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老兵”陈开枝：为老百姓去出力拼命

　　近期，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网事·感动2022”一季度网络感动人物评选结果揭晓，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当选。

　　“生命不息、扶贫不止。”出生于1940年的陈开枝，被称为“永不言倦的扶贫老人”。

　　1996年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部署，广东帮扶广西，广州对口支援百色，时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的陈开枝自此与百色结下不解之缘。1998年，陈开枝任广州市政协主席，但他没有结束自己在百色的扶贫工作。2005年退休后，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扶贫上。

　　26年来，“扶贫老兵”陈开枝去过百色市120次。他牵线搭桥共募集资金6亿多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8万多人，这其中就包括黄文秀。去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决定，授予陈开枝“广西扶贫工作特别贡献者”称号，以表彰他对广西扶贫工作的突出贡献。

　　近日，陈开枝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这26年的扶贫之路。

　　26年扶贫路

　　新京报：当时接手对口帮扶百色市时，面对的是怎样的贫困状况？

　　陈开枝：1996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安排广东对口帮扶广西，广东省委决定广州帮扶百色。当时我任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决定由我负责这项工作。

　　提起百色，我有着深厚的感情。百色是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动和领导革命武装起义的地方。但由于历史原因，百色长期处在极为贫困状况，当时357万各族儿女中，有80万人没水喝、60万人极度贫困、20万人生活在极端缺乏生存条件的地方、3.6万名儿童穷困失学。

　　1992年我陪同小平同志南巡时，他老人家谈到社会主义本质论，要求我们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名共产党员强烈的责任感要求我，必须把扶贫工作作为神圣的使命，为老百姓去出力拼命。

　　1996年11月28日，我第一次踏上百色这块终生难忘的红土地。时任百色地委书记刘咸岳同志对我说，只要记两句话就知道他们的困难状况了，一是住房“八面来风”（茅草房四处进风漏雨），二是生活“三个不上”：不上学（没钱读书）、不上桌（没有口粮）、不上床（没被子盖，就睡在火塘边）。

　　我进入一些农家，揭开锅盖看到一锅很稀的玉米糊，已经变酸了，大部分农村看了让人很心酸。我前10次去百色，都是流着眼泪离开的。

　　新京报：面对这种情况，你当时是怎么办的？

　　陈开枝：为了掌握真实情况，我平均一个多月去一趟百色，深入壮乡瑶寨调研。当时我在广州市政府的工作十分繁忙，每次去百色都是星期五早上五点起床，赶七点飞机飞南宁，下飞机直奔扶贫点。车上放点红薯、玉米，饿了就吃一口，常常是下午两点吃午饭，晚上九点吃晚饭，十点后开会研究工作。星期天晚上九点才从南宁飞广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又一次去了百色，干部群众编了顺口溜，“跟着陈开枝，累死无人知。”

　　经过深入调研，我们终于探索出帮扶百色的几条路子：一是搞好大石山区扶贫移民，把贫困群众从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搬出来；二是劳务输出，安排几十万百色农民工到珠江三角洲打工；三是培训干部，把百色基层干部拉到广州培训，增强脱贫发展能力；四是开展经贸协作，动员广东企业到百色投资兴业；五是开展智力扶贫，解决失学儿童读书问题；六是发动社会帮扶，形成扶贫帮困合力。

　　正确的帮扶路子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巧干，加快了百色老区扶贫攻坚进程，百色于1998年提前两年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广州先后帮扶百色建设5个县的6个移民开发区，完成搬迁大石山区特困农民8000多户4万多人。

　　新京报：你任广州市政协主席后，是如何参与对口帮扶工作的？

　　陈开枝：1998年7月我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百色的一些同志担心我不会再去百色了，一是成为了省部级干部；二是扶贫工作是政府职责。我告诉百色的同志，我会来得更勤。

　　到政协履职第二个月，我就带着筹集的250万元善款去了百色。我充分利用政协平台去专攻扶智工作，解决百色教育落后的状况。

　　新京报：为何你很注重教育扶贫？

　　陈开枝：大石山区群众贫困的原因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基础教育极端落后，没有对教育的投入，造成人的素质低下和人才匮乏。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解决孩子们上学问题，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承的根本途径。

