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量化、碳定价与碳金融是双碳利器

　　从2020年9月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今一年多来，绿色金融议题持续受到关注。其实减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在我国已迅速发展，但很多问题还在讨论中，例如经济增长和减碳怎么平衡？企业如何结合碳减排目标来发展？碳交易市场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零碳研究院近期对话了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王乃祥表示，“碳达峰碳中和”会提供经济增长新动能，拉动新的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矛盾。结合碳减排目标，企业可以碳资产管理为切入点，通过绿色信贷等金融手段将资产价值最大化，同时加强技术研发和能力建设。

　　减碳过程中，碳交易是业界公认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北京的试点已可印证。王乃祥介绍称，北京碳交易试点运行八年多来，激发了企业主动开展清洁能源转换等工作，如北京排水集团、北京公交集团等企业，通过节能改造、公交车“油换电”等方式持续推动减污降碳工作。

　　在碳交易体系中，还离不开能够帮助企业和居民算清“碳账”的碳账户。据了解，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积极搭建北京绿色项目库及企业碳账户，为本市所有企业及项目建立碳账户，进行碳排放和碳减排核算。

　　北京绿色交易所的前身是成立于2008年8月的北京环境交易所，发展至今已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之一。

　　双碳提供经济增长新动能，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矛盾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很多人现在还很模糊，“绿”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近年高污染、高碳排放的行业开始改用清洁煤了，但清洁煤在2021年的绿色债券指导目录中被剔除，所以应该说它是“绿”还是“非绿”？类似情况该如何界定？有学者用经济学指标度量，即单位排放所对应的GDP，是否合理？

　　王乃祥：什么是“绿”，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可以尝试从“绝对绿”和“相对绿”两个维度去理解。其中，从碳排放的角度看，“绝对绿”是指零排放甚至负排放的活动，即所谓的零碳或负碳；“相对绿”是指低排放的活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低碳。

　　从绿色金融角度，对“绿”的标准或许可以从绿色金融支持的领域中寻找答案，比如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就明确对绿色金融进行了定义，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上述金融服务支持的领域，应该就是七部门用列举方式界定的绿色范畴。

　　关于清洁煤的问题，是“绿”还是“非绿”，从不同的维度和时间节点做出的判断也是不同的。从现实国情出发判断，清洁煤是相对“绿”的能源；但从碳中和角度，清洁煤还是不够“绿”的。

　　“绿”和“非绿”的度量指标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2021年10月，在我国政府向联合国更新提交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提出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等目标。因此，碳排放强度也可以考虑作为度量绿色的指标之一。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说到GDP，我国要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也要兼顾经济稳定增长。请问应该如何平衡“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矛盾吗？

　　王乃祥：中央对处理好发展和减排之间的关系一直高度重视。今年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处理好四对关系：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明确提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如果把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割裂开来看，就很容易把两者对立起来，顾此失彼。但实际上，不管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还是一个企业，你很难把这两方面工作真正分割开，它们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必须统筹协调、平衡推进，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能走极端、转急弯，也不能一动不动、无所作为。如果你更多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就会发现减排其实是良药，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倒逼机制，为我国提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将改变各个行业的结构和面貌，拉动新的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所以，在发展和减排方面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小步快跑、协调推进，几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很可能又是一番新天地，当年的转型痛苦未尝不是别开生面的礼物。

　　四大瓶颈急需突破:建立机制防止项目“洗绿”等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去年末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20年下降18%。按照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现有的技术和资金能否支撑能源转型？有哪些是急需突破的瓶颈？北京绿色交易所参与起草的《碳金融产品》标准将在金融资源进入绿色领域方面提供哪些指引？

　　王乃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向来是言必信行必果，做得始终比说得多。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2020年将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0%-45%，这个目标在2020年“十三五”期末早已超额完成。当前，中央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高度重视，已经密集出台了“1+N”的政策体系，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就是上述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相信这些政策规划提出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当然，要落实上述目标挑战肯定会非常大，需要在发展模式方面做很大的调整，同时技术和资金支持都要跟上。发展模式和技术创新都是很大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作为交易所更关注的是资金支持和资源配置。

