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上村：红歌出圈背后的乡村振兴

　　72岁的李增军摘下草帽，背挺得笔直。六月底，太阳毒辣，五米高的核桃树撑起一片阴凉。一提起“曹火星”，李增军就打开了话匣子。79年前，就在核桃树对面的小庙里，曹火星写出了不朽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李增军是村里最后一批和曹火星有过接触的老人。1994年，李增军任村党支部书记，2006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正式开放，李增军从此多了一重身份，人们常常见到他用洪亮的声音给游客讲曹火星的故事，16年来从不间断。

　　这也是堂上村蜕变的16年。有着一百年挖矿历史的堂上村，首次与历史宝藏相遇。2019年，堂上村入选北京市8个红色重点旅游试点乡村，土路变石板路，村中随处可见精心设计的公园景观。根据2021年统计数字，堂上村共有435户居民、1030人，人均年收入达到19300元，村集体年收入150万元。

　　像是历史的一次馈赠，一首红歌加速了整个村庄的发展。

　　历史的馈赠

　　1994年，70岁的曹火星重游堂上村。他从村里的中堂庙左侧土坡往上走。院中踱步几圈后，他给出答案：“我可以肯定，我是在这间屋子里把歌曲写完的。”

　　这是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石头墙、石头瓦，原本用作村中中堂庙的侧庙。抗日战争时期，这座庙被敌军烧了三次仍屹立不倒。解放后，它先后被当作堂上村小学、大队办公室、粮库。

　　历史回到79年前，1943年10月，曹火星和群众剧社社员赵艺平、赵珂等人组成小分队，来到海拔2000多米的堂上村。当时，堂上村隶属于平西抗日根据地，几个人帮助村干部做宣传工作，把党的抗日政策编写成短剧和歌曲。

　　曹火星当时19岁。那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小册子，妄称“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读罢，曹火星心潮澎湃，为自己找寻到真理而振奋。

　　村里人熟知的故事是：曹火星用一晚上时间写下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根据多位老党员、老八路和老游击队员的口述，相关资料称：那晚，曹火星住在侧庙，“翻身坐起，披上衣服，点亮了马灯，在灯下开始构思创作。经过一夜的思考、写作和修改，在第二天拂晓前终于写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一歌最早的词曲。”

　　第二天，曹火星将歌曲教给堂上村9位儿童团（少先队前身）团员，在村内传唱。2001年，毛泽东女儿李讷确认，毛泽东曾于1950年在歌名中加了一个“新”字，将其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根据相关资料，当年的儿童团员之一李福会曾说：“那时候，堂上村有七十多户，二百多口人，大家最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99年，曹火星于天津逝世，享年75岁。两年后，2001年6月27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文物陈列室以及歌曲诞生的屋子正式对外开放。陈列室前还落成了一座全新的雕塑：黄色的地球仪上，一面巨大的红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中喷薄而出。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6月26日，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主题的纪念馆在堂上村落成开馆。

　　红歌“出圈”

　　堂上村几乎人人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歌词共10句，节奏铿锵有力。在一些重大活动上，村民们还会组成表演队，挥动霸王鞭载歌载舞。这一舞蹈形式原名“打花棍”，表演者用一米长的花棍，里面缀上铜钱，两头套上红色布条。到现在，花棍已经换了几轮，霸王鞭演出形式愈发多样，动作的花样也越来越多。

　　1943年，曹火星看着村民玩“打花棍”，生发灵感，将其节拍融入到歌曲创作中。今年57岁的隗录云第一次学习用霸王鞭的形式表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儿童团员之一李万代当时七十来岁，边唱边打，力道十足。

　　李万代带着近五十位村中年轻女性，组成一支霸王鞭表演队，利用农闲时间每天学习。

　　今年57岁的任正叶对初学霸王鞭时的感受记忆犹新：表演者需要走十字步，手脚配合，自己起初不得要领，常常练到双肩酸痛。2000年初，她们第一次到房山区体育馆表演，那天，她们驶过70公里的路程，舟车劳顿，但任正叶说，只要一听见音乐，跳起来就有劲头。

　　2006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拔地而起。56岁的李增军成为馆内的义务讲解员，一直讲到现在，有16个年头。他常常戴着耳麦和话筒，在核桃树下讲述曹火星的故事，一天最多讲上七八场，每次三十到四十分钟。

　　李增军的素材大部分来源于另一位儿童团团员李福会。1973年，李增军从云南退伍回到村里工作，当时，李福会任村支部书记，总喜好拉着身边人讲述当年与曹火星相处的细节。

　　李福会年龄渐高，嘱咐李增军接过讲故事的这一棒，把革命精神传承下去。16年来，李增军一直搜集相关报道、收看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房山电视台新闻节目，留心历史资料，用时事勾连曹火星当年的故事。

　　他特别在意自己所传承的革命精神，常常嘱咐纪念馆里五位年轻的讲解员要做好“接班”人。姜茉丽今年36岁，从2012年开始在馆里负责讲述历史，是一位积极性很高的讲解员。提到李增军，她最先想起的是老人常说：“我有干不动的那天，你们要接过我这个往下讲。”