　　从1998年开始到2005年间，我发动海内外爱心人士捐资近3亿元，新建、改建中学、小学和幼儿园两百多所。此外，我还动员广州青年和社会人士搞手牵手活动，帮扶4000多名百色贫困孩子完成学业。我自己也拿出工资资助了60多个百色孩子。1998年11月我收到平果县的孩子邓红霞的求助信。她是当年小平同志以一个老共产党员名义资助的25个百色贫苦孩子之一。小平同志1997年逝世后，邓红霞担心以后没法读书了。我当即答复她，我一定继承邓爷爷的遗志去帮助她，后来我一直资助她到大学毕业。

　　新京报：退休这十几年，你是如何继续帮扶百色的？

　　陈开枝：2005年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那年春节，我第50次，也是连续9个年头的春节到百色帮扶，带去了企业家捐赠的1800万元善款。在捐赠大会上，我当着百色干部群众说：我今年满65岁了，中央已批准我退休了，很多人问我，今后你还来百色吗？我说，我在位时来了百色50次，我和百色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我永远热爱这块红土地。我以后还会来，只要健康地活到85岁，我一定再来50次；一生来100次百色，继续当百色人民的打工仔。我筹不到大款，就筹小款，哪怕我每年拿出3个月的退休金也可以帮10个孩子。

　　2012年，我建立了百色教育基金会，担任基金会名誉会长带头筹款。目前，经多方努力已筹款3亿多元，扶持了8万多个贫困孩子。我自己每年也拿出一些退休金去捐款，至今已捐出66万元。

　　这么多年来，我的目光始终关注着百色这块红土地。2017年8月，我第100次去百色时，我老伴陪同。有人说，你13岁外出读书工作，多年来回老家不到50次，21年你却来了百色100次，你是一人扶贫，全家做义工。你已提前完成100次的目标，以后还来吗？我老伴说，陈开枝已经把扶贫当作终生的事业，“生命不息，扶贫不止，永不言倦”是他的座右铭，他肯定还有第二个100次再出发。不知不觉算下来，至今我已经到百色120次了。

　　扶贫事业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会感觉到疲倦吗？

　　陈开枝：有人说，您已是82岁的人了，悠着点。我说我是“80后”，我常劝同志们别叫我陈老，因为我感到自己活力充沛。我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调研。回想起走过的路，是党将我这个苦孩子培养成为能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人民公仆，我心存感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这句诗表达了我全部的感情。

　　新京报：你被称为“扶贫老兵”，你如何看待中国脱贫攻坚事业发展？

　　陈开枝：扶贫不是一种恩赐，更不是一种救济，而是一个政治使命，一定要找对路子，扶真贫、真扶贫。精准扶贫，就是实实在在，从实际出发的扶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去年我们如期实现了这一目标，这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黄文秀精神

　　新京报：谈到百色市，大家都会想起“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黄文秀。你曾和她交流过，当时谈了什么？

　　陈开枝：文秀的老家位于百色市田阳区，地处山区，家境贫寒。十几年前我牵线搭桥，她到了祈福高中读书。后来她读了大学、考上研究生，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主动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百色建设家乡，先是挂任田阳那满镇党委副书记，后主动请缨到乐业县的贫困村百坭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2017年，文秀挂职担任那满镇党委副书记的时候，我曾去看望过她。她虚心向我请教扶贫经验，我说了五句话：

　　认识要高。扶贫工作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是关系到“两个一百年”能否实现的问题。

　　感情要深。扶贫工作一定要充满爱，决不能高高在上，一味地强调是来帮你的，要有兄弟般的感情。

　　路子要对。精准扶贫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欺上瞒下，形式和内容如何有机结合，要注意些什么，一定要清楚。

　　措施要硬。没有硬的措施，是不可能办成事情的，如果只是从完成工作的角度，是不能持之以恒做好的，遇到挫折、遇到困难就会退缩。

　　作风要实。如果只是浮在面上，不沉下去，是绝对搞不好扶贫工作的。

　　这五句话是我几十年来总结的扶贫经验，文秀听了很受启发，也在实践中提高自己。2019年6月16日，任驻村第一书记时，她接到电话说父亲病得不行了，她赶回去，熬好药还没递给父亲，就接到电话说村里发大洪水，她就连夜往村里赶，但次日凌晨不幸遭遇突如其来的山洪，她被冲走了，我们都很痛心。文秀的精神，值得年轻人学习、继承。

