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的乡村用现代化重塑田园

　　5月26日，在新京报社、千龙网主办的“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乡村论坛”上，多位地方主政官员、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专家学者，共同描绘振兴时代的乡村发展之道，探讨破解乡村振兴难题的途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要置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要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下看待，攻克难关，啃下硬骨头。

　　“济宁路径”破解乡村振兴

　　2022年是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关键之年，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宝贵的乡村振兴经验，其中作为农业大市的山东省济宁市，围绕乡村振兴的关键点破题，蹚出了一条独特的“济宁路径”，正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在“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乡村论坛”上，中共山东省济宁市委书记林红玉进行了题为《破解当前乡村振兴难题的“济宁路径”》的主旨演讲，谈模式，举实例，摆数据，聊创新，分享了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破解人才、土地、经营主体、粮食安全、种业振兴等核心问题的济宁方案。

　　为破解“乡村引才”难题，济宁市创新“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林红玉指出，为支持各类人才返乡创业，济宁近年来闯出了一条“引人才、兴产业、促就业”的乡村振兴之路，其中就包括“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目前，济宁市县两级已招募510名乡村振兴合伙人，这些合伙人正在通过创办企业、集体组团、知识技术入股三种方式进行合伙，已落地实施460个项目，吸纳3.2万余人就业，带动农民增收超过6亿元。

　　2021年，济宁市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并且粮食年产量常年稳定在97亿斤以上。在连年丰产的基础上，如何破解粮食稳产增产的难题，济宁市的办法是创新高标准农田建设举措。“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林红玉表示，到今年底，济宁市将建成高标准农田734万亩，占全市耕地的96%，可以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为进一步支持家庭农场发展，济宁市开辟了家庭农场注册登记的“绿色通道”。林红玉介绍，目前，济宁市家庭农场达到3.4万家，经营土地190余万亩，国家、省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达到280家。在“一花向阳”的同时，济宁兖州区还成立了家庭农场联盟，以形成规模优势，提升抗风险能力。

　　目前，济宁市供销系统每年托管270万亩土地，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700万亩次以上。林红玉表示，“我们整合了供销、农业、农机等资源，搭建为农服务平台，在涉农乡镇建设了83处为农服务中心，推广大型农机和新型种植模式，提供耕、种、管、收、加、销一条龙托管服务，并且各项环节服务费用均低于市场价。”例如在为农服务平台上，耕种、机收每亩优惠30元以上；实施测土配方、智能配肥，每亩减少化肥使用量近20%。通过专业化托管服务，每亩可减少农资、电力、用水等投入100元左右。

　　济宁还创造了“土地股份合作+全程托管服务”新模式，引导农民在自愿前提下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分红。目前，济宁市已经成立110家土地股份合作社，采取“保底收益+盈余分红”分配机制，相当于农民在获得土地流转收益的基础上，每亩还能获得100元以上的分红，村集体每年也能获得2万-10万元的稳定收益。

　　这几年，济宁市种子企业先后与中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山东省农科院等近70家国家级、省级科研院所开展“政产学研用”合作，还与全国唯一的大豆院士盖钧镒院士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成功创建国家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目前，济宁市发展规模以上种子企业56家，带动近900家农业合作社开展标准化育种繁育，年繁育小麦良种2.5亿斤、大豆1.8亿斤，大豆育种面积更是占整个山东省的70%多，圣丰、祥丰、华亚等企业成为大豆、花生种业的“国家队”。

　　好种子也要有好舞台、好口碑。济宁不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摸索出了一条“济宁路径”，同时也为自家的好种子探索出了一条全国推广之路。据悉，通过建立现代种业试验示范园区，承办全国首届大豆种业高峰论坛，认真组织开展种子技术推广工作，济宁市在全国首创“互联网+种业”营销新模式，目的就是集合各界的努力与智慧，搭建好展示舞台，让济宁这些好种子更多地走出去，“撒”向全国，为更多地区的丰产增产贡献济宁的种业力量。新京报记者 耿子叶

　　济宁市创新实行土地托管服务模式，闯出了一条农民进城打工，供销社给农民打工的路子。　——林红玉

　　共同富裕为什么不能是平均主义

　　5月26日举行的“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乡村论坛”上，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共同富裕必须重视实际生活上的福利，是将效率、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的社会福利分配状况，要注意平等和效率的结合，尤其是效率，同时还要注意，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主义。

　　怎样的富裕才是共同富裕？党国英认为，“共同富裕是一个能够把效率、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的社会福利分配状况。这三者为何要统一？因为没有效率，只瞄准分配问题，分配其实是做不好的。”

