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长庚 情绪不是“炖肉时需要被撇去的浮沫”

　　很多人是通过“死亡课”知道“袁长庚”这个名字的。在过去五年里，袁长庚在南方科技大学开设了一门“理解死亡”的选修课，他在课堂上会让学生选择一种自己的死法，还把“设计一场葬礼”作为期末考试的题目，和一群20岁左右的学生们探讨这些讳莫如深的话题。独特的课程设计吸引了大量媒体的报道，袁长庚也在很多“00后”学生的追捧下成为学术界的“网红”。

　　袁长庚在上课时发现，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避谈“情感”。不只是避谈生命中的沉重，也包括生命中的喜悦，比如对爱情表现出本能的排斥。在“死亡课”之外，他还开设了一门“身体与情感”的选修课，和这些学生探讨情感的意义。“我其实想借着讨论爱情的由头，去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套避重就轻的认知惯性，为什么当代人的主体中，一些比较有承担、比较有行动力的部分正在逐渐退缩”。

　　社会科学和情感是怎样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他时，袁长庚说自己最初还计划就近期的相关学术争论写一篇文章。他认为情感-理性的二分法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过时了。“就像炖肉一样”，情绪不是“漂上来需要被撇去的浮沫”，民众翻涌起来的情绪应该被学界严肃地对待。而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学者面临的真正挑战是迎着情绪走进去，展开思想的劳作。 

　　“情感-理性的二分法早已过时”

　　新京报：我们这次话题从情感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开始。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有“价值中立”的说法， 研究者应该摒弃外界干扰、个人的立场和情感倾向进行独立的、理性的研究。你怎么看待这种研究取向，研究者可以摆脱“情感”做研究吗？你又如何理解社会科学研究中涉及情感的问题？

　　袁长庚：很多人谈到“情”的问题时，他们看到的“情”是“情绪”。用网络上流行的话来说，情绪是非常“emo”的，它是不可控的，它是与你的分析和判断能力、理性思考相对立的东西，总之是比较负面的。我坦白地说，这种知识论上或者认识论上的二分法是一个非常陈旧的区分，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不再成立了。今天，大多数的西方学者无论研究什么议题，只要涉及对人的基本理解，很少会有学者使用所谓的启蒙意义上的理性的概念。这种理性的概念认为，我们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做到非常地客观和价值中立，不被情绪、不被利益所左右。二战以后，西方的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等各个学科都不再承认这个对于人的基本假设。

　　在英文中，当我们谈到“情”，我们更通常地使用affect这个词来指代这个概念，很多中文学者把它翻译成为“情动”。这在吉尔·德勒兹等学者的体系中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这种新的哲学观点认为，人实际不是一个理性动物，其实我们是通过情感的反应来行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刺激，于是我们对刺激做出了一个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因为我们是“有情众生”，我们对外部刺激做出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成为了我们行动的开始，是我们走向他人、走向世界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运用理性，或做出一些价值无涉的判断，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动，能够产生人之所以为人的很多东西，正是因为我们有“情动”。

　　美国新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安顿曾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屠猫记》，这本书讲的是在社会变革到来之前，为什么整个法国社会中的人会呈现出一些癫狂或者说非理性的状态？这是因为，社会情绪优先于理性表达，情感会先一步透露出人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不满，或对于社会变革的某种期待。换句话说，有些时候情绪是更准确的，它更加直接、更鲜明，问题在于这些情绪没有诉诸成熟的话语，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表述。所以对学术研究而言，研究情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成熟的文字和话语可以追溯。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文社科领域，我们发展出了很多不同的工具，或者说不同的可能性去衡量和理解人的情感。比如在人类学界就在强调，研究需要反复走进人的生活。在历史学界，很多学者开始注意一些以前大家不关心的史料，那些被称为“边角料”的通俗文本甚至低俗的内容。

　　研究“直销”组织：在凌乱冲突的经验世界中寻找一条可理解的路径

　　新京报：我记得你在读博期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一个直销团体做田野调查。很多人听到“直销”或“传销”都会谈虎色变，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参与的人都丧失了理智。你的研究结论却在质疑普通人的固有印象。当时你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研究？

　　袁长庚：其实非常偶然，最早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现象。当时我在研究跟健康相关的身体实践，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在临床环境之下看人们在医院当中的表现。那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如果你对健康或医药感兴趣，他知道有一群营养学的民间爱好者，他们非常投入，每天都在学习关于养生的各种身体实践。我一听就非常感兴趣，没想到去了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直销组织。

