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8:新京智库春季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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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治理将成“中国之治”重要内容

2022年05月30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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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峰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
单志广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琼
腾讯企业微信政务民生行业总经理
何艳玲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5月27日,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治理之策:线上社会,治理有‘数’”主题论坛召开。论坛上,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张峰,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志广,腾讯企业微信政务民生行业总经理王琼,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艳玲等嘉宾就“线上治理”热点问题发表演讲。

  不断完善“中国之治”线上治理方案

  5月27日,在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治理之策:线上社会,治理有‘数’”主题论坛上,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张峰发表了主题为“不断完善‘中国之治’线上治理方案,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旨演讲。

  政府线上治理的四次逻辑演变

  张峰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政府开展线上治理的目的、手段、模式、对象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是政府线上治理的目标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逐步走向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次是在技术能力上,政府线上治理从连接在线步入主动智能。因此,线上治理也要求广泛地应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了智能分析、主动服务、精准治理,全面提升治理效能。

  此外,张峰表示,政府线上治理模式还经历了由流程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变,强调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寻求政府治理方式全方位、系统性的变革。

  而从治理对象角度看,我国已实现从用数据治理向治理数据的拓展。比如建立了数据有序流动、价值挖掘的基本规则,厘清了数据权属、数据交易、数据安全等关键问题。由此,数据价值才得以充分释放。

  新冠疫情是对我国治理能力的一次极端压力测试,也是对线上治理的大规模检验。在张峰看来,疫情的突发性、规模性均对我国线上治理形成挑战,并提出新的建设要求。

  这首先体现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危机干预愈发成为线上治理的核心工作。

  其次,面向大规模精细化的线上治理需求极大提升。疫情应对经验表明,面对大规模协同治理困境,必须加快线上治理变革。

  最后,应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使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这主要涉及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以及我国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较弱、数字化转型程度不高的地方。

  形成线上治理的“中国方案”

  张峰认为,线上治理将成为“中国之治”的重要组成内容。因此,建议着力做好四方面工作,加快完善线上治理的中国方案,持续向世界贡献中国经验。

  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是我国线上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张峰说。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利用数据资源,精准把握不同群体的治理需求,分类施策,精准对接,将人民群众的治理期盼转化为实际的治理行动。

  其次是积极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线上治理的推进构建坚实基础。

  三是大力推动数据资源“聚通用”,将庞大信息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张峰建议,要继续完善数据治理规则、推动数据共享开放、挖掘数据利用价值,将我国不断积累的信息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在数字治理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四是贯彻安全发展理念,为线上治理提供持续安全保障。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我国在推动线上治理的历程中,将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未来推动线上治理,必须始终贯穿安全发展理念,积极维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筑牢线上治理发展的安全底线。

  张峰认为,顺应数字技术变革趋势的背景之下,用好线上治理这一新工具,推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使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取得更为瞩目的发展成就。

  新京报记者 李潇潇

  新冠疫情是对我国治理能力的一次极端压力测试,也是对线上治理的大规模检验。

  ——张峰

  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改革突破深水区

  5月27日,在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线上社会,治理有‘数’”主题论坛上,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志广发表了主题为“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推进智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演讲。

  数字技术推动智慧治理,技术只是赋能

  单志广介绍,现在进入了数字时代。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不同,社会的生产结构发生了深层次变化。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成为了新的生产力,数字或数据资源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

  “今天的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对城市演变的影响,本质上就是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重塑、再造。”单志广说。随着智慧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线下的物理社会和线上的网络社会高度地交织在一起。

  “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半实体(半物理)和半元宇宙的社会形态”,单志广说。有报道称,人类将有一半的生命消耗在信息网络空间。所以,未来的智慧城市一定要有三元空间的视角,也就是不仅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城市,也包括线上的空间。

  该如何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单志广建议,人们需要从思维、认识、思想和行动上与时代同频共振。比如智慧治理,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手段不先进,而是治理者是否具备智慧治理的管理水平、是否设立统筹协调机制。所以,数字时代转型的本质是要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倒逼社会管理体制、治理结构、公共服务模式、产业发展布局的重塑和重组。

  重新思考智慧城市“为了谁”

  单志广表示,在新时期,技术赋能的体现可以归纳为“五个+”和“五个驱动”。“五个+”就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AI+)、移动通信+(现在是5G+),以及区块链+。这“五个+”将形成一个对各领域,全民性、全时段、全要素和全流程的覆盖,驱动智慧城市和社会变得更加人性化、智能化、便捷化。

