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徐兵河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长期致力于乳腺癌关键技术研究与抗肿瘤新药研发，研究成果写入多部国内外规范和指南。

　　1977年恢复高考时，19岁的徐兵河是湖北大冶一所小学的民办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帮学校食堂师傅挑水、做饭之后，他才能抽出时间准备考试。从湖北医科大学毕业后，徐兵河见证了中国肿瘤学科的发展。作为国际知名肿瘤内科和乳腺癌内科治疗专家，他坐镇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在国内数个版本的医院和科室排名中位列首位。40多年后的今天，徐兵河说，“高考和上大学，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高考老乡骑车带我往返考点

　　新京报：您是哪年参加高考的？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徐兵河：我是1977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参加（高考）的。那时我19岁，高中毕业刚两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家乡湖北大冶，先在林场工作，后来又当起了民办教师，教小学五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数学、物理。我还是班主任，要备课、教学，还要做好班级管理工作，其实任务挺重的，没有太多闲暇时间。

　　不仅如此，我们学校食堂那时只有一个师傅，年纪也不小了，我又是学校里比较年轻的老师，一有时间，就去帮着师傅挑水、做饭。

　　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复习功课。其实挺匆忙的，准备起来也不容易，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分为农技班、农机班、会计班等，我是会计班的，语文、数学都挺好，但物理、化学知识相对贫乏，有点偏科。

　　我当时跟一个老乡一起复习，他的物理成绩很好，我语文成绩不错，我们就互相帮助。

　　新京报：当时高考，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兵河：我所在的小学离考点有十多里路，一位一同参加高考的老乡每天骑车把我带过去。高考那几天，我早上六点起床，自己带点干粮中午吃，下午考完，那位老乡再把我带回来。那会儿基本都是土路，也少不了上下坡，不像现在这么便利。

　　大学头半年成绩并不好

　　新京报：为何选择医学专业？

　　徐兵河：我其实一开始想报考工学、军工相关专业，但后来被湖北医科大学录取了。

　　可能因为所学专业不是自己的第一选择，我大学头半年的成绩并不好，当时就老想着是不是有机会再考一年，能重新选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当时班里有25个人，第一个学期的成绩出来，我排在中下游水平。

　　但我骨子里是个很要强的人，对这个成绩并不满意，就开始用功，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喜欢上了医学专业。后来，我每门课成绩基本都在90分以上，毕业时的平均成绩达到了92分，当时毕业留校要求平均成绩达到85分，我排名第二。

　　我个人的感觉是，很多人在年轻时，其实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要学什么专业；不是自己十分喜欢的专业，一样能学好，在了解的过程中会重新认识。

　　新京报：您之后又如何进入了肿瘤科这一领域？

　　徐兵河：因为成绩不错，我获得了留校的机会，在学校附属医院肿瘤科工作。那时候，大家都愿意选择到内科、外科这样的大科室工作，像肿瘤科这样的小众科室，几乎无人问津。那个年代，肿瘤的发病率比现在低，大家把肿瘤几乎等同于绝症，应对办法也有限，除了手术和放疗，基本就是姑息治疗，不像现在方法这么多。

　　新京报：为何一直在走继续求学之路？

　　徐兵河：我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老在武汉待着，视野还是不够开阔。

　　当时工作两年后就可以考研究生。1984年，我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内科，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孙燕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肿瘤学界泰斗）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后来又到国外工作了几年，1991年-199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5篇科研文章，涵盖了当时的几家顶级医学期刊。我的导师希望我留下来，但我坚持回国。

　　1993年底，我回到国内，好多同行都说我傻，但我没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出去是学东西的，东西学到了，就回来，而且国内的环境也更适合我。我又在1996年至1999年在国内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

　　高考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

　　新京报：如何看待高考对您人生的意义？

　　徐兵河：高考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心存感激。

　　在我上学那个年代，还是很穷的，吃饱都很难。小时候，家里穷得想吃点干饭都很难，都是喝很稀的粥，鸡蛋、肉更是只有过年、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除了穷，我们在各方面也都还很落后。我格外珍惜高考的机会，高考和上大学，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改变了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人生轨迹，所以大家在大学里学习都很刻苦，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新京报：对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您有怎样的寄语？

　　徐兵河：坚持自己的梦想，愿意为梦想付出努力。为梦想而奋斗，努力就有收获，奋斗必有结果！

　　新京报记者 张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