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超民族国家实体未必一定就是脆弱的

　　郑非

　　政治学者，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政法学院。著有《帝国的失败》《帝国的技艺》

　　古罗马、哈布斯堡、法兰西、大英帝国、沙俄……欧洲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族群参差、政制迥异的帝国。可以说，这些帝国的兴衰史是欧洲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记忆。如今，作为超民族政治体的欧盟也在面临欧洲历史上的帝国所遭遇的种种难题。帝国瓦解后的遗产是欧盟内部不和、民族间冲突不断的部分原因，昔日帝国的应对之道和历史教训也可为今人思考欧洲问题提供帮助。

　　任教于上海政法学院的青年学者郑非专注于比较政治和族群政治研究，他在《帝国的技艺》和《帝国的失败》（“帝国三部曲”的前两卷）中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想象前现代帝国的独特视角。欧洲如何应对昔日帝国遗留的挑战？棘手的难民问题与欧洲的世俗化和多元主义有多大的关联？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帝国三部曲”的作者郑非。

　　欧盟的“帝国后遗症”

　　新京报：你在《帝国的技艺》中举例分析了英、法、奥、俄等欧洲帝国在统合域内不同民族时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方式。而德国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在《帝国统治的逻辑》中也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在英、法、奥等帝国瓦解之后，欧洲遭遇了动荡不安、冲突不断的后帝国时代的通病。欧洲帝国瓦解之后，是否留下了所谓的“帝国后遗症”？当今欧盟举步维艰、分离主义盛行的局面，是否与欧洲帝国的历史有关联？此外，欧盟的未来发展，是否可以从近代帝国的历史中借鉴经验？

　　郑非：欧洲帝国瓦解之后，确实有某种帝国后遗症存在。这主要涉及的是中、东南欧地区，过去这一片地方都生活在帝国统治之中。由于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所以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族群混居、杂居，没有清晰的族群地理边界，人们双语甚至多语。由于帝国的施政中的种种问题，这些地方的混居非但没有带来融合和相互理解，倒是使人产生了“四面皆敌”的错觉和“族群军备竞赛”的动力，所以这片地方的民族和民族国家建设往往是排他性的。即使到现在，中东南欧一片地方的国家仍然天然地对集权中央和他者保持警惕，这就是帝国后遗症的一种体现。

　　当我们说欧盟能够从往日帝国经验中吸取教训的时候，人们往往是看向哈布斯堡王朝。正如人们常说的一样，当今的欧盟跟往日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在形态上确实有相似之处，“和哈布斯堡王朝一样，欧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国家、民族、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和自治地方的复杂集合。两者都是通过自愿加入而壮大，而不是通过武力征服。欧盟和哈布斯堡王朝都是部分地由跨国精英联系在一起的：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军官和公务员，欧盟通过商界精英和欧盟及各国的公务员。”同样，两者都依赖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正因为有这种相似之处，所以很多欧洲人会望向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治理，希望能从中获得经验教训和教益。

　　如果我们要总的评价晚期奥地利帝国的帝国治理策略的话，那么奥地利史学家杰拉尔德·斯托日的一个结论完全适用，这是“通过分离达成和解”。这种分离并不是地域上的，而是制度上的——帝国认为，应该在奥地利社会内部执行某种民族认定程序，国家政策的制定、财政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应该考虑民族因素，以区分/隔离民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这种分离并不是联邦制式的地方自治安排，而是在一个大家长的监管下，分别向帝国内的各个民族提供政治与社会服务，把他们隔开，以求稳定。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伦纳在1899年发表《国家与民族》一文，提出了所谓“文化自治”（或者说“非区域自治”）的主张。他的想法是，帝国的实情是民族分布星散，这导致地域民族自治成为一件难事（不论在什么地方，总有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争斗）。既然如此，那就要保证在同一区域内各民族各行其道，不相互干涉。所以，这一模式认为，在多民族国家，族群可以作为自治单位组织起来，而不必考虑居住地域。在大多数传统理论中，民族自治要求自治民族有一个领土基础，或者至少有意建立某种作为领土基础的“自治家园”。相比之下，伦纳的理论基于“非领土民族自治”的理念。这意味着，无论自治社群在多民族国家中有什么样的居住地，它们都可以被组织成一个法律/主权集体。伦纳认为，就像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可以在同一个城市共存一样，不同民族机构也可以和统一国家组织共存，只要他们不宣称自己的领土排他性。此外，伦纳也假定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来由是文化上的（跟语言、教育和其他文化权利有关），因此，完全可以像“政教分离”那样“政族分离”。