  与此同时,单志广认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已进入到要以效益和效果为导向的深水区,需要重新思考智慧城市和智慧治理到底是为了谁,到底应该怎么做。如果初心错了,那么结果一定也是错的。所以,在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要更加强调寓管理于服务、寓治理于服务的理念。

  单志广强调,智慧城市是一个大系统,要强调系统之间的关联协调,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到某些子系统建设上。事实上,决定整个系统能力的恰恰是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联和协调能力。

  “智慧城市就像一艘航母”,单志广说。一个航母级系统一定要各系统间高度联动,作战系统、排水系统、指挥系统、信号系统和后勤系统等要高度协调;如果每个系统都自成体系,各自为战,就没有合成的战斗力,则不能称之为航母。所以,智慧城市需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方法,科学地开展顶层设计,要从全局视角出发进行整体谋划、资源匹配。

  单志广建议,智慧城市在未来要更加尊重治理对象,包括治理载体的发展规律,即需要把城市当作生命体、有机体和智能体来看待。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通过技术提高智慧城市的治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使得城市的社会治理,比如疫情防控、突发事件能够及时诊断、科学预判,并迅速响应。

  “十四五”时期,数字化发展进入到深水区。智慧治理、智慧服务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回顾过去的智慧城市发展、治理方式的探索,单志广表示:“面向未来,我们要更加强调数据要素的作用,实现向数据要智慧,向数据要治理,向数据要品质,向数据要优势。”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智慧城市的发展已进入到要以效益和效果为导向的深水区,需要重新思考智慧城市和智慧治理到底是为了谁,到底应该怎么做。

  ——单志广

  企业微信助力社会治理数字化

  5月27日,在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治理之策:线上社会,治理有‘数’”主题论坛上,腾讯企业微信政务民生行业总经理王琼以“连接助力社会治理数字化”为主题进行分享,介绍了近年来腾讯企业微信在社会治理数字化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感悟。

  助力社区治理,提升居民幸福感

  王琼介绍,过去六年来,企业微信助力一些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形成了多维度连接。

  比如在网格治理方面,企业微信助力了老旧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紧密连接。一些老旧城区没有物业,居民生活中遇到困难,比如路灯坏了、井盖没有,却不知如何联系有关部门处理;即便找到网格员处理,往往对进度不了解而容易产生抱怨。

  王琼表示,网格员看到消息后及时处理,系统自动形成工单,并将问题归类,交由相关部门监督办理。工作流程一目了然,工作效率提高。同时,微信群和朋友圈也成了网格员发布通知、信息的重要空间。

  “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在王琼看来,企业微信在乡村振兴上也同样起到实效。

  近年来,很多农村开始进行乡村振兴建设。这就需要地方党组织继续带领村民发家致富。但在以前,带领村民并不容易。比如扶贫政策生怕村民们错过,需要挨家挨户跑,有时候一天会走上几万步。

  而现在,像河南省濮阳市将当地党组织搬到企业微信上。党支部书记、村民、其他村支部书记、上级部门就都连接了起来,消息即时互通,打通了当地农产品的种植、销售渠道。

  数字化抗疫:信息采集提升效率100倍

  在备受关注的疫情防控方面,企业微信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以张家界一些小区实践为例,王琼介绍,过去,一个2700多人居住的小区,需要几十名志愿者花两天时间上门收集信息,现在只要一名志愿者一天时间就能完成,效率提升了100倍。原因在于,志愿者将企业微信的收集表发至居民都在的微信群,辖区居民填写健康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进行统计,便于统筹。

  不仅如此,为了降低疫情期间居民的焦虑感,张家界还邀请国家疫情防控专家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用企业微信开展线上直播,给居民讲解疫情知识、及时进行心理疏导。王琼表示,企业微信具备强集成能力,除了让政府接入第三方应用,还能让各单位接入自己研发的应用。这样就改变了原先各种应用散落在各处、数据间不互通、账号不互通的问题。企业微信几乎可以做到一个账号访问所有平台和应用。

  王琼以“粤政易”平台为例介绍,当下,政府工作人员的办公趋势是从传统办公模式向掌上办公模式转变,“粤政易”这个移动办公平台即为广东省通过政务微信搭建的专属平台,便于全省一网统管。目前,全省公务员的公文收发查阅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保证上级的工作安排能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位、落到实处。

