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盈 社会学研究的“情感”在场

　　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性与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定性研究方法。著有《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2018）、《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2017，合著）、《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2013，合著）、《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2011，合著）、《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2008）。自2007年起负责组织两年一次的“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与“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班”。

　　提起国内的性社会学研究，黄盈盈是绕不开的名字。自研究生起，她就跟随导师、“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做“小姐”研究，开展中国人性行为、性关系和性观念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2014年，潘绥铭退休，黄盈盈接过衣钵，其中包括两门课，一门是性社会学课，一门是社会学调查方法课。

　　在黄盈盈看来，这两门课既是一拉一推的关系，也无法互相割裂开来。一方面，性社会学和很多热点事件相关，同时和研究者的情感、价值、道德判断非常相关，现实感、切身感都很强。方法课则是要把情感性和立场性的东西往后拉一下，让研究者去看观点背后的思维方式与推论过程。另一方面，正是性议题本身的敏感性，凸显了社会学研究在方法学上面临的挑战。事实上，早在2011年，黄盈盈与导师潘绥铭就曾出版《论方法》一书，明确提出社会学调查中“论方法”的重要性。

　　何为“论方法”？黄盈盈认为，这是介乎一个偏哲学和理论的方法论层次，与一个非常具体的、细节的技术性之间的方法讨论，或者说是把研究方法本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去研究，包括打开研究过程、审视研究过程中的不同步骤，包括社会调查与时代背景、研究与生活之间的关联，也包括反身性的思考。

　　我们就专题《“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采访了黄盈盈。我们将社会科学研究中众多争议性问题细细拆解，从她和导师潘绥铭一直强调的 “日常生活”研究视角，到研究者如何处理自身的情感、价值与立场，再到什么样的研究议题才是“真问题”，所谓议题的“真/假”如何被现实影响和构建。最终，我们回到一个显见的答案：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研究。“实际上，你选择什么样的研究问题、你的理论旨趣、你会更容易看到哪些‘现实’以及你最后做出的解释方向一定会带有你的立场。不同的是你是否对此自觉，且能反身性地适度地抽离。很多时候，最糟糕的状态是你其实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但是自己不知道，自诩‘理中客’，然后还批评别人太感性。”

　　“日常生活”与“总体性认识”

　　新京报：在过往的研究中，你一直强调“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想请你展开讲一讲，你和潘老师提出的“日常生活”研究视角的缘起/关怀？

　　黄盈盈：最近几年，很多人都在谈“日常生活”，但各有侧重点，包括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更加倾向于方法论的“日常生活”，当然，还有更成体系的“日常生活理论”，等等。我和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朋友们也做过相关的读书会，办过几次“日常生活”论坛，试图跨学科地碰触“日常生活”的纹理，包括不同时空中不同人群/个体的衣食住行，身体、情感、性/别等领域的具体议题，也包括对于“常”与“非常”的讨论，以及如何重拾我们的“好奇心”，等等。

　　具体到我关注的“日常生活”，主要侧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方法层面强调我们所关心的人群的生活逻辑，包括他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以及背后的运行逻辑。这点和我的学科训练有关。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跟着潘绥铭老师做研究。潘老师的一个研究特点是： “接地气”。直到现在，我在给我的学生上方法课时也会强调这点。所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些关键词会自然凸显出来，比如对于我想要了解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实践是怎样的，人际关系如何，如何为人处世；不同人群或者个体的“生存之道”“生计道德”“生活境遇”“民间知识”；什么人，做着哪些事儿，透着什么理儿。

　　这里结合我所了解的学术语境再多说一点。当我强调日常生活的时候，并不是说不去关注结构性的因素。这里涉及社会科学界关于方法讨论的两个走向：一个是往下扎根，强调日常生活这一块，另一个是强调一种总体性认识，或者一种结构性认识。更广泛一点，触及微观-宏观的长期分野。这个讨论目前恐怕还避不开，但是这种二分本身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日常生活也有结构性的因素在，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强调日常生活就是琐碎的，碎片化的，以及潜台词，不重要的；结构性认识也不是不需要去看具体的人和事儿，也不可能脱离生活的细节不切实际地去谈。

