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 中国人的家庭一个无限伸展的弹性概念

　　“爷爷变孙子，妇女上了天！”

　　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一位黑龙江下岬村的74岁村民这样对田野中的人类学家阎云翔吐槽道。他一定没有料到，自己的一句不经意之语，却道出了这项研究的核心发现：在剧烈变动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其核心表现便是父母一代的权力日益下降，年轻妇女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下岬村，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北方村庄，人类学家阎云翔曾在这里生活过7年，又在出走后屡次回到这里。他在这里经历了个人生活的剧变，也是在这里，他探究了一个此前从未被涉及的研究课题——中国当代农民家庭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

　　而阎云翔在下岬村的发现：一种中国式个人主义的崛起，不仅成为他此后紧密跟踪的研究命题，也不断为他的各项研究提供养料。从私人领域的变迁，到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变迁，从农村到城市，阎云翔借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制度变迁的视角和经历，长期观测变化中的中国社会。

　　如今，当中国个体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阎云翔认为，我们已然迈入了个体化2.0版本。在个体化的最新阶段，新家庭主义与民族主义成为个体再入嵌的两大资源，实用主义则是连接二者的桥梁。而这一转型背后更为深层的根本性原因和推动力，则是传统的关系本体论重归统治地位。

　　今年5月，我们就专题《何以为“家”》与阎云翔展开对话。此次专访，我们从解题开始，剖析家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无限弹性，也聊到中国人对于个体的本体论理解，以及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在一个世纪里的变迁过程。与此同时，我们就阎云翔提出的新家庭主义范式为切口，探讨家庭关系与家庭观念的最新变化。阎云翔指出，曾经他在下岬村所发现的家庭私人化转型正在发生根本性逆转。在家国话语和家的关系性本质的影响下，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上升，重又超过个体的幸福观。

　　中国文化中的个体和家，都是关系性的存在

　　新京报：阎老师长期关注中国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变迁。我们不如就先从专题的题目“何以为‘家’”开始讨论，你如何理解“家”之于中国人的意义构成？

　　阎云翔：“何以为家”据说是从汉代霍去病的名言转化而来。至于霍的原话“无以家为”是如何转化为较易懂的“何以家为”，然后再变成当代话语的“何以为家”，这其中的曲折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我们的访谈而言，我想首先厘清的是，在我们的常识理解中“何以为家”具体指代什么？我觉得它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何以为家”探究的是“用什么、凭借什么、怎样”才能建立外在的社会性的和内在的精神性的家园；第二，“何以为家”似乎又在问“什么才是”家园，特别是精神家园。如此看来，我本人近年来关于家庭的经验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前者的范围，我讨论的新家庭主义范式更多的是作为考察家庭行为变迁的概念工具来使用的。受本次访谈的题目启发，我想转而探讨第二个层次，即什么是家的问题。我的切入点是考察什么界定着家的存在。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表述，中国文化中的家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概念，它既可以缩小到夫妻二人的核心家庭，也可以指代数代同堂的大家庭、根深叶茂的父系家族。它可以继续扩张到包含父母双系及姻亲纽带的亲戚共同体，还能通过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话语囊括公共领域的相关人等，构建“一家人”的想象共同体，其边界甚至可以最大化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的程度。

　　这种近乎无限的弹性意味着家的概念不是以其边界来限定的，也缺乏一个固定的内核，家的大小和性质完全由它在具体情景下所囊括的人际关系来决定。换言之，中国文化中的家就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存在（ substantive being），而是关系性的存在 （relational being）。社会意义上的家不是一个基于共识和共同遵守的原则之上的社会制度，而是流动的关系集合体；精神层面的家园也不是一个超越人际关系的超验性信仰体系，而是人际关系得以更好处理的意象。

　　这样解说“家”的本质可能听起来有点儿玄。但是，如果我说中国文化中的个体或者单个的人是关系性的存在，可能很少人会反对或者觉得费解。这里，“关系性的存在”说的是，没有关系就没有人的存在。每一个个体在社会和伦理意义上的存在都是靠他/她置身其中的人际关系来界定的；除却所有的人际关系，此个体便进入情感、精神和社会层面的死亡状态 （有点儿类似于网络流行语“社死”的所指）。这种绝对孤身一人，旁无所依的情景是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正如网络上时不时会有关于某名人风光无限之后却因为无儿无女而陷入老无所依的消息，由此让人产生孤苦伶仃惨状的臆想、腹诽甚至幸灾乐祸。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不是一个substance，就像家不是一个substance一样。

　　个体和家都只能在一个流动的，不断变动，甚至还有互动的关系集合体中存在；同理，个体和家一样都可以无限细分下去，一直分到其不再存在为止；也可以无限推展开来，一直推展与大大小小的团体合为一体，直到彻底消失为止。

　　我把所有这些特点总结为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本体论 (relational ontology)。

　　“五四”以来的个体话语变迁，关系本体论的回归

　　新京报：你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中探讨了个体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结构的个体化1.0版本的问题。近年来，你多次提到，改革开放40多年的制度变迁，中国个体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进入新的2.0阶段。按照你刚才的论述，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人的自我又回到了过去儒家话语中的自我观？

