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性失业无需多虑，但也该找准源头早破题

　　■ 专栏

　　用科学、专业、精准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来减少摩擦性失业里的“摩擦”，更好体现我们的发展智慧。

　　近日，在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关于“摩擦性失业”的提法引发热议，甚至不少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

　　事实上，摩擦性失业是三种常见的失业类型之一，另外两种是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而对失业现象进行更加细化的专业区分，就能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控制与纾缓。

　　比如，一般认为，和结构性失业相比，摩擦性失业是短期的、暂时的。而当前青年群体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则是因年轻人对未来有着更高预期，因而也更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求满意的岗位。

　　认识到摩擦性失业这一现象的本质特征后，我们就能在相关政策举措方面针对性地跟进，从而降低或消除其不利影响，保障社会经济更好发展。

　　摩擦性失业是短期正常现象

　　失业，既是社会经济中让人非常“头疼”的问题，又是宏观经济中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因其所牵涉千丝万缕，关系到社会民生、产业发展、国家经济等各个层面，失业也一向为学界、商界、政府部门和社会所共同关注。

　　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率先提出非自愿失业的概念，开始将失业分为摩擦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前者是劳动力市场中短期存在的正常现象，后者则为反常现象。而随着不同时期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爆发，许多经济学家不断深入研究，并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论和更成熟的模型。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均衡失业理论被提出。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皮萨里德斯给出的摩擦性失业解释是，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的失业现象。

　　皮萨里德斯和另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莫腾森，也对此构建了完整的模型，形成了系统性阐述。

　　减少政策性摩擦是当务之急

　　从理论和实践看，摩擦性失业在全球范围内始终存在，我国也不例外，过去对此也有不少讨论。

　　这一次，“摩擦性失业”又成为舆论关键词，主要原因，还是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带来的“摩擦”。这场疫情在2020年上半年几乎让全球停摆，其造成的就业摩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我国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两手抓，将其“摩擦”减到最低限度，也因此才有了经济正增长、出口创纪录、民生就业有保障。

　　而今，疫情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新冠病毒的传播特性仍在不断变化，反反复复地给世界带来影响，摩擦性失业也因此不断发生。当前，国家层面不断要求各地科学防疫、保证市场流通等，正是在着眼于减少这种摩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摩擦，很大一部分是政策性摩擦，即政策不能对接、不能顺畅、不能疏通造成的摩擦，减少政策性摩擦是当务之急。比如，部分地方较为粗犷简单的防疫行为和方式，导致人流、物流阻碍，放大了这种“摩擦”，致使就业受到影响。这就需要找源头、下气力，及早解决。

　　尽管，一般认为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不一样，并不存在就业市场的根本性问题，但要知道，它们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如果摩擦和结构扭曲长期存在，就业所受影响时间较长，就业岗位和居民收入都受到影响，则必然会形成对经济周期性的影响。因此，解决摩擦还要迅速、及时。

　　当前的新冠疫情属于不可抗力，“摩擦”客观存在。但既然已经把摩擦性失业当作一个大问题提了出来，势必需要重视如何去从源头解决、纾缓。用科学、专业、精准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来减少这种摩擦，方能更好体现我们的发展智慧。

　　□万喆（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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