　　新京报：可以举一些实例吗？

　　黄盈盈：比如，我最早做“小姐”人群研究的时候，手头的项目大多数是和艾滋病/性病防治有关的，但只要和这些女孩子打完一段时间的交道，你就会发现，她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最紧要的问题并不是你的项目目标，而是怎么避免被抓的问题、怎么应对客人的暴力问题、怎么预防和处理妇科病的问题，以及怎么不被家里人发现的问题。当然，还有怎么赚钱，怎么更加安全地谋生的问题。所谓强调生活逻辑实际上就是研究者不能先入为主，拿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去框人家，而首先是要开放性地进入到她们的经验世界，看看她们平时生活中都在关心、遭遇着什么。我不是说，项目/研究目标就一定没有意义，而是这个差距要认识到，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合适的研究问题或目标。而这些生活境遇都与经济发展、政治／政策、性／别文化以及社会流动等无不相关。

　　另一点是将日常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存在以及日用而不知的思维观念问题化。我对身体、性/别等议题的关注都包含在这里。事实上，习以为常的东西常常会被我们忽略，因为太想当然了，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这里有可挖掘的研究问题。比如身体和性对于大家来说太日常了，可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问题”。但这些现实的存在或者说隐而不显的思维习惯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需要被问题化，我们也要反身性地认知我们看这些问题的思维方式，以及主流话语体系对于这些问题的忽视、误解与偏见。

　　从某种角度看，我觉得这是日常生活视角中更具批判性的一面。很多时候，常识并不是想当然的或者说正当的存在。比如女性主义的发展针对的就是以前大家关于性别的习以为常的看法或者想当然的看法与做法，去剖析这种看法与生活实践是如何形成、为何形成、有什么问题。所以，当我们这么去提问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存在时，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需要不断被讨论、挑战和问题化，以及，很重要的，积极探讨如何走向更好的存在。

　　“感受/体验”与“观察/访谈”

　　新京报：在之前的女性学者访谈中，你提到田野观察是一种综合和讲究整体性的研究方法。相比于观察、访谈，你更强调感受和体验。从社会学方法出发，你如何理解情感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

　　黄盈盈：人类学对此有过很多讨论，包括田野中如何调动五感，也包括把情感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我还是结合我自身的有限经验从方法的角度来谈。

　　在《论方法》中，有一个章节是谈社会学调查中的观察、旁听、聊天和体验的综合使用。我们专门把体验作为方法之一拎出来强调。后来，在讲课的时候，我也会不断强调这点。这是因为，第一，我觉得它在社会学方法领域被严重忽视了。第二，它的重要性足够对等于其他几种资料收集方法。我理解的“体验”，跟你这里的情感，当然也是相通的，它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场感”和“身体/情感在场”。

　　做过社会调查的人，其实也都会有感触，我们自己的身体与情感在场、性/别在场是无法忽视的。性研究可能更加凸显。2015年我参加过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举办的一个性研究方法讨论会。当时她们的论文征稿（Call For Paper）就很吸引我，其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如何正视研究过程中的情感与身体，包括她/他的，我的，还有研究关系之中的。假如酒吧里有人跟你搭讪，甚至于摸你两下，会怎样？假如有人表示喜欢你，或者你喜欢上别人，会怎样……这跟社会科学研究有关吗，跟方法有关吗？当然。

　　我们要如何对待研究中的这诸多体验与感受？感知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规避，它反过来会促使我们去审视自己的身体与情感，包括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感受与行为，从而更好地认识不同人之间的距离/连接。当然，如果你真的受不了，那就退出，也没必要为学术而“献身”/委曲求全。而对于你试图去了解的人群的生活与工作情境的感知，本身就是资料的一部分。早期我和别人讨论“小姐”议题的时候，大部分人的看法是这群女的一定过得很惨，都是泪，这和我在田野中的朴素感知不太一样，她们有烦恼，但同样也有欢声笑语。这种朴素的感知构成了我认识与对话的基础之一。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感与身体在场，还可以联系到研究者的生活经验与感悟之于研究的意义，情感是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很多学者写过相关文章，比如黄宗智老师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如果看潘老师写的书：《存在与荒谬》《生存与体验》《情境与感悟》，还有近年我的《我在现场》，从标题里，你就能看到我们对于情与感的重视。我自己上方法课，没有教科书，更多地会结合切身的研究经验和案例，辅助以文献来讲。也会强调“下水学游泳”，强调“切身知识”。当然，如何从感到悟，还是需要很多努力的。

