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里”有“面”乡风文明为村庄铸魂

　　自2020年农业农村部向社会公开推介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以来，来自北京的村庄从未缺席过名单。

　　乡村发展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多年以来，乡村的建设，不仅仅是要搞经济、产业这些能一眼看到的“面子”，也非常注重“里子”，而乡村文化作为乡村发展的灵魂，就是“里子”。乡村文化是很多北京乡村治理的第一步和一直以来的抓手，乡风文明也在至今的许多年里，为村庄发展提供着澎湃动力。

　　思想文化阵地 你不占领就有别人占领

　　日子到了仲夏，万物皆盛。下午四五点钟，日头就不那么灼人了，在通州于家务乡仇庄村，村民李景兰和杨万香总爱坐在宅院大门的荫凉里闲聊。李景兰新理了发，那是仇庄村给60岁以上老人的每月免费福利，两人说起近几天村里为年长村民准备的伙食样式丰富，且每顿饭老人们只花一元钱。

　　李景兰和杨万香都是“仇庄媳妇儿”，嫁到村里大半辈子，没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而成为村庄的边缘人。仇庄村重孝道，专门设立了一个“老人节”——杨万香说每年腊月二十，村干部和书记总要带着慰问金到家家户户，给老人们拜年问候，“到今年是第二十四年，村子也早已经大变样了。”

　　1998年，王书信记得那是春分日，正赶上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村民们分田地，没人能主持大局，王书信是临危受命，当上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他觉得村民的这份信任来自于自己早年间管理企业的经验，同时，也是看中了他的家庭关系，家里面几个兄弟姊妹和谐孝顺。王书信说，“冲这个，对我有很多期待，也给了我很多面子”。

　　刚刚上任的王书信对于怎么当好一名村支书并没有思路。彼时的仇庄百废待兴，如果说有什么名气，仇庄曾以穷和乱出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北京的个别农村曾被邪教染指，仇庄当时的情况稍严重些。村民选择了来自美满家庭的新书记，这也意味着这个当时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比较落后的村庄，最初的向往也只是安稳与和谐。

　　在王书信担任书记之前，假称“德”与“善”也是邪教接近、拉拢仇庄村民的“敲门砖”。“思想是一块阵地，你不占领，他就占领。你不种‘庄稼’，‘杂草’就会丛生。”王书信觉得只有当文化和信仰立起来，负能量和邪教才能被驱逐。在此后至今很多年里，真正的“孝道与德善”成为了仇庄的核心文化，也成为王书信发展村庄的主抓手和切入点。他寄希望以传统文化呼唤村民形成良好的风气，也盼望以此能占领村民心中的“高地”，引领村民不断振奋精气神、汇聚正能量。

　　王书信上任第一年，仇庄村就设立了“老人节”，每年为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慰问金。2014年，仇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家庭化，为193户家庭提炼制作了家风、家训、家规，为的是让家家户户过日子都有章可循、有规可守。

　　文化建设，搞的就是一股精气神，为的就是村庄积极向上的活泛劲儿。家训家风的重申看起来有些古板，可老话讲，“有言之教谓之训，无言之教谓之风”，在王书信眼里，这些又都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也是乡风文明的底气。“风气”足了，就成了“风俗”，自能传承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

　　家庭和睦 就是乡风文明的支点

　　顺义区马坡镇石家营村距离仇庄村不到80公里，石家营村现任书记胡国卿几乎与王书信是同龄人。二十多年前，他们的人生轨迹是相似的，从企业到基层，对于村庄治理，以文化为抓手，是素不相识的二人作出的相同选择。

　　胡国卿记得，自己刚刚当上书记那几年，村集体年收入只有3万元，但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抓经济，而是搞环境。“最开始想的是‘环境立村’，当时村里面确实脏乱差，我心里想的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庄连卫生都搞不好，也就别搞别的了。”

　　石家营村不大，全村只有不到200户，总共不到600人。沿着一条贯穿东西的光明大街，走个来回也不过20分钟的时间。现如今无论是村庄的门面主街，还是街巷胡同，都宽敞整洁，这是村里用了整整五年治理的结果。胡国卿懂得循序渐进的重要性，1996年上任后，他要求砖瓦砂石木逐年逐街退出村庄道路，5年后已经是2001年，石家营的整洁和绿意已经从主干道逐步延伸至环路、大小胡同。

　　治理环境只是胡国卿迈出的第一步，是对乡风建设的铺垫。随后几年里，村庄以奖代罚，为杜绝不文明行为的老人发放精神文明奖励，也为能够约束子女、晚辈不文明行为的长者发放“操心费”。“同时，垃圾分类、节水节能、规范停车、健康戒烟都有奖励。”胡国卿说，能够做好这些，是要各家各户在家庭关系和睦的基础上完成的，而和睦的家庭关系，就是乡风文明、社会和谐的支点。

