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群星闪耀”时

　　对于英国文坛而言，18世纪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编撰《英语词典》的塞缪尔·约翰逊、写下《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爱德华·吉本、以《国富论》闻名于世的亚当·斯密、为塞缪尔·约翰逊写下传记的詹姆斯·鲍斯威尔都生活在这个年代。他们出身不同，职业各异，思想主张各不相同，却有着同一个身份——俱乐部成员。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利奥·达姆罗施的新作《重返昨日世界：从塞缪尔·约翰逊到亚当·斯密，一群塑造时代的人》将视角聚焦在成立于伦敦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规模不大，但成员名气都不小。除了自身在文化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外，“俱乐部”成员们还须具备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善于相处、乐于相伴。每周，他们都要去土耳其酒馆会面，谈笑风生，畅饮聚餐。这样的聚会往往要持续到深夜，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利奥·达姆罗施认为：毫不夸张地说，“俱乐部”成员们对同时代和后代的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约翰逊与鲍斯威尔：文人的相轻与相亲

　　按照书中的提法，“约翰逊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将文学批评与深具同理心的传记写作合成一体。鲍斯威尔革新了传记文学这门艺术，通过着眼于人物的特殊气质和心灵深景，将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就代表作而言，约翰逊的扛鼎之作仍是他的《英语字典》，而鲍斯威尔留下的代表作恰恰是《塞缪尔·约翰逊传》。

　　文学作品和作家，恰如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吃的时候，也想见一下那只下蛋的母鸡。约翰逊和鲍斯威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家，其中有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他们分别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这种地域出身带来的差异在两人首次见面时就展露无遗。1763年5月16日——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56年后——苏格兰人鲍斯威尔第一次见到了英格兰作家约翰逊，他结结巴巴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确实来自苏格兰，但这不是我的错。”约翰逊却略带轻蔑地给他来了个落井下石：“是的，先生。我发现您的很多同胞也是这样想的。”

　　从现在眼光看，这样初次见面的开场白未免显得有些不够礼貌，但如果回到18世纪的历史场景中就不难理解。在当时的文化界，一种所谓的“苏格兰厌恶症”正甚嚣尘上。和约翰逊一样，俱乐部成员约翰·威尔克斯也是“苏格兰厌恶症”的“重症患者”，他曾以嘲弄的口吻对约翰逊说：“一大群苏格兰人涌向伦敦，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约翰逊对此回答道：“所有苏格兰佬都一样。”1775年4月的《伦敦记事报》还记录了这样一段以约翰逊名义发表的讲话：“我并不憎恨苏格兰人。先生们，就像我不会憎恨待在水里的青蛙。可是我得承认，我不喜欢它们在我的卧室里蹦来跳去。”

　　“跳进”英格兰人“卧室”的鲍斯威尔经常因为其苏格兰身份备受羞辱。尽管他本人俊逸风流，俘获众多英格兰女子的芳心，却难以赢得英格兰绅士的尊敬。一次他去伦敦剧院看戏，身旁观众们在他耳畔高喊着：“苏格兰人滚出去！滚出去！”具体到约翰逊和鲍斯威尔这两者的关系而言，其中固然透露出约翰逊的地域优势与盛气凌人，但利奥·达姆罗施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约翰逊“喜欢突如其来地刺激别人一下，一次次试探他们”。利奥认为，“纵观两人的关系，约翰逊喜欢假装讨厌苏格兰和苏格兰人，不过是为了惹怒鲍斯威尔。很多时候他只是在戏弄鲍斯威尔。”

　　其实，相较于这种文人相轻，约翰逊和鲍斯威尔也有相亲相爱的一面。如书中所说，相识多年后，约翰逊曾对鲍斯威尔说：“我觉得与你相处，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来得容易。”有一回，约翰逊当着众人面说：“与鲍斯威尔相识的那一天，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鲍斯威尔听后，深受感动。从初次相见的相轻到相识多年的相亲，织密两人关系的是一次次的旅行。鲍斯威尔初到伦敦，约翰逊就成了他最好的向导。这位英格兰人曾说出“当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这句名言，对于伦敦的风物自然了如指掌，他常带着鲍斯威尔去舰队街的酒馆喝酒聊天，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两人相谈甚欢，感情也日渐深化。之所以鲍斯威尔能在传记中将约翰逊写得绘声绘色，就是源于两人多次在伦敦酒馆的长谈。当然，鲍斯威尔也投桃报李，他曾带着约翰逊深入到苏格兰的高地和赫布里底群岛旅游。出行归来后，约翰逊出版了《苏格兰西部群岛记述》，鲍斯威尔刊发了《赫布里底群岛游记》。即便亲密如斯，鲍斯威尔也有让约翰逊抓狂的时候。他经常发出苏格拉底式的追问，诸如：“为什么苹果是圆的，而梨是尖的？”