　　提到“直销”或“传销”，你遇到的人当中，可能10个人中有9个会告诉你，这个事没有商量的余地，从事这些事情的人都是坏人，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我第一次参加活动就非常震撼，容纳几千人的礼堂坐满了人，大家都在倾听演讲者的发言。那个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脑子里曾经被灌输过的刻板印象，几乎每一条都对得上。我觉得这实在太荒唐了，本来坚持了一天之后就想离开，没有必要研究这群人，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但是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知道直销组织是以销售和卖货为最基本的盈利途径，但奇怪的是，他们整整两天的活动中，只字不提卖货的事情，只是讲了很多“如何处理夫妻关系”“为什么要经营美好的人生”“金钱跟财富跟未来生活之间的关系”之类的话题，但是他们只字不提如何去销售，怎么样说服别人。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要调动这么一套复杂的话语系统，他们到底想要完成什么？

　　我接着跟着这个团队相处了两个星期，我意识到这个组织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那些人基本上把整个人生不同阶段的方方面面，都跟他们所谓的追求某些东西绑定在了一起。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特别完整的一个研究群体。于是我回到学校以后说服了导师，更改了我的研究问题。我后来在论文中用了二三十万字，只为了讲清楚一件事：在过去二三十年的社会变革中，除了经济指数起起伏伏的表现以外，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过去计划经济制度的庇护，家族与亲朋之间的情感联络、生活的安定性、甚至失去了对一些基本道德原则的信心。这一系列人生际机遇的转折点，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力量。这个时候，直销、传销或者我们现在更喜欢说的某些“保险”之类，他们“征服”这些人的关键，就在于找到了情感的突破口。我发现一个直销团体中的10个人中，可能10个人都在赔钱，没有人在真正意义上挣到钱。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他们认为做这件事是为了回应自己情感上的波动。他们生活的世界需要被重新整理，这个整理的过程需要知识的学习，需要对价值观念的重新理清，需要对未来进行重新的想象。他们不是简单地被谁教育或被“洗脑”，而是和这一系列社会发展有着紧密关系。

　　新京报：直销组织的研究给你后来的学术生涯带来了怎样的启发？你在很多访谈中一直提及生活经验的重要性。怎么看待生活世界的经验对于社科研究的帮助？

　　袁长庚：只有在生活经验中寻找答案，我们才能对人的复杂性有深刻的认知。直销组织的研究告诉我这些人不能简单地用“坏人”来概括就结束了。这就像我们都知道吸毒是犯罪行为，但一些影视作品也会对毒品吸食者抱以一定同情。因为处于现在社会巨大的压力下，每个人都可能用一万种方式崩溃。

　　对我而言，直销组织的研究不光是博士论文研究，它其实对我理解人的存在本身也有教育意义。它让我意识到，很多问题其实是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被重新整理记录和表述过，非常凌乱，杂乱无章。只有当你仔细跟他们的世界交流，你才会意识到，它其实给了你一个更大的题目，你要做的就是从这些在知识体系上互相矛盾的事情中找到一条可理解的路径。有些学者说，我只研究那些看起来逻辑自洽的食物，比如当你能够很清晰地表达，讲述自己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时，我才会研究你。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又有谁可以时时刻刻把自己的人生解释得那么清楚？如果你真诚地面对自己的人生，有多少人可以说我的人生走到现在的每一步是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呢？很多时候我们处在某个人生的拐点上，可能那个时候出现了一股力量，你就顺着这股力量走。后来你当然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解释说我们会不会这样做，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是一个行动的过程，你就对它产生了回应，然后你就前进了。

　　我之所以这么强调生活世界，就是因为我自己就在被它深刻地教育，当你能够看到人在文字或者哲学意义之外的那种深度，你才会认为这些东西同样是在治学上需要非常严肃对待的对象。民众翻涌起来的情绪从来不是不重要的。就像炖肉一样，有些人觉得这些是漂上来需要被撇去的浮沫，我从来不这样认为。

　　问题在于，学者对于生产知识的基本框架和范式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一些学者在动身做调查之前，他想要达成的观点已经非常地定型，甚至说已经成型了，所以无论他再如何做调查，他只能是重复验证他心中既定的问题意识。另一些学者则说，我感知到了两种力量存在着紧张关系，但我不着急下结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相信微观世界，相信生活经验本身的力量。这是因为它可能比我们形成的那套已经反复表述、甚至言之凿凿的所谓理论要更有说服力。由于生活本身可能是非常混乱和嘈杂的，学者其实需要更高超的概括和理解能力，才能够去捕捉到其中真正有启示性的部分。

　　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对于学者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如果你想要做严肃的题目，就应该迎着这种情绪走过去，你需要走到情绪当中展开思想的劳作。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