　　现如今，即便石家营村大部分农户都已经住上了超过2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可直到疫情前，村里十六年前开起的“婆媳澡堂”，还是很多村民每周必去的地方。这间在2006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局之年建立的“阳光浴室”，一直在为陪伴老人而来的年轻人以及被陪伴的老年人，免费开放。

　　“儿媳陪着婆婆，儿子陪着老爹，孙子陪着爷爷。我们的初衷，是希望村里的家庭成员间，能通过洗澡洗出感情。”胡国卿觉得，这其实是把农村的人情亲情打造成一面镜子，“能不能带家人一起来，有没有陪伴老人一同去，都会被街坊邻居看在眼里。”这是一件需要在“背后下功夫”的事，这意味着村民们要自觉去解决各家的矛盾，让问题不出家门，也让家庭的和睦被别人看在眼里。

　　美丽乡村 精神上也要有“绿水青山”

　　近几年，在提及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为什么要操心村民的家事，对于在基层工作的人来说，王书信和胡国卿的答案是一致的。因为家是最小的社会单元，小家的和谐稳定，不仅能有效降低乡村治理成本，村庄也会因为村民家庭的和谐而凝聚力量，好的家风就会成为乡风，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

　　两位村支书都曾提到，乡村振兴不仅仅是要搞经济、产业这些能一眼看到的“面子”，也要注重“里子”。

　　什么是“里子”？对于胡国卿来说，村民的文化生活，对于家乡的归属感，就是“里子”。曾经有一段时间，胡国卿很担心因为居住条件的改善、物质生活的丰富，村民会更多“宅”在家里，如那些林立高楼中的城里人，长此以往，这会稀释农村地区区别于城市的特有的人情羁绊。“所以这些年里，我们还创作了村歌，成立老年合唱团、模特队、舞蹈队。”石家营的村歌曾两度唱进了人民大会堂，村里的老年模特队，也曾登上全国乡村春晚的舞台。除了这些成绩以外，胡国卿更在意这些文化生活对于村民的改变，“乡村文化能够将村民紧紧联结在一起。”

　　王书信更加直接地提到了村民内心的幸福感，“对于农村来说，幸福感未必是实现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王书信眼里的新农村，一进村庄得是“主街绿，横街花，村民房前屋后还要种瓜点豆”，“得保留住农村的特色，也要搞好家乡的文化。”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这是融入中国人血脉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村民内心幸福感的来源。

　　通州区仇庄村和顺义区石家营村，在2020年和2021年先后入选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在全国46个典型案例中，两个村庄代表着北京，占得两个席位。

　　与太多背靠绿水青山的美丽乡村不同，无论是仇庄村还是石家营村，既无青山可依，也无绿水相迎。“但要能把老百姓的思想意识，给它归置得干干净净儿的，保护好了，那大家也能收获自己心灵上的一片绿水青山，这同样也是金山银山。”王书信说。

　　初心不变 红色文化在这里传承

　　北京乡村的文化，不仅内涵深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广泛分布、各具特色、各有味道。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在北京三条文化带中就独具特色，她沉淀着北京的历史文化和红色血液，也一直践行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初心使命。

　　1924年以前，在京西永定河冲积平原，丰台区卢沟桥乡大瓦窑村的命运只与都城砖瓦相连。1924年之后，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这个村庄成立，村庄的命运自此与时代的脉搏共同起伏。近100年后，随着城市化发展，大瓦窑村再难见传统意义下农村风貌，但红色历史仍然给村庄带来沉甸甸的荣誉和责任。

　　1943年10月，19岁的曹火星在房山霞云岭乡堂上村，留下了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在堂上村被唱响，传遍山河。歌曲以激昂的旋律完成了对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巨大贡献，堂上村也因为红色文化和资源禀赋，肩负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使命。

　　上世纪六十年代，曾轰动一时的电影《红色背篓》，以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党员王砚香为原型，讲述着供销社负责人常年背着背篓翻山越岭，走过几十里为村民运送物资的故事。进入21世纪后，黄山店村曾经靠山吃山，建起水泥生产线，成立矿业公司。而最近10年，黄山店村同样“靠山吃山”，却已然换了种“吃法”。村里投资2000万元实施了坡峰岭景区建设工程，以“背篓精神”为动力，组织村民筑路修坡，修建6000米长登山步道，同时抓住政策机遇，退耕还林，在石灰岩山头造林800亩，让京西南的坡峰岭红叶，成为了北京人眼中的一抹惊艳秋色。

　　2022年3月，在《北京市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方案》中，乡村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仍然是当下的重点工作之一，也将继续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培育提升乡风文明提供有力支撑。

　　味道不改 农耕文明在这里延续

　　农业文化遗产也是乡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已认定了六批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这份名单中，自2015年起，再不缺少来自北京的明珠。