　　新京报：你认为黄文秀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陈开枝：文秀牺牲后，我又去了百坭村，给村干部讲，我们要传承好文秀的遗志。我也曾对文秀的父亲说，当初文秀向我学习，后来文秀的思想境界比我高，我这个老青年要向她这个优秀的青年学习。

　　我认为青年人第一要学习她追求高远、顽强拼搏的精神。文秀家很困难，有的孩子念了初中就去打工，当打工妹了，但她坚持读高中上大学，上完大学又读研究生。如果没有这种追求、没有高远的理想，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对很多年轻人说，遇到困难不要打退堂鼓，要像文秀这样自强不息。

　　第二要学习她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她学有所成完全可以在外面工作，但她放弃了大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到还是很困难的家乡，建设家乡。父母有病，她完全可以在机关工作，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但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埋头苦干。百坭村我去过两次，是很困难的地方，但她干得很好。

　　文秀牺牲后，百色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文秀基金，创办“文秀班”，教育广大青少年学习黄文秀，计划在未来10年创办100个文秀班，培养5000名文秀班学生，让宝贵的精神传递下去。我就发动广州的企业家和单位去支援。现在，我们已经筹得了112个班的费用。到2026年，5年时间我们要办200个“文秀班”，培养一万名学生。

　　见证邓小平南巡

　　新京报：今年是邓小平南巡30周年，当年你参与全程接待，可否回忆一下当时接到任务时的情景？

　　陈开枝：我当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1992年元旦，我正在佛山南海镇调研，突然接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意味深长地说，“中央发来了一份绝密电报，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放下电话，我预感到即将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想到，这件事影响了整个中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世界格局。

　　回到省委，谢非同志激动地告诉我，“小平同志就要南来广东，省委拟将全程陪同的任务交给你。这个任务光荣而又艰巨，你要尽快拿出一个完整的计划提交省委决定。”

　　讨论的时候，有同志认为小平同志就是像电报中所说，是来休息的，主张按休息的思路安排接待。但我不这么认为。从经验上讲，小平同志习惯到上海过春节，这次却舍近求远来广东，肯定不是休息这么简单。我想小平同志这次来广东可能跟改革开放有关，可能会对改革开放进行重大部署。

　　新京报：接到任务后，你是怎么做的？

　　陈开枝：1992年1月3日，一个三人先遣组抵达广州，摸底落实情况。见面后，他们强调，“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你们既要让他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不能让他过于劳累。因此最好将行动路线定为‘深圳—珠海—深圳—上海’”。

　　听了这个意见，我觉得还不能完整反映出老人家的本意，也解不开他对广东的情结。小平同志一定是想尽可能地了解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信息，尽可能多地看看他深爱着的人民的工作生活状态。于是，我提出了一个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

　　我当时想，在不影响老人家身体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让他多看看多听听，多坐下来探讨。除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一定要去看看珠江三角洲，是如何依靠自力更生谋求发展的。这或许对他想要说明的问题有所启示。

　　新京报：先遣组听到这个方案，是什么反应？你对这个方案心里有底吗？

　　陈开枝：先遣组的同志担心这里的交通问题。我说，“你们已经8年没来了，这次有机会再看一下，现在的公路全是水泥路，过江的桥也通了，很好走。”最后邓办和省委批准了我这个大胆筹划的南巡方案。但现实需要我们小心求证，前后我们花了七天时间，到深圳、珠海、顺德等地进行现场周密布置，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新京报：陪同小平同志的11天，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开枝：这短短11天，在时间的长河里只是一瞬间，但对全国人民来说却意义深远，对我来说更是终身受益，最大限度地再造了我自己。

　　小平同志回京后不久，我调任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1998年任广州市政协主席。2005年退休后，我继续穿梭于百色大地，忙于扶贫事业。几十年来，小平同志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时时照着我、引导我。我常说，我是广州人民和百色人民的“打工仔”。做共产党的官，就是做人民的公仆，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要为更多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要把自己像蜡烛一样燃烧，在照亮别人的同时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否则，你就一分钱也不值。

　　新京报记者 何强 实习生 范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