　　不同机构不同口径的测算都表明，中国实现碳中和至少需要百万亿元量级的资金投入。目前任何一个测算结果都是天量，是现有的绿色金融市场还远远难以支撑的，但另一方面也为金融市场的绿色化转型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

　　为了顺应和推动上述转型，我们认为有四方面瓶颈急需突破。一是需要建立碳核算工具，并逐步将碳核算全面运用到投融资过程中，确保对投融资活动的碳排放、碳减排量化影响做到心中有数。二是需要建立帮助各类金融机构批量、精准对接绿色项目的机制，防止主体和项目的漂绿、洗绿行为。三是需要更丰富、更多样化的绿色融资工具，满足不同主体、不同项目的个性化融资需求，实现绿色金融的供给侧改革，更好地支持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四是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你提到的《碳金融产品》标准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碳金融产品》标准在碳金融产品分类的基础上，给出了具体的碳金融产品实施要求，为金融机构开发、实施碳金融产品提供指引，有利于有序发展各种碳金融产品，促进各界加深对碳金融的认识，帮助机构识别、运用和管理碳金融产品，引导金融资源进入绿色领域，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今年4月，《碳金融产品》标准已由证监会发布实施，作为参与起草单位之一，未来北京绿色交易所会积极协助金融机构应用推广《碳金融产品》标准，服务绿色低碳投融资活动，同时根据市场实践反馈和其他起草单位一起修订完善该标准。

　　正搭建北京绿色项目库，企业自身要加强能力建设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金融机构判别一家企业“绿”“非绿”或者有多“绿”，前提是不是企业需要有足够多的信息披露？

　　王乃祥：金融机构判别企业“绿”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需要很多必要的前提条件，比如评价标准、基础设施、信息披露等等，核心都是要有真实、准确、及时和完整的信息作为判断的依据。因此，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是关键，相关的绿色金融标准是关键，相关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关键。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和金融机构开展绿色评价，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在积极参与相关绿色金融标准编制，推进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相关的绿色金融标准，包括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和绿色评价标准。环境信息披露标准方面，去年人民银行发布实施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标准，就是工商银行牵头、北京绿色交易所等机构参与起草的；目前，我们还在积极参与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和债券发行人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标准的研究起草，以及企业ESG相关团体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研究起草。绿色评价标准方面，在北京市金融监管局指导下，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在组织专家团队研究起草北京市绿色融资企业及项目的评价办法，为绿色企业与绿色项目提供评价依据。

　　为了帮助金融投资机构更便捷地进行投融资绿色评价，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在积极建设相关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在2021中国绿金委年会上，北京绿色交易所与北京绿色金融协会、评安国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布了“企业ESG信息管理和披露系统”，可为企业提供专业化、信息化、自动化、定制化的ESG管理和信息披露一站式、全流程服务。

　　目前，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在市金融监管局等主管部门指导下，积极开发建设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系统、北京绿色项目库和企业碳账户体系等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为服务绿色信贷和气候投融资等绿色投融资活动做好准备。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目前我国企业相关信息的披露情况如何？

　　王乃祥：2020年12月，中央深改委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随后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政策。

　　目前，我国正在企业和金融机构两方面加快推进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工作。在生态环境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和证监会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准则发布实施后，相关企业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已经进入规范化轨道。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方面，2021年人民银行重点针对碳核算和碳披露等工作进行了部署，目前各地绿色金改试验区正在按照人民银行发布实施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推进相关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对企业结合碳减排目标来发展，您有何建议？北京绿色交易所作为双碳管理公共平台和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在企业践行ESG及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可以提供哪些支撑服务？

