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鹏 情感社会学真正研究的是“世道人心”

　　在社会学的叙事中，“情感”是一个渊源久远、却曾遭遇遗忘的角色。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齐美尔，乃至以“工具理性”一词闻名的韦伯，都曾从不同的角度将情感视为重要的论题。随着古典时代的结束，学术中心自欧洲向美国的转移，学科专业化与理性化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社会学研究的旨趣，情感的地位遭遇边缘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它才重新被学人们发现、打捞，并逐步走向学术舞台的中心。

　　青年学者王佳鹏长期关注情感社会学，尤其是与之相关的思想史问题。在研究之外，他还翻译了很多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名作，比如霍克希尔德的《心灵的整饰》、詹姆斯·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彼得·比尔曼的《寻找门卫》等。这些作品讨论的问题涉及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内在都和“情感”问题相关。用王佳鹏的话来说，“情感问题往往都不只是情感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反过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却都是情感问题，至少都涉及情感问题”。

　　王佳鹏的导师、社会学学者成伯清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情感之所以能成为古典时期社会学者们关注的话题，除了学科内在的逻辑，社会文化背景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彼时正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欧洲社会正经历着社会结构的剧变，大众社会的形成，使得如何直面“激情的人群”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当下的中国社会同样正面临着转型，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更是让我们直面一个比一百年前更复杂的情感景观。追星粉丝的“狂欢”、强者对弱者的“羞辱”、面对不公时凝聚的“义愤”……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些情感？王佳鹏从情感社会学的思想史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

　　“情感”在社会学研究中是如何复兴的？

　　新京报：情感社会学发轫于20世纪初期，但一般认为，1986年美国社会学会的情感社会学部的建立是情感社会学正式登上学术世界舞台的标志。与社会学的情感转向同期的，也有社会学的“身体转向”、“语言学转向”。你长期从事情感社会理论的研究，能不能谈一谈，社会学“正式”关注情感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时代、思想背景？

　　王佳鹏：首先可能要看什么是“情感”，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在此就暂时搁置不论了。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的话，社会学对“情感”的关注，可以说在其奠基时代就是非常显著的。比如马克思对异化的讨论，涂尔干对自杀和集体意识的分析，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社会心理的刻画等等。

　　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学术中心，结构功能论一家独大，对情感似乎关注较少，但也不是完全不关注，比如帕森斯的模式变相中就有情感性-情感中立。当时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结构与人格关系的研究，很多都特别关注情感，比如戈夫曼对于尴尬与社会结构的讨论，理斯曼对于耻感、罪感、焦虑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更别说心理人类学或文化与人格学派，比如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等，对于文化差异和成长经历对于心理和情感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结构功能论受到诸多质疑，社会学流派更加多元化。情感社会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美国社会学情感社会学分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即使在此之后，很多人也不认为情感社会学就是重要分支，很多时候还是将其划分到社会心理学下面，准确地说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情感社会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从总体上看，社会学在不同时期都对情感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在根本上主要关注的是现代化、理性化、文明化进程中的“世道人心”。在奠基时期，可能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更为强烈，有的社会学家还有怀旧情绪和共同体情结，所以对情感的关注和重视更多一些。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对现代化更加乐观自信，甚至要推广到世界，所以对情感的关注相对少一些，但也并非没有，也并非不重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各种动荡，学术上出现各种转向和流派，此前不太受重视的身体、情感、日常生活等问题反而获得突出强调。

　　新京报：有学者总结，当下有关情感的社会学研究，在方法层面逐渐走向多元，比较明显的是从定性方法走向定量。相较于“理性”的很多指标，多样的社会情感的一个特征就是极大的流动性和模糊性，甚至如何界定一种情感都很难在学者中达成共识。你觉得情感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说难点是什么？

　　王佳鹏：各种转向盛行，分支越来越多，方法日益多元，定量逐渐占主导，这些不只是情感社会学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潮流。学术世界就像齐美尔所谓的时尚一样，不断追新求变，似乎不断追上新颖的、热门的话题就能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情感转向或情感研究可能就是其中的话题之一。