  “粤政易”不仅是内部移动办公的平台,同时更是对外连接共享的“一张网”。这个平台支持各单位把自建的应用接入平台,公务人员一个账号、一个入口就能办事,助力全省的远程交流和应急指挥。同时,“粤政易”平台与“粤省事”、“粤康码”等功能互联,做到了政务服务的一网通办,数据共享流通。

  除了强集成之外,对于政府数字化治理的生命线——数据安全,王琼表示,企业微信一直在努力加强自身的安全能力建设,目前已经获得信息安全领域的多项认证证书,能够提供受到国际认可的、国内领先的全面安全保障。此外,企业微信同时支持私有化跨网部署,全面保障政府组织的信息安全。

  新京报记者 李潇潇

  企业微信助力社区居民和基层网格员连接,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王琼

  以技术+善治回应线上社会治理挑战

  5月27日,在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线上社会,治理有‘数’”主题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以“线上社会重塑治理”为主题发表演讲。

  互联网对传统管理方式的四种挑战

  何艳玲表示,互联网构建的“线上社会”不仅是线下社会的折射,同时亦具有一些独有的特质。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的叠加,对现在社会的结构及治理方式产生影响。这可以从互联网自身,以及“互联网+”两方面带来的变化进行分析。

  何艳玲认为,互联网自身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社会交往扁平化;二是,公共表达低成本、无时差;三是,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和生产者;四是,行为变成数据,并能够被解读,数据之间亦具有内在关系。

  这些特点与传统的管理方式几乎都是针锋相对的。

  除互联网自身带来的治理挑战外,“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比互联网自身带来的变化,甚至更为深刻、广泛,因为这将涉及更多领域的政策设计问题。

  同样,“互联网+管理”也在改变治理的逻辑。“互联网+管理”意味着“文件”被替换为数据,“规则”被替换为“算法”。何艳玲认为,虽然这样能够提高效率、提升管理的颗粒精细化程度,但当人的行为、伦理和情感被抽象为算法、数据之后,这种所谓的“管理”未必是我们想要的管理,或者说,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见的伤害。

  技术为“两难”治理问题找到新解决方式

  这些变化意味着社会和市场都达到了空前的复杂程度,意味着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需要快速予以回应。

  何艳玲认为,既然是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那么同样可以通过技术来回应这个变化。只是在前面第一阶段,技术是中性的,而在第二阶段,技术则是“向善”的,也就是要通过技术的力量让我们达到更好的“善治”。换句话说,就是让技术重塑治理,回应技术所带来的治理挑战。

  首先,技术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识别社会的需求。识别社会的需求是治理的最核心问题。何艳玲表示,治理的核心问题不是怎样提供服务,而是怎样精准知道公众的需求是什么。

  在这个基础之上,技术通过突破资源的约束,可以让服务变得更容易被获得,甚至可以个性化地定制每个人所需要的恰到好处的服务场景。这与传统社会管理结构中每个人被模糊成“群众”不同。

  同时,由于技术是具有“弹性”的,这种弹性可以弥合传统体制的缝隙和时空的缝隙。以现在流行的“秒批”为例,何艳玲表示,通过技术对流程的改进,可以打破传统部门之间的分割和扯皮,从而达到我们所期望的“体制改革”。

  此外,由于技术的提供者往往是企业,企业也将成为治理问题重要的研判者。这将使得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更加良性的合作关系:政府可以更懂得企业,企业的逻辑将变成治理逻辑的一部分;企业同样更懂得政府,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公共责任将成为企业的常识。

  最后,“技术+治理”的创新能够为一些传统的“两难”治理问题找到跨界的创新解决方式。何艳玲强调,所谓的创新不是用新的替代旧的,而是为“两难”问题找到更好的答案。因此,如果传统的体制无法打破“两难”问题的僵局时,或许可以通过技术找到新的撬动点,从而突破面临的困境。

  何艳玲总结认为,通过技术的使用可以改变社会治理的方法,进而改变政府的治理生态。这与传统上强调要从体制进行改革相比而言,更具弹性。换句话说,技术让治理变革的过程变得更轻巧、更精准,并且更有可能。

  

  技术让治理变革的过程变得更轻巧、更精准,并且更有可能。——何艳玲

  新京报记者 郑伟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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