　　可是，再好的关系也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病魔的侵袭。转眼到了1784年的夏天，约翰逊和鲍斯威尔在俱乐部内最后一次相见。尽管席间依旧相谈甚欢，但离别时却发出悲音，鲍斯威尔看到约翰逊用轻快的步伐掩饰内心的不安，“让我深深觉得这预示着我们将分开很久很久。”就在半年后的12月13日，约翰逊因肺气肿、心力衰竭等疾病在家中去世。消息传到苏格兰，尽管鲍斯威尔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仍倍感震惊。“我惊呆了，有点愕然……但没有流泪。我的感觉是一片茫然，我知道过后我会有更深的疼痛。”

　　亚当·斯密：混俱乐部的经济学家

　　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写到，“如果他一生中不是有那么多重要的时刻在格拉斯哥度过，也许他也不会成为那么卓越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共生活了17年，除了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的3年外，对斯密思想影响最大的是1751年至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阶段。在此期间，格拉斯哥逐渐形成了一些由学术和商业精英参与的俱乐部，亚当·斯密先后参与了格拉斯哥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和文学会。那段混迹于俱乐部的经历，为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关于政治经济俱乐部的主要旨趣，牧师亚力克山大·克里尔曾回忆：“在这个俱乐部中，各成员表达了他们对于探寻贸易的本质、设计贸易规则的强烈兴趣。其中，他们相互学习知识并且交换观点。”亚当·斯密在俱乐部里提交了“1755年讲稿”（Lecture of 1755）。虽然该文稿散佚而不能知其内容，但后来的研究者推测“很有可能是讨论俱乐部中最受欢迎的关于贸易原则的话题，这些贸易原则对于（俱乐部）会员而言将带来很大的影响”。俱乐部还曾讨论过很多经济话题，诸如：纸币对物价有什么影响？对通货、对外贸有什么影响？小额银行券有什么影响？不兑换银行券有什么影响？

　　文学会最主要的活动是对1750年后格拉斯哥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展开讨论。亚当·斯密指出：“毫无疑问，不断扩张的贸易和商业已经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例如，1767年，文学会的一次讨论话题为“票据信用对于贸易国家而言究竟是利是弊？”这恰恰是当时格拉斯哥的烟草商人最关注的话题。那么，斯密等学者从商人处获得了什么？亚力克山大·克里尔回忆道：“当斯密和怀特博士加入到俱乐部后，我才和格拉斯哥科克伦市长逐渐熟悉起来。我为其敏锐和丰富的知识、礼貌的仪态、雄辩的口才而深深折服。斯密博士也承认在准备《国富论》的材料时，他从这位先生（科克伦市长）那里汲取到了许多知识和养料。”

　　等到1775年，亚当·斯密进入到伦敦的“俱乐部”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家。第二年，他出版了奠定其经济学之父地位的代表作《国富论》，这本书的写作持续了十余年。但亚当·斯密在伦敦俱乐部内并未给朋友们留下良好的印象。约翰逊说斯密是“他见过的最迟钝的家伙。”他还向鲍斯威尔抱怨说：“亚当·斯密喝完酒之后，满嘴酒气，变得极其令人讨厌。”

　　这样的关系自然影响了双方的交流，因而斯密在伦敦俱乐部的作用相对有限，但他的研究无疑对于俱乐部的意义作出了一种解释。18世纪的英国已经步入到商业社会，在《国富论》的第一篇中，斯密明确定义了商业社会的基本内涵，“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所有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人都要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就是商业社会”。18世纪英国的俱乐部恰好是当时商业社会的缩影，亚当·斯密等学者将俱乐部其他成员的活动纳入研究的素材。同时，其他成员也通过参加俱乐部吸收了约翰逊、鲍斯威尔和亚当·斯密的思想，这种相互交换引发了思想碰撞，从而奠定了18世纪英格兰思想繁荣的基础。

　　文化人的思想交流成就了俱乐部的繁荣，俱乐部的繁荣也促成了文化兴盛。从历史的语境看，18世纪的俱乐部与当今人们口中的俱乐部有着很大不同。在今天，俱乐部更多被视为休闲娱乐场所，而在18世纪，俱乐部更多的是思想、文化交锋的场域。这样的场域在英国被称为俱乐部，在法国被叫做沙龙，在中国则是书院。也许约翰逊在《英语词典》中对于“俱乐部”的解释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俱乐部对于当时人们的意义：“在某些情境中聚集的良友佳伴”。

　　□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