　　京西稻曾经是仅供皇家使用的稻米，几百年后仍赫赫有名，这名气来自从前“贡米”的名号，也来自于京西稻香甜细嫩的口感。上世纪八十年代，京西稻的种植面积曾达顶峰，十余万亩的稻田水网密布。后期，随着海淀区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京西稻的种植面积一度锐减。直到2012年，海淀区上庄镇西马坊村流转了土地，通过集中种植管理的方式，才终于为延续百年的“贡米”留下了最后一片稻田。2015年，京西稻作文化系统获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到了2021年，海淀区京西稻种植总面积1960亩、产量约1000吨，已占全区秋粮产量近一半。

　　另一边，与京西稻同样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还有平谷“四座楼”麻核桃生产系统。在北京的文玩圈里，四座楼核桃，当属文玩核桃界的“元老”。现如今，在平谷的保护区内，树龄300-500年的原生四座楼麻核桃古树仍有十余棵。麻核桃生产系统的种植栽培史已超越千年。

　　2022年，北京平谷继续完善了四座楼麻核桃生产系统的保护和传承，包括对原生古树的普查救护、对百年以上麻核桃树的保护等。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熊儿寨乡还利用闲置房屋重新建设麻核桃博物馆，继续开展农耕文化宣传、民俗风情、文玩产品展示、行业交流等。

　　文化赋能 乡村发展有了更多生命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全国对乡村文化振兴、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么，什么是乡村文化？乡村有什么样的文化呢？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农耕文明是民族文化的根脉，乡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其中包括丰富的农业文化，如种植制度、栽培方式等很多已经列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地方品种、生产经验、农业信仰、农具及其使用等，其中所凝集的生存智慧至今依然对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此外，乡村生活方式、节日习俗，传统手工艺，民间文艺等都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之所以有时对乡村文化重视不够，甚至认为乡村是文化的荒漠，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文化。”朱启臻强调，“文化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乡村文化渗透在乡村生产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朱启臻指出，乡村文化建设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化。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意义和目的，就是约束、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利益、家规家训、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以及民间信仰，都具有教化功能。而在被教化过程中，也会更利于人们认识和维系村落的价值系统，保护、传承村落文化。

　　在提及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中，文化振兴其实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环。而在朱启臻看来，却正是这一环，不仅可以渗透在产业、生态、治理等各个领域，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乡村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精神层面，文化是可以给人带来幸福的。”朱启臻说，农村地区的乡愁、强调的孝道、德善等文化内容，人们对它们的需求是高于物质需求的。人们所盼望获得的成就感、尊重感、认同感，这些感觉的内生动力，也主要来自于文化。

　　而在物质层面，文化也渗透在乡村振兴的所有方面。“以乡村产业举例，如果没有文化，那么产业很难被赋能、增加附加值，因为如果要延长产业链，打造品牌，赋予产品文化内涵至关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茶文化、酒文化有这么长的产业链、高附加值的原因。”朱启臻指出，“文化”对于乡村振兴，不仅规定了其方向，丰富了其内涵，也赋予了乡村诸多方面发展的生命力。

　　“三治融合” 打造文化振兴“北京样板”

　　2017年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也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

　　此后的这几年间，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2021年9月，北京市召开了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会议，审议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方案，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安排。会议提出，未来要提高认识，深刻把握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大意义；要突出思想价值引领、突出乡土文化多样性保护、突出高品质文化供给、突出实现两效统一，抓好落实，高质量完成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重点任务；要在精细上下功夫，在示范上谋创新，在融合上显特色，在保障上见真章，在统筹上求实效，打造乡村文化振兴的北京样板。

　　今年五月份，《北京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方案》发布，要求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中特别强调，要形成乡风文明新气象，形成与首都功能相适应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新局面。

　　北京文化振兴目标

　　2021年9月

　　北京市召开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会议，审议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方案，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安排。会议提出，文化振兴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举措，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是增强乡村群众精神力量的必由之路。

　　2022年5月

　　《北京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方案》发布，要求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记者手记】

　　我们在向往乡村时，是在向往什么？

　　城市里的人，可能很难深入理解什么是乡村文化。在采访过程中，来自基层的书记们说，乡村的文化是人们对善与美的最朴素的追求，它们会凝结成一代人或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而在专业学者看来，看似不容易被捕捉的乡村文化，渗透在生产生活方方面面。

　　当人们向往田园牧歌的时候，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系统在吸引我们；当人们暂时移居乡野时，是流连忘返于宁静自在与淳朴民风。这些都是乡村文化，也都是被文化孕育着的乡村所展现出来的吸引力。

　　城市间，总不缺功利性的体系去评判人们创造的价值，但乡村很少涉及这一点。因为与很多世俗的定义不同，属于乡村的文化，有些恰恰是“反成功学”的。理解乡村文化因何失落、为何兴盛、怎么振兴，也是在为人们梳理乡村从前要从哪儿来、未来要到哪儿去、还将有怎样的澎湃活力。

　　文化是乡村的“魂”，是乡村振兴的“软实力”和内生动力。在农村精神文明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同时，如朱启臻教授所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文化因子，乡村给人们的幸福生活期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