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 为何亲近人群间，最容易彼此猜疑？

　　上世纪90年代，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羌族地区的田野考察中听闻了流传于不同村寨中的“毒药猫传说”。“毒药猫”指的是能变成动物害人及施妖法害人的女人。虽然这些故事大都夹杂着虚构、真实与想象，但它们都共同折射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实，即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空间内，人们对外界的恐惧与对内部的猜疑。

　　在随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毒药猫”传说不断刺激着王明珂的研究工作。2015年，有感于世界日益增长的群体暴力，王明珂终于决定搁下其他研究写作，着手将“毒药猫”传说发展为剖析人类集体恐惧与暴力的一般性理论。

　　人最难克服的，或许就是对亲近人群的猜疑。在最新的研究中，王明珂将多点田野扩大到近代初期的欧洲及美国等地，考察近代西方的女巫传说与猎女巫行动，重审当下各类宗教与社群暴力现象，理解人类社会中普适性的社群认同与暴力表征。与此同时，“毒药猫”理论也牵引出王明珂在近年来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人类“原初社群”。在他看来，哪怕到了今天，“原初社群”的这种原初性认同仍然具有强烈的情感驱力，扎根于从家庭到国族的各类社群认同之中。

　　“原初社群”，血缘与空间群体认同叠合如一

　　新京报：“原初社群”是“毒药猫”理论中的关键概念。能否展开讲讲，你提出“原初社群”概念的背景？

　　王明珂：这一概念的提出还是基于我对这种存在于20世纪上半叶之羌族村寨社会的了解。他们所谓的那种家族或家门，事实上是一种地缘关系，而不完全是或不必要为血缘关系。一个家族通常是跟一个地盘神有关系，家神或者家族的名字就是地盘神的名字。

　　我的一个羌族朋友曾跟我说，“我们的亲戚概念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跟着地方画圈圈，不是跟着血缘画圈圈的”。事实上，这就是我讲的，血缘跟地缘相叠合的一种认同。可是你想想看，在中国来讲的话，不管是哪个历史时期，历史记载里面常以某大家族数代聚居、同炊共食，引为美谈或理想。而且不仅是在中国，我认为在全世界各族人群之间，都存在着类似的理想，“原初社群”理想。

　　我这样的思考又跟另外一个族群——彝族——有关系。我在藏羌那边做了很多年田野以后，开始专注于这一带（青藏高原东缘）的山神信仰与重地盘的社会。山神就是一个保护地盘的神。可是后来我想到那一带有一个族群，大家都很怕他们，认为他们侵略性强。四川话讲叫作“猼猓子”，类似野蛮人的意思，其实指的是 “罗罗”，也就是过去他人对彝族的辱称。

　　说实话，我并不认为他们野蛮或者好侵略，他们只是生活在另外一种人类生态中。简单来讲，彝族人是靠向外移民、开拓来解决资源不足问题。而像羌族、藏族那种社会，每个家族都跟地盘神有关系，没有地盘神的地方，人们不敢盖房子；没有地盘神的地方，人们也不敢随便开荒种地。所以藏羌的人类生态是对内大家既合作，又区分，有时候也彼此对抗的样态。

　　在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么彝族到底有没有像藏羌那样的地盘神信仰和山神信仰。后来我请几位研究生去调查，我自己也去了几趟，结果的确是没有。但是相对的，他们有非常强的祖先血缘记忆，这点在藏羌是没有的。在彝族地区，长的家族血缘记忆（也就是家支记忆），可以上溯到二三十代。

　　这就让我想到，人类的祖先血缘记忆（最原始或基本的历史）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扩张工具。从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定居以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至少三四千年，当然每个地方不一样，人类社会其实没有太大变化。我认为此时普遍存在的是人们的血缘与空间认同相叠合的“原初社群”。

　　如果在新石器时代之始人类便有纯血缘社群认同（我们熟知的家族与亲属）与相关祖先谱系记忆，那么所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那种变化（社会阶序化、权力集中化），应该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会发生了。因为只要有血缘记忆，就会记得英雄祖先，会记得他征服了什么地方，而人们所处世界里面就会存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区分，就会有先来、后到者之分，有神圣与凡俗血脉之分。

　　那么，当我们回头去看羌族那边最流行的弟兄祖先记忆，就会发现，那是一种被我们遗忘的历史。

　　新京报：“原初社群”的原初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明珂：我认为，“原初社群”的原初性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我刚才没谈到，但反而是我非常有把握的，我称其为“个人生命之始的‘原初社群’”。那是我们每一个人刚出生时候的经验：你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是一个很温暖的空间，旁边都是你的亲人。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就是离开这温暖的窝，从你可能一两岁的时候走出房间摔一跤受伤开始。随后，四五岁时你在外面被人家欺负了，哭哭啼啼回到家里，二三十岁时学业或事业受挫回到老家寻求慰藉；家是一个血缘跟空间人群认同叠合如一的地方，一个安全温暖的窝。所以，譬如后来在人类的国族认同中，人们常说的母国、父土、家国等等，都在模拟这个群体中的群体情感。

