠疫情刚出现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有点儿慌，一个是我对它不了解，再一个，我的身份、工作和20年前挺不一样的。我是社区书记，是团队的主心骨，我想着得把工作统筹好、运转好，也得把团队带好。

　　疫情带来风险，也带来了剧增的工作量，需要我们的意志和定力。我不想总强调那些困难，给年轻社工们太多压力，就一遍遍鼓励他们，“我参加过‘非典’的防控，现在的防护物资比那时候强多了。”

　　我知道，一旦我流露出一丝负面情绪，会对他们造成几何级数的困扰和影响。所以我总说，就算哭，也不能让大家看见。当着他们，我一定是最坚强的那一个。

　　虽然有时候也觉得这一行真的很累，但我从没想过退出。我这辈人，是重视实干的，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父母就嘱咐我，到了单位不能掉链子。而且，领导的关心关爱，我作为党员的自觉，居民的支持，这些多元的力量，都是我继续向前的动力。

　　我们居委会一共有17人，疫情以来，没有一个人辞职，都坚持下来了，这也是我最骄傲的事。

　　“家人不敢‘骚扰’我”

　　不知道算不算怪事，我觉得，在家反而不如在单位心里踏实。

　　在社区，我离哪里都近，出了事随叫随到。如果要我在家休息一天，一颗心反而总是吊着。现在，有半个多月没回家了，但说实话，我心里稳当着呢。

　　不怕大家笑话，在单位，我好像是一个什么都能干的人，但在家里，我什么都不会。做饭、洗衣服这些家务，我不怎么做，连如何充电费、电表在哪、怎么插电卡，我都不会。有时忙了一天回到家，我也不跟家人多说话。因为在单位接触的人和事太多了，需要一个空间，静下心来待一会儿。

　　我是个好静的人，要是能有机会，我更愿意在家放空一天，听听音乐，喝喝茶和咖啡。就算出去玩，也想去个人少的城市，清净一周。

　　家人挺理解的，我们之间有默契，他们不会打扰我。平日里，我每天接那么多电话，但是爱人和孩子的，我都会挂掉，因为真的没时间。他们也不敢再“骚扰”我。直到晚上，大部分工作做完了，我才能想起来回个电话。他们说最多的，就是“做好防护”。

　　我和女儿的交流一直不多。她上学的时候，我只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就是她高三毕业那年，爱人说，再不去的话，会留遗憾的。要不是他提醒，我根本想不到。有时家人商量着一起出门旅游、逛商场、参加个聚会或活动，因为工作忙，我永远是打乱计划的那个人。

　　我不是个例，我们这儿的年轻社工也都这样。他们的孩子小，有时一家人约好了出游，没去成，孩子就很失望。那天，我看到副书记和孩子打视频电话，她家其实很近，但回不去，孩子只能对着手机说“妈妈我想你”。我听了心里真难受，也心疼，但我知道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得先肩并肩往前扛。

　　我想起来，即将临时管控那天，晚上八九点，我爱人照常开车来接我回家。我看形势不太好，应该走不了，就让他赶快回家，送些衣服过来。然后我给女儿打电话，让她帮我收拾好，“爸爸待会儿回家拿。”那天，爱人把衣服放到小区门口就走了，我们也没见到面。

　　其实女儿也不太会打理行李，后来又用快递寄了些过来。前几天，她还说把我夏天的衣服都拿出来洗干净了，需要什么就再寄。平常，女儿也不怎么干活，没感觉多懂事，但现在我觉得她格外懂事。

　　休假，陪家人，完全是不敢想的事了。我有五年没有回老家看过父母了。从春节到现在，我们几乎一天没歇。疫情发生这两年多来，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几年的年假和倒休加起来，最多的攒了有八九十天。如果能顺利忙完这阵，就要开始忙居民共商共治的设施工程等等一系列常规工作了，一茬接着一茬干嘛。

　　现在，我就想把当下的工作做好。我每天都盼着，核酸检测结果不要出问题，居民都健康，潘家园街道能尽早解封。也盼着，疫情快点儿过去吧。

　　新京报记者 彭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