　　对于讲解员来说，展陈内容横跨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的历史。姜茉丽认为，这是一次深入了解近代史与党史、触摸历史脉搏的好机会。纪念馆最多的一年要举办近300场讲解活动，有时，遇到游客提出更加深入的问题，讲解员之间也会互通有无，及时补充知识。2021年，馆内以“人民的心声，历史的旋律”为主题，进行重新布展，大家又多了一次系统学习演唱红歌的契机。

　　姜茉丽说，这一年，她跟着老师学唱几十首红歌，红歌旋律长于抒情，将她缓缓带入。她最喜欢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十送红军》。

　　潮流中的先富者

　　“纪念馆”三个字也意味着机遇。

　　从2006年开始，每年党的生日、劳动节或其他节假日，一辆辆大巴车便会停在堂上村停车场。姜茉丽回忆，馆内单日团体（不包括散客）人流量曾达到两千人。纪念馆逐渐成为京内小有名气的红色教育基地。

　　这让隗录云看到了新的市场。在村民眼中，隗录云是一个“弄潮儿”。28年前，隗录云开了一家小卖部，起初几年靠赊账勉强维持开支。6年前，隗录云又和女儿、丈夫一起经营了堂上村第一家农家院。

　　隗录云家的农家院重点接待团队。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将近40桌人坐满两个院子，而隗录云的订单上已经排好下个月的饭菜。用餐者最在意三个元素：环境卫生、农家特色，关键是饭菜不能太贵，不能超出活动预算。

　　隗录云的女儿李晓熙今年33岁，她记得自己一开始通过熟人介绍客源，后来她在旅行社网站上搜索合作对象，一家一家打电话过去自荐。开张头两年，前来就餐的团队数量有限，但从第三年开始，一批批回头客涌入农家院，团体负责人与农家院达成合作关系。

　　在李晓熙眼中，母亲隗录云从来都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记得，自己读小学一年级时，父母就在村里开过饭店、跑过煤矿运输。每到秋天，隗录云还会到山上采摘松蘑，到冬天喜欢制作豆泡和扣肉，让李晓熙在微信朋友圈售卖。为了开好农家院，也出于爱好，隗录云追完了《舌尖上的中国》，还在短视频、菜谱App上浏览，一面看一面在本子上记下要点心得。

　　堂上村妇女主任隗合香和隗录云年岁相当，两人都在二十多年前从邻村嫁到堂上村，一同学会霸王鞭，在村民看来，做事风格也是一样雷厉风行。2019年6月，村委会决定以学校旧址为起点，筹备村级大食堂，隗合香成为食堂负责人。18天以后，食堂开张，延续农家院的形式，提供特色菜品，为就餐团体提供预算之内的选择。最忙的时候，十四五间餐室全部坐满，厨房里有12人准备餐饮。隗合香记得，那时自己凌晨4点上班，晚上9点才能回家。2019年当年，食堂纯收入14万元。

　　2018年，48岁的安进平开了全村第一家“民宿”。

　　2013年，依托山区人口内迁政策，80户村民首次“下山”，搬进山脚下的新房。按照每人25平方米的分配原则，安进平一家6口人分到一套15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自己只出资十万元，余下将近三十万元由政府补贴。

　　由于丈夫和女儿在村外工作，安进平和留守在家的婆婆索性搬到亲戚家长住，留出整套房子招待游客。房子分为上下两层，共有七间卧室，两个卫生间。安进平还开起了“小平农家院”提供餐饮服务，住客如需要提供三餐服务，只需在100元一间房的住宿费用上添50元。从2018年起，团体游客、散客和到访的媒体记者需要留宿的，都会联系安进平。也有城里人来村里避暑、度假，会订下一周的房子。

　　看到安进平家民宿的红火，村里不少住户也加入到开民宿的行列。有的为游客腾一间房，有的干脆临时住到亲戚家，把自家房子改成客房。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安进平和周边的邻居一晚上招待100来人住宿。

　　每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是安进平生意最忙的日子。但对村里人来说，“忙”等同于“开心”。凌晨四点，安进平起床为游客做早餐，在准备三餐的间隙，还要打扫房间。

　　受运输距离和山地环境影响，村中没有大型菜市场。和所有做餐饮的村民一样，安进平需要坐车到县城里采买新鲜的蔬菜和肉类。紧凑的工作急需短期帮手。

　　前来帮忙的都是本村人，多是50岁以上的女性。很多人还要完成护林员的工作。每天早晨6点，她们沿着山路上行，在核桃树尚未结果之前，除去半米长的杂草和多余的枝叶。中午11点，工作结束，她们再下山去打短工。

　　负责护林工作的李增援介绍，在2010年，全村煤矿产业全部关停，政府号召全村退耕还林。原本以挖矿、运输为生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老人们留在村庄，护林队和老年割草队，成为一部分留守村民的选择。这两项工作能给村民带来每年一万三千元到一万四千元的收入。农家院、食堂和民宿算是开辟了一片小小的“零工市场”：帮农家院做餐饮一天能挣200元，民宿一天100元。