　　我觉得情感社会学研究，跟任何研究一样，最根本的问题或难点是如何真正扎实地、深入地理解人心，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不理解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不管是研究身体、情感、日常生活，还是研究语言交流、经济交易、政治权力，可能都难以做出太大的贡献。如果说情感研究跟其他研究有何不同的话，可能相对于其他问题或领域而言，情感要更加难以理解，就像我们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当然，情感社会学不是读心术，不可能读懂每个人的心思，或者说情感社会学要读懂的不是某个人的心思，而是“世道人心”。要读懂“世道人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方法论，可能是费老晚年在回顾和反思中提出的“将心比心”，这既是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也是一种为学为人的自觉。不管属于何种学科和流派，不管采用何种研究方式和方法，情感研究者或许更加应该将心比心，知人知心。

　　此外，对于情感的界定和测量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我并不反对情感测量，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情感测量的价值和局限。测量情感很容易，理解情感很难。测量情感有助于理解情感，但不一定就能理解情感。当然，定量与定性、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各种视角或方法肯定都是各有价值和局限的，最好可以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即使只是采用其中一种方式，也要意识到这种方式的特定局限，它不一定是最好的，不一定就能理解我们要研究的人群及其情感。

　　情感表达的形式比情感本身还要重要

　　新京报：霍克希尔德还特别提到了一种情感的阶级性。比如，中产阶级的孩子从小就通过各种途径养成了很好的情感管理能力，能够面对不同的情境选取合适的方式表达情感。在当下的网络环境里，面对一些公共事件，很多人会认为，我们不应苛求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即便它不“得体”，不“理性”。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佳鹏：古今中外，感受规则和社交礼仪肯定都有社会分层的特征。一般而言，越是上层，越是熟悉感受规则和社交礼仪；越是下层，对于感受规则和社交礼仪，越是不熟悉，不擅长。不管中国还是西方，最讲究这一套的其实是上层精英。但都有一个逐渐下移的过程，西方是从宫廷贵族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古代中国是从贵族到士族再到平民，礼仪在下移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现代社会主要是中产社会，中产阶级肯定要更加熟悉感受规则和社交礼仪，比如霍克希尔德就是外交官家庭出身。对于大众来说，追求阶级攀升的过程同时也是掌握感受规则和社交礼仪的过程，有时候这比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提升还要难。当然也存在相反的变化，比如1949年后的社会改造，再如现在中产阶级有人穿破洞的衣服，说粗俗的话。

　　情感与情感表达，交往与交往方式，肯定都很重要，最好是二者可以恰如其分地结合，以恰当的方式表达恰当的情感，以恰当的方式与人交往。要做到恰如其分比较难，所以面对别人不恰当的情感和语言表达时，要看心不看行，要学会谅解，这是一般的交往准则，或主要是伦理道德层面的要求。

　　如果从个人道德修养层面转向社会交往、网络交往层面，情感表达的形式或方式可能比情感本身还要重要。这不只是网络交往问题，其实也是社会秩序的根本问题。比如先秦时期，孔子主要讲仁，荀子却强调礼法，尽管都强调仁和礼，但侧重点已经从仁转变到礼了，同时社会重心也从贵族转到士族、寒族了。不管是否认同中国儒家或西方中世纪宫廷社会，情感表达和社交礼仪都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方面。同样，对于当代社会和网络社会来说，也需要一定的礼仪和规范，人们要大体上清楚各自在不同场合中该表达什么，可以表达什么，如何表达。

　　至于“特权”问题，我觉得不能认为中产阶层的情感表达方式、社会交往礼仪就一定是特权的。这些表达方式中，有些是实用性的，为了更好地交流和表达，有些是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后者更难以掌握，也更不实用，可能更多一些象征特权、突显优越的作用。在礼仪的不断下移过程中，这些象征性、礼节性的部分已经更多地被舍弃了，实用性的部分得到了更多的延续，中产社会或大众社会已经比过去的贵族社会平等多了。继续发展的方向可能是，对于那些实用性的部分，可以促进人们相互理解而不是体现身份优越的部分，应该学习和延续为主；这部分礼仪学习起来可能比较容易，也比较实用；对于不那么实用、不是促进相互理解而是体现身份优越的部分，则需要改革甚至舍弃。具体如何改也不是哪个人或机构说了算，要根据社会实践不断探索和总结。总之，不能把情感表达方式和社会交往礼仪完全等同于特权，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