　　当效率和平等的适配关系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满意，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即可成立，党国英说，“如果大家对平等状态不满意，且效率也很低，社会的稳定就难以实现。所以一定要明白，共同富裕不只是分配问题，它包含了三个方面，平等、效率、大家对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有一定的认同。”

　　平等和效率怎样体现？党国英认为，在不同的领域，应有不同的考量标准。“公共服务领域一定要平等，不能有差异。”党国英说，“这个社会不能一部分人享有某种特权，享受到公共服务的很多好处，另一部分人享受的水平却很低，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平等的，我们的政策中，一直强调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今后还应进一步扩大推进这个目标更好实现。”

　　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发展较为滞后的西部，是否能实现收入的均等？党国英说，“比如广东、江苏，假设人均年收入是十万；甘肃、青海，假设人均年收入是两三万，这是不行的。因为真正在市场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劳动力的转移等现象，会压低发达地区的劳动成本，而提升收入低的地区中劳动力的竞争力，最终形成较为平均的收入状况。”

　　如何有效提升劳动者的收入，使得共同富裕得以实现？党国英认为，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的改善都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其中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技术的进步，对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强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公共领域，享受的公共服务应该是均等的。其次，通过技术的进步，让生活成本降低，生活资料的保障水平提升。比如通过农业技术的进步，让农产品的产量提高，保障稳产丰产，降低吃饭穿衣的成本。”

　　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会降低其他生活成本，比如住房。党国英说，“农业用地的需求会减少，住宅建设用地会增加，从而会让住房变得廉价。现在中国农业用地单位面积产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倍左右，相对价格的变动使低收入者也能获得基本的居住条件。”

　　如何才能实现兼具效率、平等与社会稳定的社会福利分配方式？共同富裕的政策路径如何设计？党国英认为，应该注意国家、社会、家庭及思想观念层面的完善和改变。

　　在国家层面，党国英认为，应该形成多层次的保障和激励体系，“第一次分配的时候，还是要有差异，激励多劳多得，多投入多得。第二次分配的时候，要保障平等，通过财政、税收，形成公共领域的支出，给低收入人群更多的帮助，同时也使所有人享受到平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

　　在社会层面，党国英认为应鼓励和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低收入人群的帮助，全部依靠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周全，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或者存在监管成本等问题，社会慈善组织则具有查漏补缺的功能，一些工作由他们去做效果会更好。”

　　在家庭层面，党国英认为需巩固家庭伦理，“收入的高低，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关系密切。对一个人来说，学校教育是一方面，创新意识的培育则主要在家庭中完成，一个好的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太重要了。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也需要一个更好的家庭伦理和家庭环境。”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共同富裕是社会福利分配状况，它应该兼顾效率、平均和社会稳定三大因素，尤其不可偏废效率。 ——党国英

　　让乡村振兴成为中国第三资产池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向，转向乡村振兴。由此，乡村的物业、乡村的资源型资产的开发，将会构成吸纳投资的第三资产池，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在“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乡村论坛”上，著名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道。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低增长主要是受到了短期政策的影响，但我认为，还是要尊重客观事实，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去看待2022年初的经济下行现象，其实际原因，更主要的，可能还是要考虑发展战略的调整成本。”温铁军表示，“除了国际因素之外，战略调整本身应该是在预期的成本之中。”

　　但调整并不容易，温铁军解释，“其实早在2003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放弃单纯追求GDP的增长目标，转为可持续、包容性的发展，企业也要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但在2003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第一，大量的外国制造业进入中国。客观上导致了中国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化，而且主要为跨国公司做大量的中间品的生产。这一过程中，形成各种不同的内外利益交错连接的关系，这也是多年后仍没有完成调整的原因之一。”

　　2018年后，国际国内从生产过剩向资本过剩的变化加剧，温铁军认为，这也是战略调整得以加快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判断经济下滑是长期问题演变而成，尤其不能简单归结于近期政策调整本身的问题，而是要看到战略调整的难度，已经显露出的调整矛盾，以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是否得以进行的体制原因。”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大约十年投入了九万亿左右的投资。”温铁军介绍，“这些投资在客观上不仅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而且留下了巨大的水电路气、机场码头、三纵两横高速公路网，这些基建资产相当于形成了第一资产池。”由于这些基础设施资产遍及沿海地区和各大城市，温铁军说，“这一现象，客观上奠定了第二资产池的条件，也就是房地产发展的基础。与之同期的跨周期调节是在2005年，国家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国家八大战略之首，提出国债投资要适当转向，针对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增强乡村投资。”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了这一战略的实现。“中国尽管想要改变城乡不平衡发展的格局，但在全球危机影响下，不得不紧急追加四万亿投资去救沿海的外向型经济，客观上使得沿海和大城市，有了进一步发展房地产的条件，于是在2010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以房地产作为第二资金池吸纳大规模投资的客观结构。”