　　但是，这里还需要处理研究者和研究群体的距离问题。因为某种情况下，你的感受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小姐”的感受。你如何看待这个距离？比如当我坐进发廊，一个客人进来时，他不知道我是研究者，会把我当成“小姐”来对待。但即便是这种情况，我不做生意，所以和“小姐”的感受还是不一样，有些感受我体会不到。研究者需要承认这一界限，我们无法完全进入到被研究者的世界，我们的感觉也无法替代她人的感觉。这是反身性思考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什么需要讲方法、讲多维资料的收集与联系/印证，等等。谈方法不是谈我或她，而是一/多种关系，包括研究过程与互动中觉知的距离与连接。自己只能作为方法的一部分。

　　“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

　　新京报：在《论方法》一书中，你和潘老师提到，围绕“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问题，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过十余年的争论。在过往的研究中，你如何理解这一组概念及其衍生的相关讨论？

　　黄盈盈：社会科学中有一些经久不衰的话题，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就是其中之一。但每个阶段学界就此延展开来的讨论侧重点可能会不太一样。比如围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讨论，偏重社会科学研究中客观与主观的讨论，又或者是触及方法层面有关定量和定性的讨论，等等。到了今天，我们还在讨论，只不过没办法那么二分地去看这些话题。

　　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涉及另一组概念：事实类知识和规范类知识。所谓事实类知识，就是要尽可能地把你想要了解的研究对象的现存状态描绘出来。它比较偏向实然问题，也就是这件事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规范类知识说的是它应该怎么样，是一个价值判断。比如，当你问道，什么是一个好的“性”，这就是一种规范性提问。这些划分，当然是一种理想类型，不可能非此即彼，但是就对话来说，当下依然有它的意义，不然很容易我说的实然，你批的应然，各说各话。这里插一句，我现在还会单独再提一类知识，对策类知识。它跟事实类、规范类还有所不同。对策类知识除了对现实的把握与多维分析，对应然的追求，还要结合可行性，包括对当下制度与民间智慧的了解来探讨策略。这类知识，就与（良性的）社会介入有很大的关联性。这也是我在长时间就性/别议题有关的争论中逐步意识到的，我经常感到大家不在一个点上说话，但是却能吵得不亦乐乎。

　　中立还是关联，都涉及立场。如果我们把这里头的争论走个极端，一端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应该和自身的价值、立场割裂开来，研究者不应该代入自己的主观情感。这和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脉络相关。而另一端是偏规范性的。这一类研究的价值立场会非常强。比如很多社会批判类研究、行动研究会强调价值的卷入，认为价值中立既做不到，也没必要。而价值介入可以对社会带来（良性）改变。

　　但更多学者是处于这两端的中间某个状态。我自己认为，不是说研究者的价值不重要，他们对于社会的关怀或是想要带来的改变不重要，而是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你不一定说是价值“中立”，但是一定要认真去了解你关注的那些人群和现象的实际状况。某种情况下，需要悬置你的立场，进入现场。尽管事实不可能不掺杂情感、立场，但是事实类知识的提法依然会提醒我们这一点。

　　在我看来，这种对立场的悬置能力是需要培养的。你不能拿价值的立场判断先验地做出论断，而是至少要开放地进入现场，看一看是怎么回事，这些人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当然，在分析时，结合多维的信息与知识，你依然可以、也会形成自己的综合判断。实际上，你选择什么样的研究问题、你的理论旨趣、你会更容易看到哪些“现实”以及你最后做出的解释方向一定会带有你的立场。

　　从这点上来说，我认为比较有意义的不是去争论我们到底要“价值中立”还是“价值关联”，而是我们要怎样去对待通常所说的现实或者真实，我们又要怎样去对待我们自身的立场（包括我们的阶层性、价值观、知识格局），而这两者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新京报：我想起在之前的访谈中，你提到自己有段时间经常就“小姐”议题和人吵架。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梳理自己的立场。