　　王乃祥：碳达峰碳中和是各国在经济社会层面进行的一场系统性的全面转型。企业要抓住机会，迎难而上主动作为，以能源消耗和排放管控为依托，以碳管理作为切入点，在技术研发、运营管理、投融资和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提升。技术研发方面，要加强低碳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外部合作，为企业低碳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技术保障。运营管理方面，要加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监测统计与核算分析能力，摸清家底、优化管理，堵住跑冒滴漏。投融资方面，要加强CCER等碳资产开发管理，通过碳市场交易、碳资产抵质押以及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的结合，实现资产价值的最大化。能力建设方面，不但要通过培训持续加强团队成员的低碳管理、碳资产管理交易等方面的水平，还要通过信息披露强化面向政府、公众和金融投资机构的持续沟通能力，不断提升企业形象，增进企业价值。

　　北京绿色交易所作为双碳管理公共平台和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在企业践行ESG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企业ESG信息管理和披露系统”，为企业提供ESG信息管理评估、披露报告一键生成和发布披露，以及ESG相关能力建设服务，北京绿色交易所与评安国蕴合作研发的ESG培训项目正在陆续推出。在企业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北京绿色交易所可以提供涵盖碳量化、碳定价和碳金融相关的全流程系列服务，为企业开展碳核算、碳资产开发管理、碳交易、碳资产抵质押融资和挂钩CCER的绿色投融资提供支持，同时通过咨询、培训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服务帮助企业全面提升碳管理能力。

　　北京试点碳市场成交价全国最高碳交易积极助力北京降碳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各个城市间碳排放的总量差异也很大，北京碳市场交易为北京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发挥了积极作用，请介绍下目前北京碳市场的交易机制、控排机构数量、交易规模等，有哪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王乃祥：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自2013年11月28日开市以来，已平稳运行八年有余。北京碳市场共纳入了900家左右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在5000吨（含）以上的重点排放单位，覆盖了发电、供热、石化、水泥、交通、服务等八个行业。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北京碳市场已经形成了以北京市碳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为基础，涵盖林业碳汇、绿色出行减排量等多种产品的市场交易体系。2021年碳配额线上成交均价72.86元/吨，最高突破107元/吨，在全国7个试点碳市场中价格最高；截至2021年底，北京试点碳市场各类产品累计成交量达9336.77万吨，累计成交额30.03亿元。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制度完善、市场规范、交易活跃、监管严格，倒逼重点排放单位提高节能减碳意识，增强了控制碳排放的主动性，也有效激发了企业主动开展清洁能源转换、管理水平提升等手段实现减污降碳。作为北京最大的排放行业，电力行业排放强度呈明显下降趋势；北京排水集团、北京公交集团等企业，通过光伏发电、节能改造以及公交车“油换电”“油换气”等方式，持续推动减污降碳工作。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个人可以怎样参与其中？近期多家银行上线了碳账户，量化和记录个人的低碳行为，按照统一市场的设想，未来各家之间会打通吗？个人积累的碳积分是否也能交易，还可以有哪些激励用户践行低碳的方式？

　　王乃祥：碳达峰碳中和离不开个人参与，一是通过参与碳市场交易影响碳定价，二是通过参与碳普惠量化活动扩大行为减碳，前者大家关注度高，后者实际影响力大。

　　你提到的多家银行上线碳账户量化记录个人低碳行为，实际上属于碳普惠范畴，这也是现阶段个人可以普遍参与的方式，也是通过低碳生活方式支持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体现。普惠更多侧重于宣传引导，限于技术条件和成本等因素，碳量化的要求并不会特别严格，不同机构推出的碳账户在应用场景和底层算法等方面可能都存在差异，愿否打通要看各家意愿，能否打通需要统一标准。通过公益性碳普惠形成的碳积分，与商业性碳交易框架下的碳资产，本质上是两个概念，除了量化标准方面的差异外，更重要的是确权要求，只有经过主管部门确权后的量化减排量，才能成为可交易的碳资产。

　　目前，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研究设计个人碳账户，争取能够早日推出，为个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积极探索更多的激励方式。

　　“碳达峰碳中和”会提供经济增长新动能，拉动新的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矛盾。结合碳减排目标，企业可以碳资产管理为切入点，通过绿色信贷等金融手段将资产价值最大化，同时加强技术研发和能力建设。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 程维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