　　温铁军说，“当房产从生活必需的消费品转为投资品之后，派生出了另外一个作用，即吸纳了大量的流动性，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否也会因此转向？温铁军认为，这个转向是生态文明大战略下的乡村振兴。“乡村的物业和资源型资产的开发，将会构成第三资产池，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温铁军说，“乡村振兴要更加关注生态产业化，这跟以前想象的，把农村土地集中起来搞一个连片的、规模化的大农业完全不一样。今后中国将会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领域，带动城乡融合，推动各个方面的社会投资进入县域经济，同时推动农村的‘三变’改革，让农民得到长期财产性收入。”

　　和已经开发多年的城市不同，温铁军认为，乡村在“生态资本深化”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潜力。“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让农民在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一次分配领域中，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利益，只有更完善地保障农民的权益，让他们有长期分享财产性收入的能力，他们才能为下一个一百年中共同富裕的大目标，主动推进乡村的生态化发展。”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生态化的乡村振兴，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向。　——温铁军

　　用手机种地享城市生活

　　在5月26日举行的“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乡村论坛”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旭荣表示，“农业产业的发展，并非完全以市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农业产业，是保障14亿人粮食安全的基石。在未来，用手机种地，享城市生活并不是梦想。”

　　梅旭荣介绍，在2017年，包括农林牧渔等各方面的农业GDP，在我国总的GDP中，占比为7.9%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不重要了。“在2017年，农业以7.9%的GDP贡献率，占了27%的就业比重。同样在2017年，农业食物系统的GDP占比达到了23%左右。农业食物系统就业的比重超过1/3，达到36.7%。”

　　中国是农产品进口大国。相比进口，出口方面则相对弱势，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农产品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竞争力是如何失去的？梅旭荣解释，“主要是生产成本的快速扩张，其中，人工和土地成本是推高生产成本的主要原因。”

　　为何会失去竞争力？梅旭荣认为，应从包容性增长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农业政策，为何要让人工和土地成本上升，这是因为，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上升的成本转化为农民收入，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手段。所以，牺牲部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换取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是我们的农业政策中的重要选项。”

　　在现代农业的发展中，技术的进步是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科技的进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在国内，农业科技投入的不足，也是技术贡献率下降的因素之一，梅旭荣说，“2016年，中国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只有0.76%。如果我们把全社会所有的投入，全部算到一起，这个比例乐观的估计大概是0.9%。”

　　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聚焦食物系统转型话题，在今天，人类食物系统的转型已成共识。梅旭荣介绍，全球范围内的食物系统，正在向健康、高效、可持续、包容性和可抗力几个方向转型。

　　在中国，食物转型的现象同样明显，梅旭荣介绍，2020年，中国平均每人每天的食物能量供给为3950千卡。其中，2950千卡来自国内生产的粮食，1000千卡来自进口粮食。在食物消费中，人均每天摄入的能量为2248千卡，而国内生产供给的能量为2900千卡，这意味着，国内生产的食物能量，足以供给国内人均所需。

　　食物转型、技术变革正在成为乡村振兴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尤其是产业振兴中，一二三产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等，在产业振兴中越来越重要。

　　梅旭荣表示，“产业振兴中，要注意三个融合，第一是产城融合，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5%左右，农业生产主要满足城市需求，产业布局、市场等主要在城市，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同样息息相关。第二是产村融合，产业空虚的乡村，是很难得到发展的，所以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五个部分之一。第三是三产融合，要重视整个产业链条的融合。”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科技的力量仍旧值得期待，“科技带来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在未来，用手机种地，享城市生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可能的情景。”梅旭荣说。

　　绿色碳科学，也是未来农业科技的方向之一，梅旭荣说，“在绿色碳科技发展中，一是要把地方的产品，做好品牌、规模和效应的统筹。二是要发挥农业的生态功能，让农业为固碳减排作出贡献。第三是发展低碳绿色循环农业，通过这样的方式，使绿色成为农业的本色，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用手机种地，享城市生活，这是未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可能实现的情景。　——梅旭荣

　　C10-C11版图片/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