　　黄盈盈：我自己很多时候都在试错。当我发现自己的立场过强了，就需要退一步。我在做“小姐”研究的时候，有过那么几年，的确很容易和别人在这个问题上吵架。其实对话是最容易凸显甚至重塑立场的。当年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自诩是一个分析派，也就是仅仅把我看到的东西给读者展现出来。随着各类对话的增加，妓权立场就开始起来了。这几年我更倾向于认为，研究实际是在田野和对话之中不断拉扯而成形的，包括和文献的对话，和不同人群的对话。而在对话之中，你会看到很多差距，包括认识的差异，也包括你所看到的现实与不同人的认识之间的差距，这时候就会逼迫你去想，“我”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态度，我的态度何以如此。而即便是同样的田野材料，随着时空的延展、情境和语境的变化，当然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理论的积累，我们的理解与诠释也会不一样。

　　之前我在香港大学参加一个口述史方法的会议。我提交的论文是在田野的基础上做访谈，主要是以“小姐”研究为例。但好几个听众对我的提问都是：你对“小姐”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这也逼迫我去面对自己的立场，也让我进一步认识到，无论于我还是听者，“小姐”议题的道德性、价值立场，都无法规避。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作为研究者，需要对自己的立场有自觉，经常性需要跳出来看一看，多维地分析一下，保持学术研究应有的独立性与开放性。所谓现实和立场的关系不是二元的，而是一个度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拉扯与警觉的变动的问题。

　　“真问题”与“假问题”

　　新京报：你在出版《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一书时，也提出过中国主流社会学界对于什么是重要的社会学议题，什么问题重要有一个认知。比如阶层、流动与分层重要，社会治理、社会建设重要，家庭也越来越进入重要的行列，性别也比性更重要。在你看来，为什么性/别问题在社会学领域长期不受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黄盈盈：这的确是这几年学界讨论比较多的问题。2018年以来，项飙和汪晖老师也曾组织过几期会议，有关“我们如何提问”，也就是问题感。里面包含非常多的面向，也触及什么是一个好的提问，提问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无论是在全球格局中，还是在国内或西方学界内部，都存在学术/知识的权力关系，也会因此影响对于议题重要性的判断。就社会学来说，一直也都有类似宏观-微观、制度-日常、结构-主体，抑或关系主义、过程、机制，哪一类更重要、哪一个更能抓住中国社会本质的问题。上个月，我在清华大学参加的“经验、问题与学术”的会议，也不断看到各个学科内部有关宏观/结构-微观/日常之间的张力，而且是很难交流与弥补的张力。

　　很多人认为，我研究的性议题或者如身体、情感、性别等议题，无法触及一些大的更为根本的问题，过于私密、日常、琐碎，不够高大上。这背后就有一个对于制度、结构的偏好在。即便是身体研究，“国王的两个身体” 听起来似乎就比“乳房、阴道、阴蒂”等女性身体更具有研究的正当性；大姐也比“小姐”重要，是吧。

　　哪些议题在当下被认为更加重要，这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很现实地讲，哪些人的位置更高、声音更大、资源更多，哪些问题就可能会更重要。学界不是象牙塔，社会上存在的权力关系，学术界也照样存在。

　　当然，什么问题重要，这和学科本身的发展背景相关。比如，社会学要回应凸显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社会学是上世纪80年代才恢复，当时，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等，是很重要的议题，这也不奇怪。这也是为什么，80年代以来，有关社会分层、城乡二元与流动、农民工的研究，有那么多人去做。而有影响力的学者自身的学术训练与传承、生活处境与性/别观念等等当然也都会影响问题的偏好。

　　但同时，它和资本、政治也都有关。学术项目需要资助。资助方关注什么议题，也会影响议题的导向。比如，2000年的时候，性研究前所未有的热，这是和艾滋病领域的资助有关，而当时很多有关性传播的研究会关注卡车司机，这和现在沈原老师研究的卡车司机就不一样，当时是将他们当做潜在嫖客、性传播风险人群来对待的。学术的政治性，就更不用说了，这几年越来越凸显。

　　我说的还都是一些范畴、关注点，并不是学术上的“问题”。好问题不应该被权力、资本这些因素所绑架。它应该是你结合对现实背景的把握、对理论脉络和已有知识的了解，同时也立足你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研究兴趣，综合地提出一个可以回应且有启发和洞见的问题。从这点上来说，有关好问题的学理判断和你着眼于制度建设还是老百姓的日常无关。每一个关注点都有可能生发出一个好问题，也都有可能做烂。当然，在学术脉络里，当下什么是好的问题，什么是具有现实与理论穿透力的研究问题，值得持续讨论。

　　采写/新京报记者 青青子