　　人类“原初社群”之“原初性”的第二个来源，就是刚才提到的，可能来自人类自新石器时代定居生活之始的那种社群，像羌族村寨那样二三十户，不到一百户的聚落。我前几天在北大做了一场关于文明起源发展的演讲。在那演讲中我提及，当我们人类谈到文明的时候，总会觉得整个人类群体就是一步步走向文明，但事实上并不是，只是部分人走向了文明，其他大部分的人还是在“原初社群”中；此时“原初社群”成为农村，其人成为农民。

　　在中国广大农村社会，“原初社群”存在的最佳证据便是普遍存在于乡间的同姓村。如果我们用高德地图放大去看，就会发现很多地名，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地名，还是同姓村的概念，比如“朱家沟”“王家村”“李家店”。当然，也许现在的王家村里不止姓王了，可是地名保存着此种过去社会的记忆。无论如何，人类社会进入文明之后，不管上层人们在什么样的社群中（帝国、王国与当代民族国家），底下的都还是劳动生产者，说难听一点就是被剥削者。这也是我以“原初社群”来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些理论与现实关怀。

　　“原初社群”的原初性认同，仍具有强烈的情感驱力

　　新京报：借由“原初社群”这一概念，你在书中也修正了之前的族群观——“现在，我们应将族群视为“原初社群”的延伸发展，而由此探索“原初社群”中之‘血缘’与‘空间’社群认同在各类型族群认同中的变化。” 能否谈一谈“原初社群”的概念如何影响了你对于族群及族群认同的理解？

　　王明珂：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主要发展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工具论（instrumentalism）与根基论（primordialism）两个派别。工具论者认为，“族群”是为现实利益而设定族群边界的共利群体，“族群本质”是工具性的，因现实利益情境而变迁。比如一个游牧民族因资源不足而迁徙到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的部族接受了与迁入者共享这一片土地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创造出一个共同的祖先，以此来强化彼此之间的凝聚力。

　　但是根基论者认为，虽然有现实的利益关系，一个人常常会为了族群认同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强调的“族群”是依赖成员间“共同的起源信念”或“想象的血缘联系”而产生彼此有根基性情感的人群，也就是说，族群是一种非常本质性的血缘群体。以此来说，人类的空间关系属于空间资源共享、分配与竞争的范畴，属于现实利益关系的范畴，与根基性情感无关。

　　从“原初社群”概念出发，如今我认为，人类最基本的族群认同与根基情感，其实是血缘（根基论）与地缘（工具论）结合在一起的，后来才发展成血缘与地缘分开的社群认同。哪怕到了今天，“原初社群”的这种原初性认同仍然具有强烈的情感驱力。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国族认同，nation state，“nation”是一个想象的族群（共祖血缘社群），而“state”是一个有主权领域的群体，其实还是把血缘与空间结合在一起的“原初社群”认同。

　　新京报：你在北大文研院的那场演讲中批评了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关于新石器晚期“城镇革命”的观点。可以展开讲讲吗？

　　王明珂：所谓的文明（civiliization）与城镇（city）、公民（civil），这几个英文都有共同或相似的词头。现代人经常讲，乡下人一天到晚都还在讲亲戚关系，也就是血缘关系（blood ties），这是不文明的体现。而文明人讲究的是公民联系（civil ties），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被认为是文明的。

　　柴尔德认为新石器晚期的“城镇革命”是文明开始的重要迹象；人们开始和许多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同住在具商业或兼具行政机能的城镇里，当然此时人群间的公民秩序（如公共伦理、道德与法律的建立）取代了血缘联系。

　　但我认为，他提到的只是变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血缘认同与空间社群认同分离，让以血缘情感凝聚的社群成员不再受限于本地空间，而可以与远方的“同姓之国”结为以一血缘、政治共同体。也就是说，柴尔德一方面忽略了底层广大农村社群，另一方面忽略了是什么样的社群建立城镇，要城镇的人凝聚在公民社会中——建立城镇的古代统治者们强调的不都是血缘与婚姻关系，以此巩固其权力？今日全球公民社会还是一样，遵守公民社会秩序的是一般平民，citizen，而各国政治、商业（甚至学术文化界）上层仍十分注重各家族的血缘、姻亲血缘与乡亲地缘关系。

　　最安全的地方所受的挫折，才是最大的挫折

　　新京报：我们刚才有聊到，“原初社群”的基本形态便是家庭。近年来，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阎云翔老师提出的“新家庭主义”认为，有别于祖先中心的传统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下的家庭生活中心和各种资源从祖先向后代转移，特别是流向孙辈。这导致“父系”的弱化，也影响了家庭中的代际关系。作为研究族群的人类学家，就你的观察和研究，从家到国，再到网络村寨，当下的各类族群形态是否发生了不同于“原初社群”的根本性变化？

　　王明珂：其实我现在做的研究就是在关注这些问题。我在书中提到，一直到今天，“原初社群”仍然很普遍地存在于我们人类社会。但是最原始的“原初社群”，一个就是家庭，一个就是农村。而我主要的关注对象是传统的农村，不是现代意义上已经企业化了的农村，在那里，农人其实已然变成了工人。