　　总的来说，我觉得哈布斯堡王朝的这套方略对当下的欧盟无用，因为欧盟还没有统合发展到内部产生文化战争的地步，也许将来的欧盟才会有此需要吧。

　　新京报：难民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欧盟内部造成了分裂。一方面波兰、匈牙利等天主教国家对于接收难民问题极为抵制。另外，欧洲穆斯林社区的同化与被主流社会接纳问题上也是充满波折。为什么主张世俗化和多元文化的欧洲，会在难民问题上左右为难，文明间的冲突是否不可调和？

　　郑非：现在欧洲的世俗化和多元文化基本上还在传统自由主义的范畴内。正如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所指出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根据个体的群体成员身份来界定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的封建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

　　欧洲国家现有的举措，无论是世俗化也好，还是多元文化也罢，都是在个体上下功夫。简而言之，“你信你的”。

　　但是当大批穆斯林难民进入欧洲之后，就对欧洲各国的政治与社会都造成了相当的冲击。首先因为这些难民的宗教信仰其实是比较强调“政教合一”的，其次则是因为这些难民其实不仅仅是宗派成员，而且还可以被归类到一个阶级（他们穷）、一个族群（他们需要抱团取暖）之中，他们与本土社会的隔离是几重的。他们的需要并不是抽象权利上的平等，而是某种群体上的特殊照顾。说老实话，我个人认为，目前的动荡并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就是一个新人群进入一个本地社会必然会造成的冲击。美国在十九世纪中期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当时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大量移民到美国，这导致美国国内产生了相当的政治与社会冲突。但我们基本上不会把这段历史上的冲突归结到文明冲突的范畴。

　　“瑞士模式”会是欧盟的未来吗

　　新京报：欧盟内部面临着右翼政党与民粹政治回归的潮流，无论是欧尔班和勒庞都认为欧盟对本国的传统价值与主权构成了挑战。在你看来，这是否意味着欧洲价值在不断受到冲击？而欧洲作为一个超越主权的政治体，是否依然要面对着20世纪的民族国家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郑非：是的，无论是欧尔班还是勒庞都既是地方的，也是保守的，他们对欧盟这个信奉自由多元主义的超民族国家实体产生了真实的威胁。但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这种超民族国家实体必然是脆弱的。不信，我们看瑞士。

　　瑞士政治学家沃尔夫·林德（Wolf Linder）在其著作中曾风趣地说：“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今天会发明像瑞士这样的东西。把一个只有850万居民的小国分成26个州和2000多个市镇？即使是人口超过8000万的德国，也只有16个州。此外，这不仅意味着平均每个州只有33万人口，还有自己的宪法、政府、议会、法院、国旗和国歌，各州事实上的规模差别也很大，内阿彭策尔州（Appenzell Inner-Rhodes）只有1.6万人，苏黎世则超过了150万居民。市镇的数量也有很大差异，从格拉鲁斯州（Glarus）和巴塞尔州（Basel）只有3个市镇，到伯恩州（Bern）有346个。除此之外，这个国家还能识别出四种不同的民族语言，其中的三种还正好是隔壁强大邻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国语。如果说语言边界和各州的多样性是重叠的，这一切还说得通，但是这不是真的。十七个州说德语，四个州说法语，三个州是双语州，一个州讲意大利语，还有一个州是三语州。当这一切被发明出来的时候，逻辑绝对不是决策的一部分。”

　　林德因此评价道：“同当时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不同的是，（瑞士）国家不是建立在同一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人群之上的……因此瑞士不是一个文化国家，而是一个政治国家。”换句话说，瑞士这个国家完全是政治建构起来的。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瑞士政治的稳定性有目共睹。自1848年以来，瑞士没有发生任何大的族群冲突。自二战以来，瑞士政府一直由同样的四个政党构成，它们一起代表了70%到90%的瑞士选民。瑞士政治学家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指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声称代表三个族群语言群体中的一个，没有任何可见的政治运动可以让讲法语者或讲德语者围绕一个共同事业集合起来……简而言之，在瑞士的政治舞台上，族群差异并不重要。” 瑞士安稳得如此理所应当，以至于威默自述说，当他长大后越来越了解外部世界，就越来越疑惑——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逆行”？

　　如果瑞士能够做到，欧盟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