　　阎云翔：从我刚刚讲述的关系本体论视角看，我觉得的确有这样的转变趋向。晚清思想改革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斩断的恰恰是关系本体论对于个体的束缚。当时的一个口号是“冲决网罗、张扬自我”。“网罗”便是以家为中心的种种传统社会关系；在家庭之内，最深层的网罗就是传统代际关系。所以，五四家庭革命要冲破的首先就是家庭中的父权制。在那个时候，理想中的个体是一个实质的（substantive）、以自我为中心、不可替代、不可细分的个体，类似现代西方的原子式自主个体(indivisible and autonomous individual)。

　　从五四时期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个体化1.0版本，思想界和公共话语中反复讨论是否要摒弃传统关系性个体和建立新的实质性自我。这种新的自我其存在本身决定了它自身的性质，也决定了它和所有其他实质性存在的关系。

　　这也带来中国思想界对于个体主义爱恨交加的复杂态度和反复置换的立场，一会儿觉得它好，一会儿觉得它坏，一会儿要拥抱个体主义，一会儿又要排斥个体主义。纠结之中，多数人的共识是，只要个体主义和那种原子式自主个体能够使得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就应该接受个体主义并且将中国的关系性个体改造为新型个体。梁启超在百多年前倡导的“新民说”即为一例。依照他的理论，改造小我是为了重建大我，也就是更高层次的族群和国家利益。新民说及类似理论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的关系本体论，即以上下左右的关系来界定个体及其自我或者主体性，并将个体的改造视为达到一个宏大目标的手段或途径。无需赘言，这也是非常实用主义的理论。

　　晚清以来历代先贤追求的富国强兵现代化目标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已经基本达到了。当国人发现中国已经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族自信心的急剧上升和向传统文化回归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梁启超或者鲁迅知道不必改造国民性也可以达到现代化，他们当年还会倡导新民说或者呼吁国民性改造吗？依据当年的实用主义逻辑，达到目标的当代国人莫不如直接回过头来拥抱传统，理直气壮地做关系性的个体和坚守关系性的家庭、社群和国家。用你的表述，这大概便是“中国人的自我又回到了过去儒家话语中的自我观”。

　　我在2021年接受“澎湃思想市场”的专访中曾表示，在中国个体化2.0版本中，新家庭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应对个体化挑战的同一回应方式的两个方面。个体越是感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孤立无助，就越是要强化新家庭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求自保，至少获得心理情感方面的满足。这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这种回应方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也是路径依赖的结果。我现在仍然这样看，但是想补充一点，即在这些新变化的背后，或者说深层的根本性原因和推动力，是传统的关系本体论重归统治地位。

　　从代际和解到父母权威上升

　　新京报：按照刚才我们的讨论，新家庭主义出现的背景，在更深层次是经过调试的个体作为家庭关系中的存在的模式。而在新书《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中，你提到，虽然父权衰落，代际关系仍旧在今天的家庭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代际的亲密关系大大增强，家庭的功能性甚至更重要了。关于这点，能展开谈谈吗？尤其是关系本体论的回归对于新家庭主义所带来的影响。

　　阎云翔：新家庭主义的重要标志就是家庭成员远远没有家庭关系重要。如果家庭关系的和谐是要以丧失或者牺牲某些家庭成员的利益为保障的话，那人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当然，牺牲谁的利益是更为现实的问题？我们不妨以代际关系为主轴进行梳理：1990年代，在我最早做《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的研究时，可能牺牲的是父代的利益，所以才有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老年人自杀率上升等现象。

　　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开始发现新家庭主义的崛起，代际和解，代际亲密关系上升。但是在那个时期的研究中，我也特别强调，代际和解的出现是双方各让一步的结果。父母们放弃了他们过去的领导权力，“家庭的事儿你们做主”；年轻人也放弃了之前更为激进的主张，“婚姻择业等可以采纳你们的建议，因为你们社会经验多，有长远考虑，生活中其他的事情我们自己说了算”。妥协的结果是父母提供经济支持、资源支持，孩子和父母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代际关系。最有说服力的是我曾经分析过的城市父母为80后子女干涉离婚的现象。

　　现在看来，在我提出新家庭主义崛起的那些年，这是一个相对好的平衡点，但平衡点不会维持很久。因为这种传统的家庭关系——无论是新家庭主义还是传统家庭主义，它的本质都是等级化的家庭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家庭中一定有强弱之分，上下之分，主次之分。如果没有这些区分，我们就会回到原子化个体的现代核心小家庭，但那需要有实质或原子本体论的支持才能持久。

　　原子化个体的家庭通常是一个主要靠经营情感纽带来维系的私人生活避风港，而不是一个具有无限弹性、可以随时被赋予公共生活功能、随时提供各类资源、涵盖生活各个领域的多功能公司式的生活生产的战斗单元。后者必须要靠纪律来维持秩序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此便离不开等级化的家庭关系。

　　所以，新家庭主义发展到新世纪的第三个10年便出现了父母权威或明或暗的上升。实际上，这一苗头在前一个10年就已经显现，我当时的表述方式是家庭关系的主轴从夫妻关系转向亲子关系。前者的让位本身就预示着新的权力平衡关系的出现。