　　实际上，我所说的传统农村在今天已经越来越被边缘化了。比如，在欧盟的农业政策下，很多地方的传统农人根本没办法生存，甚至于没办法种植适合本地风土与传统农业知识的作物。这也是全球化之下最原始的农村所面临的最大挫折。

　　我不熟悉阎云翔教授提出的“新家庭主义”。当然我也思考当代家庭问题。我关心的是，中国大家族认同的存在愈来愈困难，缺乏共同活动与文字谱系记忆，让家族逐渐萎缩成一个个的家庭，原始的“原初社群”。

　　那么，如羌族村寨中那种“毒药猫”现象是否易发生在家庭之中，“原初社群”既是最基本的群体情感由来，但人类最早的挫折也发生在这里，比如小孩子被哥哥姐姐捏一下，或是婴儿时期母乳不够，这些都会为人们带来很大的挫折。某种意义上，你在最安全的地方所受的挫折就是最大的挫折。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很多最严重的暴力其实是发生在家庭亲人之间。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凸显的家庭暴力，在失业挫折下，年轻一代对老年人的暴力，丈夫对妻儿们的暴力等等。一个人在外面遭遇挫折，想要回到家里寻求温暖，但在家中遭遇小孩吵闹、父母或妻子唠叨，此时常会将自身失败归罪于家人的羁绊，便容易发生将家人当作“毒药猫”的暴力。

　　新京报：这不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原初社群”是最根本的群体情感，是人的安全感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原初社群”也是最容易滋生暴力的地方。

　　王明珂：对。举个家庭之外的例子。比如说校园死党。

　　他们通常会互相称兄弟姐妹、有经常相聚的共同地点，这些都像“原初社群”。但很多校园霸凌也正是发生于死党社群内部。就像我讲的外部“毒药猫”和内部“毒药猫”。人们依靠一个外部“毒药猫”想象（或真实的社会与家庭压力），来凝聚这个群体，但是在外部威胁造成的恐惧下，内部常产生骚动不和；此时某成员便容易成为大家眼中的“毒药猫”，最后变成集体暴力的替罪羊，以此化解内部矛盾与对外界的恐惧。

　　大部分的历史经典，都是在替一种现实建立它的合理性

　　新京报：近年来，你致力于推广反思史学，希望通过理论方法的重整省思，打破人们长久以来对历史、对当下的隐形偏见与认知痼疾。在远处与近处的灾难频发的当下，你认为历史学者在今天的责任是什么？

　　王明珂：我前几天还在鼓励年轻学者，100年后大家会发现，这两三年是出大师的时代，因为全世界都陷入一种困顿之中，精致且有创造力的思想常在困顿中产生。

　　历史学者的责任，我能谈的只有自我期许。我最近正在进行的是，重新理解人类社群、相关历史记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我想要揭露它们之间的真正面貌。这多少算是与堂吉诃德所为一样的impossible dream吧。我想要探索，人类社群如何从“原初社群”逐步演变为部落﹑王国、帝国及今日民族国家，以及这些政治社群如何创造特定文明，历史学家如何描述文明及其背后的政治体，某些历史著作如何成为经典以及它如何塑造或巩固现实（文明及其政治威权）。我认为，历史学者应该检讨我们自己，反思我们相信的伟大经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在替现实背书。我们大部分的经典，都在替现实建立它的合理性。因为那现实一直存在，所以经典一直都还是经典。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反省经典与现实之间关系。

　　这是对历史经典如何成为经典的反思，也是对经典历史记忆所支持的文明与人类社群的反思。希望以此化解近年来被鼓吹而逐渐成为现实的严重文明冲突。毕竟，文明起源建立在对“原初社群”（底层农村）的剥削上；在世界各文明冲突之间，被动员上战场的仍多为农民。

　　新京报：你一直不重视学科上的认同与区分。在学术写作上，也尽量避免使用艰深的理论术语。你是如何形成这样的学术风格与学术理念的？

　　王明珂：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观察着同样的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同学科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对人类社会有一些真正的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不同学科其实是用不同词汇去描述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会让我们就觉得，每一个学科都沉浸在他们自己的词汇里面，变成了一个由词汇与理论形塑的宏大景象（spectacle），经常地，我们也会忘了其实大家所描绘的还是同一个社会。

　　所以我认为，我们一定要突破词汇所造成的假象，而去认识它们所描述和研究的社会本相。我想，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贡献，如果受制于这些词汇，就只能自限于某学科里，这也是我觉得学者应该要跨学科的原因。

　　另外一点，你提到理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可笑的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论？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太复杂了，我们希望总结出一些一般法则（general law），一些所谓理论，然后再在一般案例中看它是不是符合这些法则，不符合的话，它为什么不符合，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进一步了解复杂社会﹐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结果，为什么现在会变成理论比人类社会更复杂？这是很荒谬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是思考与探索人类社会的工具，它帮助我们去理解社会与人，它本身不是研究目的，理解社会与人的复杂性才是我们的研究目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