　　2020年，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的柳建民来到堂上村任第一书记。年末，村里集体经济收入15万元，给每个村民分了一袋大米。柳建民感慨，这里虽然不是贫困村，但煤矿关闭之后，村集体有七八年没给村民分过东西，现在终于尝到发展的果实。到2021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50万元。

　　“红”字上做文章

　　村民罗守艳记得，二十多年前，村里的交通还很不方便，自己也很少出村。村口只有一趟公交车，是辆小型客车。而下山只能走一条石子路，每逢雨雪，步行的话时常会摔跤，一抬脚都是泥巴。

　　如果想去房山县城，需要坐1.5小时的车，要去乡里，至少也要坐40分钟的车。G108国道顺大石河沿群山而建，曲折而狭窄，两辆拉煤的货车往往要小心避让，才能迎面驶过。

　　2010年煤矿全面关闭之前，遇到交通事故时，货车堵在G108国道三四天原地不动，这样的事并不新鲜。为此，堂上村的货车司机常常自备方便面、干粮和煮鸡蛋，还有商贩看准机会，在一辆辆货车间隙穿梭，沿途叫卖。

　　交通问题成为整个村庄无法跨越的一道坎。而由于世代开采煤矿，部分山体已经被挖空，增加隧道的难度也在升高。在村里人的观念里，倘若到“外面的世界”办事，往返需要一天。

　　即便如此，村里人最需要的仍是走向市场、与外界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上世纪70年代，堂上村想通过招商引资，邀请企业到村里测试从大石河源头直流而下的泉水，想要卖纯天然矿泉水。化验结果是这里的水虽然干净，但缺“锌”这种微量元素，不符合市场标准。从2002年开始，霞云岭乡政府倡导村民将自家承包的土地流转给村集体，规模化种植核桃。但从2017年开始，受市场影响，核桃销路紧缩，进价降低一半，影响到村民种植核桃的收入。

　　“煤矿关闭后，我们一度陷入迷茫”，堂上村现任党支部书记罗广仓感慨。他记得，在他第一次书记任上的2010年-2012年，想发展旅游，却拿不出有力方案。放眼一看，堂上村四面环山，南面是房山区代表性风景区十渡，东面是拥有国家地质公园的石花洞景区，毗邻本村地界的白草畔，海拔2161米，有“北京西南第一高峰”美称。相比之下，堂上村缺少独具特色的风景。

　　1994年，李增军参与迎接曹火星回村确认创作地点，懵懵懂懂觉得机遇降临。2001年，老馆批准修建，李增军和其他干部都想到红色旅游这条路或许能帮堂上村打开新局面：“在红字上还是要做文章的”。

　　罗广仓认为，如今，村民们已经尝到了红色旅游带来的甜头，此方天地大有可为。但另一方面，村里的旅游发展也有不少的局限。从游客角度，参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和曹火星故居一共需要60分钟。此后，游客再也找不到其他景点观赏，大多数人最多在村里歇脚吃饭。大部分游客集体出行，是单位或社区组织而来，很少在活动经费之外再有花销。

　　柳建民还记得第一次来村里时的情景：纪念馆门前的广场上，石板已经破损不少，一到下雨就会积水。闲置的老屋有待整修，几乎没有绿化设计，缺乏统一的规划，“景观几乎没有办法看”。

　　2021年，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姚东升接班第一书记。他介绍，从2019年开始，房山区提出霞云岭、蒲洼、十渡三乡联动发展战略。其中，隶属霞云岭乡的堂上村将获得发展契机，将村内的蝴蝶谷登山步道打造为“蝴蝶谷·平西抗战体验区”。根据初期规划，中标公司将在步道的最后一公里内重新设计栏杆，借以展出平西抗战根据地的展板、浮雕，提升游览体验。

　　2020年至2021年的“七一”之前，政府在村中投资的六个项目同时开工，包括红色旅游、低收入产业增收、生态综合治理等。纪念馆方圆数十公里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升级。当游客进入村庄，会看到葱郁的植被中掩映着登山步道。往里走，能看到重新翻修的河道、新修建的广场和公共厕所。

　　罗广仓琢磨着，想留住游客，还是要拿出点“农村的东西”来。2021年，堂上村在140亩梯田上，种上红高粱、白高粱、油葵、土豆、玉米和油麦菜，名为“五彩农田”。罗广仓告诉记者，按他的设想，这是用绿色生态配合红色旅游，吸引城里人的眼球。七月的时候，等到城里的游客走出纪念馆，势必会看到远处一片五彩缤纷的梯田。这样可以搞采摘，摄影等，游客能在村庄多停留一会儿。

　　同样怀抱希望的还有隗录云。今年，与所有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地区一样，堂上村暂时无法接待大批旅游团队，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但隗录云决定反向而行，把自己家的石板房重新装修，改建成新农家院。

　　开工半个月，隗录云已经投入10万块钱。这几天，她踩双千层底布鞋、套件格子衫，在工地和家之间穿梭。她说，一定要建成全村最好的农家院与生态园。对于未来，她愿意耐心等待。

　　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