　　进一步说，夫妻关系在本质上和在理想层面上就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是自选的，如果不合适可以一拍两散。可是父母子女关系是锁定的，不可能一拍两散。而且，养育过程中提供与接受、教与学、保护与依附等非对称特点决定了代际关系本身就是等级性的。所以，当夫妻主轴让位于亲子主轴或者代际关系主轴的时候，就预示着新的等级关系的出现，新家庭主义框架下父母一味让步带来的平衡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私人生活避风港让位于“初创公司”

　　新京报：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家庭的框架里，我们很难达到真正平等待人的关系？

　　阎云翔：这可能是由中国文化关系本体论内含的等级观念决定的。在人类世界范围内，关系本体论在多数文化和社会占据主导位置；个体作为关系性存在的文化类型也远远多于原子化个体存在的文化类型。从时间维度看，关系本体论和关系性的个体存在观念也占据了最长段的时间，从农业革命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历史上，尽管实质或原子本体论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哲学，但是原子化的个体却是近代才出现于西欧与北美社会。

　　但是，关系性个体也有跨文化差异，有相对平等的关系性个体和相对等级化的关系性个体。这之间的区分在于个体所处的关系集合体本身是相对平等的，还是相对等级化的。而它背后则是相对简单的社会与相对复杂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我们处于后者。在历史上，中国在社会分化、经济分化、制度建设、官僚体制等方面都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直到近代西方的崛起为止。

　　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性个体在本质上是一个等级化的关系性存在；与此相对照的是，例如，美拉尼西亚社会中的平等化的关系性个体（在人类学中通常被称为可分性个体：dividual, partible person）。现在，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当我们终于可以回来做自我的时候，等级的重新回归似乎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换句话来说就是，中国的个体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近年来则是大张旗鼓地拥抱差序格局。必须强调的是，差序格局的范式同时包含纵向的等级关系和横向的亲疏关系。但是，在后来的阐述中许多学者太强调远近亲疏（水波纹的比喻）而忽略了长幼尊卑这个与远近亲疏同等重要的维度。事实上，纵向等级和横向的社会距离是同等重要的。

　　当然，在日常生活的话语中，我们很少使用“等级”或者社会距离这样的学术范畴，而是会用秩序、名分等类似的话语来表示，最典型的就是告诫某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长幼尊卑秩序中的某个节点，而在这个秩序之中，对你来说正好的那个位置就是你的位置。当然，经过个人的努力，你能够往上挪一挪，就会有新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人上人”。人上人就意味着在差序格局的等级关系中你会占有更多资源，你的存在的满足感会更强，你会有更高的自我评价，也会被别人评价为更有价值的关系性存在。而在原子本体论下的个体主义视角看来，除了上帝之外，没有谁的存在本质会比另一个人更有价值，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实质性存在。

　　新京报：伴随市场进入家庭，家庭又再次经历了社会化的过程。而伴随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婚姻、生育政策，家庭在国家话语层面的重要性又明显地凸显出来。你如何看待家庭从私人化到再次社会化的这一过程？

　　阎云翔：家庭的私人化，即褪去过去的某些社会职能而变成私人生活的避风港。我在上世纪90年代做的研究，通过一个村子的案例来证明农村家庭从1950到1990年代的私人化转向。那时家庭的主要社会功能经由集体化和非集体化的社会变革而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家庭越来越成为一个私人生活的避风港。在私人化的家庭里个体幸福当然变得很重要。这便是我提出的双重变革：一是家庭作为一种制度，变成私人生活的避风港；二是在避风港内部，个体幸福的重要性上升，而不是家庭关系的维系。

　　新家庭主义的出现似乎显示私人化的转向在1990年代后发生了偏离。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上升，超过了个体的幸福观。一开始，可能是父母为了家庭关系的和谐，为了维持一个好的家，牺牲自己的利益。再后来，已婚子女也需要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在应对风险社会新挑战的同时集中全部资源（首先是整合父代的人力物力资源）为抚育完美无缺的第三代而战斗。作为家庭理想凝聚点的第三代加入这场战斗的时间不断提前，甚至于在幼儿园阶段便开始参加思维培训班。

　　对于个体来讲，家庭的社会功能增加就意味着很多应该努力建设开发的社会制度保障的缺席，个体为此不得不付出格外的努力以填补空白。例如，国内学者和媒体前一阵讨论的“母职密集化”和“丧偶育儿”等现象便与育儿的社会化建设长期滞后紧密相关。从这个角度看，新家庭主义下的家就像个初创公司；很多这样的家都致力于完成从初创公司到独角兽的跃升。在我们前面讨论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私人生活避风港”让位给“初创公司”很可能成为家庭变迁的新趋势。

　　更重要的一点不在新家庭主义的框架里，而是家的关系性本质内含的家的弹性。这有可能导致家庭私人化转型的根本性逆转，家被不断赋予新的社会功能，回到传统家庭那样。所以，只要家的关系性本质没有变化，私人生活的避风港就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有可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扭转。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